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往何處去﹖

編按：本文原載美國《每月評論》（Monthly Review）1991年3月號，為該刊當期之月評（View of month），作者或為該刊編輯Paul M Sweezy或Harry Magdoff，本文寫作所署之日期為該年1月14日，正是美國波灣戰爭開打的前一天。當時美國各界咸認為「波灣戰爭」可以挽救美國的經濟衰退。本文作者指出，美國資本主義誠然是以「永恆戰爭經濟」的本質，而在二次大戰後以冷戰來維繫其繁榮，但冷戰結束後的波灣戰爭不再能將美國的蕭條轉為繁榮了。美國贏得了冷戰，但不能戰勝自己的經濟衰退。果然，美國在「波灣戰爭」大勝，舉國歡騰，但一年過去了，美國經濟的衰退並不見起色。為什麼美國的經濟衰退不見起色，故特譯出本文Where are we going?以饗讀者。

繁榮和平的新時代只是幻象

經過去年一年的事件後，在可見到的未來無疑是屬於資本主義。在一定程度上講，這還算新的看法。於本世紀大半時間裡，誰也不敢說資本主義能活到公元2000年以後。20世紀的大革命把將近三分之一的人類和土地拖出資本主義體系，其中以蘇聯1917年和中國1949年的革命最惹人注目，兩次革命都有毀滅性的世界大戰為先導，甚至可以說兩次革命都由大戰引發。那些革命的領袖們全心全力要照著馬克思在19世紀描繪但尚未詳盡說明的路線建立一個新的社會體系。由於那些我們無法在此詳細討論的原因，這些意圖都未實現：馬克思心目中的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工人的民主社會，20世紀的革命後社會雖經常宣稱自己是那樣一個社會，但卻沒有一個達到目標。然而，那些革命後社會也的確不是資本主義社會。他們提供另一種發展模式，有相當的成就，其特色對目前通稱為第三世界裡廣大貧苦和受剝削群眾有極大吸引力。在很長一段時間裡，資本主義和革命後社會的抗爭似乎是相持不下，勝負難卜。但這只是一個幻像。資本主義憑藉著更長遠的歷史，憑藉更根深柢固的基礎，憑藉更多的財富，加上控制著全球大部份自然資源，所擁有的生命力遠比革命後社會要強，只要有心（從不缺少這樣的意志）去爭，長遠的勝利非它莫屬。果然這一長遠的抗爭在1990年終結。

這些日子一些聲音叫得特別響的人，相信命比對手長的資本主義從此將一帆風順。但歷史卻道出完全不同的故事。對於當今的資本主義，話要從四或五世紀以前說起，當時供海上探險家、海盜和西歐貿易商剝削的新世界才剛出現，從那時起，擴張多多少少持續進行著，整個體系逐漸演變成今天我們所看到的全球工業、貿易和金融經濟。但在這幾世紀的演變歷史途中，從無什麼一帆風順的事情。

理由很清楚：資本主義的根本性質是極端不穩，極端擴張的。在這個體系內部，在它與前資本主義或非資本主義環境的關係裡充滿了矛盾和衝突。這些矛盾和衝突表現為多重多樣形式，其中包括經濟危機和大小規模的戰爭。20世紀經歷過三次特別嚴重的全面資本主義危機：第一次世界大戰、大蕭條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有什麼理由能讓我們相信它本性已改，現在一下子就從混亂而危機不斷的幾個世紀轉為長期的經濟繁榮和國際和平﹖

然而去年此時，這一展望在許多人看來是完全合理的。泠戰結束了，經濟從1983年開始的繁榮期進到第八個年頭。歷史－－至少這過去50年的老醜歷史－－總算到了終結時刻。一個持續繁榮、和平的新時代已露出了曙光。

無奈這只是幻象。現在才不過一年光景，經濟已呈衰退，很可能是二次世界大戰後最為嚴重的一次，同時有越來越多的少數派相信它會陷入全面衰退。就在同一時刻，另一危機在中東爆發，有把強權捲入的危險，對全球經濟帶來說不清的損傷和毀壞。在短短一年時間裡，很難想像有哪年會出現它這樣急劇的變化。

資本主義為什麼突然轉運

因此在我們朝21世紀前進時，大可拋開一個新資本主義時代的概念，不妨問問到底什麼才是比較切實的展望。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先把當前放到資本主義近代發展的格局中去考察：將來會發生什麼事大多數取決於以前發生過什麼事。大部份是，但不能說全部是。過去奠定了將來的種種可能性，一種架構，一組參數，只有在這中間做選擇。如果有歷史科學，它不應是預言的科學，而應是為了替將來做有意義的抉擇而去找出並研究那些決定過去的因素。本質上講，資本主義是在資本家和富裕公民一心要增加財富和未來收入的慾望驅動下的資本積累過程。如果這一過程能夠平穩進行，只遭遇微不足道的中斷，這個體系就會繁榮。反過來看，如果遭遇嚴重中斷，整個體系就陷入艱困時期。資本積累出岔的一種形式是景氣循環中不停出現的衰退蕭條期，這是19世紀初以來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不斷出現的典型現象。另一種形式是較長期的停滯，即景氣循環中的上升期弱，下降期既深又長。拿我們今天的瞭解來看，在資本主義形成期，大抵在19世紀，儘管升升沉沉，整個體系呈繁榮又大肆擴張的局面。基本工業和基礎設施的建設，幾乎從一開頭就需求龐大資金，而方程式另一邊的供應仍顯不足。結果是資本積累的中斷時間相當短暫，在一窩蜂爭取未來似乎是無窮無盡的賺錢機會中給人們拋到腦後。然而整個形勢卻慢慢變了，尤其是在西歐和北美主要工業國。到20世紀初，基本工業已經建成，鐵路網是當時也是到目前為止最貪婪的資金吸取事業，大致已經完成。供應方面，19世紀最後三分之一個世紀中在歐洲和美洲都出現新的金融寡頭，調度著空前龐大的資金。過去需求超過供給的關係這時完全顛倒過來。

在這種情況下，傳統的資本主義問題，即如何籌措資金來爭取賺錢的投資機會一天天變到它的對立面，即變到如何找到賺錢機會來吸納市場上越來越多的過剩資金。這種轉變的明顯標記在1907年嚴重的經濟危機後出現（譬如，1900到1907年美國平均失業率只佔總勞動力的2.9%，而在過後八年中平均失業率已躍增到6.6%，1914年幾乎到達10%）。不過當時可能發展成的長期停滯期被第一次世界大戰打斷，一直要等到1930年代這個問題的深重才再度顯現。

1930年代是深重停滯的10年，1932年開始的景氣循環上升期一直維持到1937年年中，到它終止時，失業人口仍佔到總勞動力的14%，第二年更飛增到19%。如幾年後加爾布萊斯（J K Galbraith）所說，「30年代的大蕭條從未結束。它不過在40年代的總動員中消失了。」（《美國資本主義》，1952年，69頁）

二次世界大戰取代了30年代的停滯，但卻無法改變那一造成資本積累黯然中斷的根本前提。難怪即使在戰爭中，大部份人，尤其是商業界人會認為戰爭一旦結束，情況又會回復到戰前模樣。這是過於悲觀的看法，他們沒有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情況：延續那10年中較好歲月裡的戰後繁榮。類似的景況肯定會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現，但有足夠的理由推斷，長遠來看，遲早要回復到1930年代的停滯。

然而情況並非如此。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四分之一個世紀裡是段最強勁的繁榮期，類似資本主義青年期的最美好時段。上升期既長又強，下降期既弱又短。顛峰和谷底都比以往高出許多。資本主義為什麼又突然轉運了﹖

美國需要一個「永恆戰爭經濟」

的確戰爭結束時的情況特別有利於回復資本積累。戰時民間經濟受到嚴重壓縮：為了應付非常的戰時需要，汽車、住房和其他耐久財的生產受到限制；消費者和商業界償還了債務，積累了儲蓄，急著要花費；戰爭蹂躪過的地區滿目瘡痍，必須修復；新的貿易和資金流通管道給打開來；軍事科技轉給民間利用。在手邊有大量投資資金的同時出現了到處可見的誘人投資機會。然而這種景況根本是暫時性的。針對這些新機會湧現的投資轉而削弱了它繼續湧現的條件。短缺很快補足；戰時創傷已經復原；新工業（電子、噴射飛機）開始建立。沒有新的刺激，以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繁榮為例，這次繁榮大概可以維持10年左右。當然不會延續到1960和1970年代。那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資本主義特有的長期繁榮要做何解釋﹖

答案是戰爭像它前頭的停滯一樣從未真正結束。拿加爾布萊斯的話說，就像大蕭條融入了1940年代的總動員一樣，第二次世界大戰融入了是後幾個10年裡的泠戰。終止敵對後隨即出現一段短暫的插曲：美國人受夠了戰火，心理上還未準備好去找尋新的敵人。「國防」支出從戰時（1944年）高峰到再度開始上升的1947年間劇減90%，1947年到今天，除了短暫的中斷，這項支出一路在增加。早在1944年，奇異公司總裁，戰時「戰爭生產理事會」幾位主席之一的威爾遜（Charles E. Wilson）就宣稱美國需要一個「永恆戰爭經濟」，到韓戰結束，在1950年代初這個基礎已扎扎實實打好了。從那時起，軍事支出直接間接的效果為美國經濟鋪下一層地基，杜絕它再陷入1930年代的停滯。商業景氣循環中當然還有起落，但當停滯的跡象外露時，如1950年代初和1980年代末，直覺的反應：新的泠戰出擊，大幅提高軍事預算。顯然那時永恆戰爭經濟已經徹頭徹尾制度化了。現在已沒有理由再擔心它會陷入半個世紀前威脅到資本主義活力的那種無法處理的危機中去。

直到一年前情況看來還是這樣。然而1990年經濟開始衰退時，情勢突然急劇惡化。理由呢，說起來好笑，卻是資本主義在泠戰中空洞的勝利。蘇聯和她華沙公約盟邦分崩離析之際，泠戰的整個合理基礎崩潰，永恆戰爭經濟在意識型態和政治上的支柱隨之崩塌。這並非說永恆戰爭經濟有任何馬上解體的可能：軍事工業複合體與其政治主宰的根已扎得太深，力量已太強大，一時很難動搖。這只是說把經濟危機連接到泠戰反應的機制受到嚴重創傷，難以復原。以後如再需要刺激經濟繁榮時，已不可能製造一個泠戰理由來增加軍事支出。現在的危險完全是另一方面的，即削減軍事支出的壓力可能增到連目前的泠戰支出水平都無法維繫的地步。這樣的情況發展到一定程度，經濟危機將陷入更難處理，更為危險的境地。

二次大戰把美國拖出大蕭條

或許有人會辯說，波斯灣戰爭會改變這種局面，這也可以解釋布希政府為什麼要在當地採取好戰政策。但這看來也不太可能，《華爾街日報》（1990年10月22日）最近發自華府的報導提出了很好的理由：

「二次世界大戰把美國拖出大蕭條，且如果不是美國人在越南作戰，經濟可能不會出現1960年代空前的連續九年繁榮。
但在波斯灣的僵持要是演變成戰爭，美國經濟……也不可能受益……說實在的，這次戰爭可能傷到經濟。過去不斷增加的軍事支出，從飛機到皮鞋各項產品，為工廠帶來大量訂單，創造就業機會，結果帶動整個經濟的活絡。
但這次國防儲備早已存在。1980年代五角大廈的承平時期瘋狂大採購，加上歐洲敵對勢力的威脅減輕，使美國留有足夠的武器、飛機和坦克打波斯灣戰爭……很少人認為這場戰爭能把後泠戰蕭條轉為大繁榮。」

這則報導的意義很清楚：永恆戰爭經濟，即使因目前威脅波斯灣的一類小規模戰爭得到鞏固，卻也不能再憑它把資本主義維繫在成長和穩定的坦途上了。1930年代末，在一般認為1932到1937年美國經濟景氣上升期過早崩潰之後存在過類似情況。當時因那件事引起的震驚在經濟學者間引起激烈辯論，刺激羅斯福政府成立一流的「臨時國家經濟委員會」，負責找出經濟的毛病，並研究如何加以處理。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逼近馬上把這個委員會擠到一旁，到美國參戰時，已沒人記得這個委員會。

但《華爾街日報》前面引文中所謂的後泠戰蕭條卻未引起太大反響。部份原因無疑是蕭條還在初步階段，而大部份人還把它（不過是錯誤的）看成波斯灣危機的副產品。當大家認識到當前衰退的動力已蘊育了好長一段時日，認識到現在發生的不是一般例行衰退，而是陷入眼前還看不到挽救辦法的長期停滯時，不管多慢多痛苦，終究會覺悟到新的後泠戰現實。

這種覺悟可能與1937年完全出乎意料的急劇衰退後所出現者不太一樣。在30年代上半期，經濟學上的凱因斯革命早已出現，反映1929到1933年資本積累過程史無前例的中斷，革命以1936年凱因斯的《一般理論》出版達到頂點。這些在實際和理論領域中的發展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的全國性反省提供了條件。

目前形勢的背景當然很不一樣。40年的泠戰繁榮裡，凱因斯學說已經變質（羅賓遜女士的簡短用語），在處理頻繁的景氣循環時成了一大堆無用的騙人術語，新的正宗像供給面經濟學和貨幣學派給創造出來，為政府照顧寡頭利益和投機金融的政策提供理論依據。同時許多追求較純、較高尚「科學」的年輕經濟學家，卻都躲到那種與真實個人，與真實體系活動不發生關係的數學模型天地裡。對資本積累過程中再度出現中斷的原因和意義，現在顯然不像半世紀前那樣有進行嚴肅討論和辯難的基礎。

美國沒有什麼共同的美夢

然而社會上仍有越來越多的人慢慢意識到情況與以往不同了，在許多社會生活領域裡，深重的，甚至是不祥的危機出現了。《紐約時報》兩位自由派專欄作家（當然少不了也有兩位新保守派專欄作家與他們平衡）之一的韋克（Tom Wicker）在題為《戰爭與微恙》的年終致讀者專欄中雄辯地指出：

「儘管對『那邊的小伙子』（這回還有婦女）洋溢著聖誕柔情，這回卻很少美國人有在中東作戰的慾望；剛好相反……
不安的情緒相當明顯－－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越戰的夢魘作祟，另外，要美國人到那麼遠的地方從事另一場戰爭，布希也提不出充份的理由，而『盟邦』到頭來說不定又成了能共安樂不能共患難的朋友。……
聖誕節才慶祝過泠戰結束，今天就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不復記憶了。所謂的和平果實一下就消失在一場尚未開打，每月至少就得花費25億美元的軍事行動中。
然而在海內外威脅陰影籠罩下的渡假季節裡，更令人矚目的是這個美國微恙的根源。照我看來，在海外是升高一個大規模的軍事行動，目的致今不明；在國內是經濟一步步滑坡，我們的孩子在乞討在打仗；即使說學校教育罷，也是一塌糊塗；橋樑倒塌，壓到橋下酣睡的無家可歸人身上；內外這樣鮮明的失調，令美國人深感困惑。」（1990年12月30日《紐約時報》）

這當然是長時間，特別是1980年代雷根歲月中演變出來的局面，但到目前尚未引發全面的反省，更談不到政治上的大幅度改弦更張。工會報紙作家，最近才將詳細研究過去20年裡美國大眾生活水平下降的成果集結成《繁華已逝》一書的麥特瑞（Philip Mattera）將這個怪現象總結如下：

「這些日子裡，美國沒有什麼共同的美夢。生活水平一天天下降，經濟形勢越來越不穩，社會瀰漫一種無聲的挫折和冷嘲氣氛。官方宣稱這是黃金時代，個人實際的體驗卻是日子一天比一天難過。這樣的矛盾帶來一種動彈不得的效果：大部份美國人看不到走出這個僵局的道路，結果任何變動都能讓他們心驚。世界其他地區的人們，尤其是東歐的人們，都在大膽的對抗壓迫者時，美國在政治上像是癱瘓了。」（《繁華已逝》，187頁）

麥特瑞描述的是一種奇異的凝滯狀態，亟需做更深入的分析。這裡我們不過取其特別與本文討論主題有關的部份。不錯，1970年代初以來大眾生活水平不是不變就是下降，但拿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整個時期來看，那些上層收入圈人的確發了，而不管從絕對還是相對來說，那些最上層收入者所獲好處，絕非美國歷史上以前任何一個時期所可比擬。這些受益集團包括米爾斯（C Wright Mills）所謂的權力菁英、全國文化領袖和大眾傳播媒介的控制者，一句話，不是社會上製造民意就是主宰民意渠道的那一群人，如果社會上還有異議，非經一翻鬥爭別想通過那樣的渠道發表。那些人得享幾乎沒有中斷的好運全拜永恆戰爭經濟之賜，他們對不幸者的困苦遭遇漠不關心，自然沒什麼好大驚小怪的了。

七千個經濟學家沒有答案

但如果對目前形勢的診斷正確，這不是例行衰退，而是重新出現的長期停滯的開端，那麼看法將會改變，不久可能就會浮現出我們能夠或者應該做些什麼的問題。享有長期成長的經濟部門－－武器，大部份服務業－－早已蒙受損害，包括中、下管理層在內的白領工人發現，他們的職位與過去20年裡非工業化風潮中的藍領同胞一樣不穩。不穩情緒滲到收入結構裡位居高層的一群時，大家才開始意識到苦日子不是下層的專利，這將為新的異議和積極行動時期準備了條件。總之，主客觀形勢似乎都要求我們對自己所處地位以及要往何處去的問題重新加以認真評估。

但另外得說明，一時還看不出學者、政客和教授們有任何能力去從事這樣一樁嚴肅的工作。整個1990年上半年，幾乎沒有一個人相信（或很在乎去談）經濟在滑坡，現在經過半年，每個人終於認識到我們處在一個衰退局面，但大部份商業分析師似乎仍以為它不致太嚴重，不會拖太久。至於教授們，《商業週刊》（1991年1月14日）報導「美國經濟協會」去年底舉行的年會時，用了個簡短的標題就概括出來了：「七千個經濟學家沒有答案」。

對於長期展望則更難看到嚴肅的思考。1930年代圍繞「全面復甦還是停滯﹖」（Alvin Hansen1938年著作的書名）問題的大辯論早被丟到腦後，大部份經濟學家將泠戰繁榮看做資本主義經濟的常態。另外一般人還認為當前的衰退不過又一次彰顯資本主義的常態，長期展望則不出以往的範圍：多少是一樣的。難怪我們聰明的男子（外加少數女子）感到沒太大必要去做討論它的文章。

但也有例外。在現實開始沉入將來多少會不一樣的時候，最近一個似乎特別值得我們矚目的例子，當可提供一個屆時我們會看到什麼景況的指標。我們指的是《華爾街日報》編輯巴特萊（Robert L. Bartley）的《衰退以後》，這是他為南韓《朝鮮日報》所寫後來重刊在1991年1月2日《華爾街日報》上的文章。下面是一段略長的混合引文，其中包括我們看來最重要的幾點：

「把過渡的1990年拋在身後，本世紀也快告終。世局籠罩在矛盾的現象之下。長期的未來少有像現在這樣光明的，短期的景觀也少有像現在那樣令人憂心的。……新年將屆之際，雖有這樣大的問題和憂慮，我們仍不應忘卻這個時代的光明趨勢。這篇文章應南韓《朝鮮日報》之邀撰就是再適當不過了，它昨天與《真理報》一位編輯的文章同時刊在那份報紙上。……將來是個整合的世界，各國來的人不需政府代言而彼此直接接觸。……驅動力不是政治而是科技。今天生活在世上的人都經歷過一場第二次工業革命。即令在第一次工業革命中，……你也看不到今天在那樣多領域中的突破。……正像第一次工業革命把農業經濟轉變成工業經濟，今天的革命把工業經濟轉變到服務經濟，或更具體講，轉變成資訊經濟，其中的主要活動是搜集、處理和傳輸信息。……朝一個互通信息的世界邁進的趨勢，加上瞬間傳播的新聞界……意味著每個工人有更高的產出，有更多的收入分配給全世界的人民。國際競爭會壓低企業利潤，維持低廉物價。世界一天一天變成一個經濟體時，它一天天會變得更具生產力。第二次工業革命穩固後，我們會看到經濟財富同樣有長足進展，在政治自由方面亦然，正如同我們立足第一次工業命來看當今的政治自由一樣。不過要渡過這樣的躍進並非都那麼愉快。第一次工業命時，有狄更斯筆下的悲慘故事，有馬爾薩斯對經濟的悲觀看法。急劇的變化，即令最終是為了帶來福祉，也會讓人受不了的。今年就要過去之際，我的思考遠比一年前更集中於圍繞全球的這種受不了的跡象。……衰退初現，我們處在一個類似死胡同的境地。刺激從哪裡來﹖煩惱於赤字和弱勢美元之間，財政和貨幣政策都受到制肘。必須找到比較不是那麼受傳統拘束的刺激。在這個挑戰面前，我們政治上的領導層……並未帶給我們太大信心。還好目前美國的憂心幾乎可以肯定的說是轉眼即逝的。我們天生和歷代的心境是樂觀的。我們龐大、自由、講求競爭的經濟有它自行復原的強大動力。另外甚至還有些政治上的新猷，特別是不久將與墨西哥簽署的自由貿易協定。墨西哥有豐富的自然資源，有勤奮的勞工隊伍，還有一個與全球最大市場毗鄰的二千英里邊界。她也有在美國訓練出來的管理階層，另外不談其他政治特色，她當前的政府是全球最好的政府之一。一句話，墨西哥的發展機會令整個東歐黯然失色。或遲或早，美國和全球的憂心會成為過去，更為樂觀的趨勢會成為主導。將來會出現停頓，然後躍進。」

衰退以後會是什麼局面

所以引這麼長一段，不在它的文字好，而在它很突出的提出一系列主流派常常討論到的主題，湊在一起，多少繪出一幅以美國利益為立足點的資本主義未來的完整輪廓。這些主題可綜合成以下四個題目：

（一）心理：美國歷來是個樂觀的社會，將來仍會如此。倒退經常出現，但總是暫時的。這個因素不僅反映了外部條件，同時在塑造外部條件時也起到主要作用。

（二）科技：歷史的驅動力（至少在我們所處時代）是科技。第一次工業革命，基本上講是科技革命，為我們帶來現代工業社會，其中有大幅提高了的生產力和不斷改善的生活水平。現在我們正在經歷第二次工業革命，它以更急劇的科技突破為基礎，會有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同樣效果。

（三）國際化：今天展現的經濟是服務經濟，特別強調搜集、處理和傳輸信息。這類科技可望把世界各國集結到單一的全球經濟中，為各地人民帶來好處。

（四）帝國主義：做為本身經濟的一個刺激，美國應與墨西哥締結自由貿易協定。設想其他已開發工業國會與其第三世界夥伴達成同樣協定。似乎是說，在其他已開發和低度開發國間促成這種典型的帝國主義關係，有同樣的好處，同樣值得去做。

巴特萊說的這一切夠實在了，只是未觸及唯一的關鍵問題：它們對資本積累過程有何效果﹖美國的樂觀主義，第二次工業革命，世界經濟的全球一體化，以及或進一步加強帝國主義關係能夠帶來新的大量投資，把資本主義經濟拖出目前的泥淖嗎﹖到目前為止，這一功能是由戰爭經濟的升高來發揮。巴特萊先生找出能夠取代它的力量嗎﹖

答案當然是沒有。在他的單子上沒有什麼新東西，在可以見到的未來，其中也沒有那一項會出現什麼了不起的變化。談到舉國的憂心，至少在過去十年中是一天比一天深重。不像早先工業和運輸革命，主導的新科技沒有吸收龐大的資金，甚至它們消滅掉的工作比它們帶來的工作機會還多。全球化影響到市場（尤其金融市場）的作業和互動，但這基本上是新科技造成的結果，不是一個獨立的或新增的因素。至於要美國與墨西哥締結自由貿易條約的建議，充其量也只有邊際效果。

我們是不是把太多注意力放在巴特萊先生身上﹖這當然可以爭論。如果能在主流派中找出其他的人選，也在思考他所提出的問題：衰退以後會是什麼局面﹖那我承認是花太多注意力在他身上了。他至少比其他人早先承認這個問題的存在，當我們現在所經歷的不光是另一次景氣循環現象，而是後第二次世界大戰歷史的一個真實分水嶺這一事實為大眾普遍接受時，有了他的答案，屆時對他們該有何指望，我們還有個譜。

一個長期的停滯

我們以這個問題起頭：我們往何處去﹖我們以半個答案做結：我們邁向一個長期的停滯局面。另外一半答案要看對它採取什麼措施，對此，沒人會有答案。這個國家的統治階級，透過它傳統的智囊和輿論鑄造者說話，根本還沒認識到這個問題，更不可能去思考一套解決辦法了。反對派雖到處都是，但多半仍憑直覺，也才剛起步，他們完全認識到有問題，也瞭解問題在急劇惡化，但無法界定它，因此也同樣無法集中心力找出一套解決辦法。現在只有靜待問題一步步攤開來。

（1991年1月14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