為何戒急 對誰用忍

　自從前總統李登輝先生提出「戒急用忍」作為限制台商赴大陸投資的基本方針之後，這四字訣便一直成為政府在制定兩岸經貿政策時的重要依據。雖然執政黨已由國民黨變為民進黨，兩岸加入WTO的時程亦即將到來，但是，民族主義形態的戒急用忍政策卻仍是政府在兩岸經貿互動上的最後底線。在戒急用忍的框架下，從所謂「國安捐」、「總量管制」，到「資金回流機制」的建議，不但沒有一項能獲得多數民眾及企業的認同，即使在政府部門之間亦未能形成共識。事實上，從開放赴大陸投資以來，外移台商在數量及質量上都已大幅提高。經濟部長林信義巳表示，累計台商赴大陸投資金額已達七百億美元，直逼外匯存底數字。此外，《商業週刊》亦指出，常駐大陸的台商超過五十萬人，而投資的件數亦超過五萬筆。至於投資的產業也從過去低成本中小型、低增值的勞動密集產業型態，逐漸轉化成大型化、集團化、高增值產業化投資型態。我們認為以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為基礎的戒急用忍，不但不符合實際全球化潮流的趨勢，更在理論上有其值得商榷之必要。

　首先，從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布列敦森林會議(the Bretton Woods Conference)的召開起，建立一個較自由的貿易體系(freer trade system) 一直是各國努力的目標。雖然，其間歷經了保護主義、新保護主義的挑戰，亦使GATT(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的功能喪失，但是，WTO(世界貿易組織)的建立與運作正代表著各國並沒有放棄原先的理想，仍力圖為世人創造出更多的經濟利益。因此，在「國民待遇」、「最惠國待遇」以及「平等互惠」等非歧視性原則下，WTO要求所有的成員國能遵守諸項原則，並開放其國內市場。因此，一旦台灣加入WTO，其戒急用忍政策則勢必要放棄。雖然台灣仍可申請使用「排他條款」，但其效果及包括中共在內其他國家的反應則須納入考量。與其被迫取消戒急用忍及開放三通，何不有計劃的來因應全球化對台灣產業所造成的衝擊。或許政府會說他們已在規劃三通、並考慮放寬戒急用忍，以確保台灣的自主性，但觀察其發言與提議，除有個別作為外，至今仍不見完整之配套措施。

　其次，或有人會說，若中共對台灣沒有敵意，不會以武力犯台，不堅持兩岸統一，則台灣又何須採取戒急用忍政策。這些人所擔心的是一旦台灣在經貿上過度於依賴大陸，則中共便可利用此「不對稱的互賴關係」在政治面上向台灣施壓，並以切斷兩岸經貿關係或限制台商自由進出做為威脅，迫使台灣在政治議題上低頭。換言之，此種論調背後的邏輯是「在不對稱的互賴關係中，經濟實力可以直接轉化政治影響力」。然而，此一論證在理論上卻犯了以下數點的誤謬。

　第一、不同議題之間沒有必然的連結關係，換言之，政治的歸政治，經濟的歸經濟。從遊戲理論(game theory) 的架構來看，兩者的報酬結構(payoff structure)完全不同，參與者與參與的人數(number of the players)在兩項議題中亦不盡然相同，而對於未來的期望(shadow of the future)也不一樣。就經貿議題而言，它是持續而且長遠的現象，一旦開始便很難回復到原來毫無往來的狀況。但是，就政治議題而言，它可以是一種「類別」的變數，例如兩岸的「統一」與「不統一」。它也可能因外在因素的影響而使現有的狀況迅速的回歸到原點，例如兩岸的互動關係在一九九二年「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原則下開始了良性的發展，九三年的第一次辜汪會談，亦重啟了兩岸協商機制，但之後，隨著九五年李登輝總統的訪美、台海危機、兩國論等事件的發生，而使兩岸政治互動關係又再次跌到谷底。雖然如此，但在此期間，兩岸經貿往來並未因此而遭受阻礙，雖有短期的振動，但很快便又恢復了原有活力。因此，政治與經貿議題並無必然之連結關係。

　第二、在不對稱的互賴關係中，依賴程度較低的一方（中共）亦不必然能夠以其經濟優勢迫使依賴程度較高的一方（台灣）在政治上就範。市場機制運作的特色即在於交換而非脅迫，因此，若要某國承諾對自己的政治效忠，便須要以經濟的優惠做為付出。這也就是說，他國對自身的政治承諾確實能夠獲得，但必須是經由議價過程(bargaining process)的交換方式達成而非藉由脅迫而使對方就範。舉例而言，冷戰初期，美國為了完成其在西太平洋圍堵陣線的建立，因此願意對台灣開放其美國國內市場，並接受台灣的保護措施，以換取台灣對美國的政治效忠，做為美國在其圍堵陣線上的重要盟友。因此，兩岸互動上，台灣雖然沒有籌碼（因為台灣依賴大陸程度遠高於大陸依賴台灣的程度）與大陸進行政治交換，但是大陸亦不可能只因其有經濟優勢便可單方面以脅迫方式強逼台灣在政治議題上就範。

　第三、在經貿互動上，任何一方片面中止彼此的往來，雖然對對方會造成傷害，但對自己的影響亦不可輕忽。因此，問題在於任何一方是否有意願來承擔因中斷經貿關係所導致的損失。對台灣而言，大陸市場絕對是台灣經濟發展的最主要外部要素之一，台灣的傳統產業因開放大陸投資而開啟了事業的第二春，即使政府企圖以戒急用忍來減緩台資的外移大陸，但其效果絕對有限。不但傳統產業西移，即使連資訊科技、電腦產業等亦正加快其外移大陸的速度。此股風潮政府勢必無法阻擋而須順勢以對。反觀，對大陸而言，積極加快其經濟發展步伐，擴大其與全球市場接觸範圍，完成其經濟現代化目標，應是其當務之急，而台商與台資在此過程中正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因此，如果中共因政治因素考量而片面中止兩岸經貿，則其本身在經濟發展上所將遭受的打擊亦會相當嚴重。在經貿全球化的網絡中，中共此一作為不但損及本身與台灣，更會使與兩岸有經貿往來的各國企業遭受池魚之殃。此種會造成中共經濟發展停滯、台商與外商遭殃的三輸狀況是否是中共所樂見的結果，實不無疑問。

　戒急用忍及其相關政策的基本論點是，政府必須以干預的手段來克制兩岸經貿交流，以避免中共藉此施展其政治影響力。兩岸開放及三通的基本論點則是，透過擴大兩岸經貿交流的規模，以期待產生「外溢效果」，進而達到減緩兩岸對立、甚至整合的政治效果。在實務上，當戒急用忍政策已完全無法阻擋台商外移大陸的步伐，且台灣傳統及高科技產業皆已瀕臨忍無可忍的地步之際，放棄民族主義形態的戒急用忍政策已成必要的措施。在理論上，當戒急用忍主張出現內在邏輯的不一致性而無法自圓其說時，考慮採取自由主義式的開放三通，自然有其合理性。總之，戒急用忍已經難以堅持，政府不該再以任何理由做為搪塞，應務實面對兩岸經貿交流合則兩利，分則兩害的事實，為台灣企業尋找出路、也為台灣經濟發展尋求生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