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十字路口的亞洲新興工業國

譯按：舊金山「糧食與發展政策研究所」去年出版了一本《沮喪的龍：亞洲奇蹟式經濟處於危機當中》（Dragons in Distress：Asia's Miracle Economies in Crisis）。作者為Waldon Bello和Stephanie Rosenfeld，本文是針對此書所做評論。

台灣、南韓與新加坡

最近在南韓停留時我注意到有阿根廷、越南、奈及利亞、波蘭和匈牙利政府官員一波接一波來訪。他們到那兒都為開發貿易，並親眼看看南韓的「奇蹟式」經濟。他們中間有人對我表露心聲，希望照著南韓、台灣和新加坡開拓的發展模式，有一天他們也可加入新興工業國行列。當時我真想送他們一本《沮喪的龍》。貝洛（Waldon Bello）和羅森菲爾德（Stephanie Rosenfeld）堅稱：

「這就是歷史狡獪的地方，正當經濟學家和技術官僚把新興工業國奉為新正統時，那套策略在台灣、南韓和新加坡已後繼無力……要命的是那些造就新興工業國出口成就的外部條件已經消失，而高速成長中長期強力壓低的成本現在正直追經濟成長上揚。」

早該有這樣一本批評亞洲新興工業國發展模式的書，書中貝洛和羅森菲爾德戳穿南韓、台灣和新加坡那種出口帶動高速成長的原因和惡果。他們同時說明，如果經濟策略不做根本改變，三國都將面對一個黯淡的未來。雖然《沮喪的龍》分別論述了每個國家（側重南韓，新加坡篇幅最少），但整本書特點在用一個共同架構做研究個別國家的基礎。

指令型資本主義

照傳統看法，是自由市場的效率造就三國空前的成長。但《沮喪的龍》明白指出傳統看法是錯的：要歸功政府的積極干預而非市場。在貝洛和羅森菲爾德的論述中，說明了三國遵循的不同策略，為那些想多瞭解社會如何有效規範經濟活動的人提供了珍貴材料。

譬如，南韓與台灣政府靠國營大商業銀行、靠控制貿易和工業執照來左右投資和生產的決定。南韓沒有達成出口目標的公司將來可能得不到政府貸款和用電津貼。兩地政府都用國營企業主導經濟中的戰略部門。有些對台灣經濟的分析指稱，當地約有一半資產，不是政府所有就是執政的國民黨控制。

如何用政府力量左右工業化，當然三國各不相同。南韓鼓勵發展巨型家族企業，即所謂「CHAEBOL」，同時制訂全球最嚴的限制外人投資條例保護他們。相形之下，國民黨則決心不讓本省人企業壯大，不給信貸，不准在內部受保護的市場產銷，除了出口，他們別無選擇，其中多半是做外國跨國公司的轉包工作。

新加坡走的又是另一條高速出口成長道路。由政府主導工業化過程的方向之際，選擇外國跨國資本主宰生產。1980年代中期，外商在新加坡製造業總產值中佔70%，雇工50%，直接出口82%。

亞洲新興工業國的經驗為那些主張政府積極干預為經濟發展決定因素的人提供有力論據。但是這些出口導向、高速成長的成功模式也十分依賴外部的有利條件，貝洛和羅森菲爾德稱之為美國關係和日本因素。

亞洲新興工業國並非唯一試圖用政府力量主宰私人資本的國度。不過與其他國家不同的是，美國沒有打擊她們這一企圖。拿南韓與台灣來說，商業銀行國營並未招致美國嚴厲反對。實際上在反共名義下，美國為了重建二地經濟，在財政上曾給予大量資助。更重要的，直到最近，三國產品都可較為自由的進入美國市場。

在三國的發展中日本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日本殖民統治影響到這些國家和她們的工業結構。日本的資金和技術幫助她們工業化。日本的貿易商出口她們的產品。

這種模式的內部成本

大部份經濟學家談新興工業國經濟時都側重成長原因一面。但像貝洛和羅森菲爾德所指出的，結果也值得密切注意。在追尋出口導向的高速成長之際，農民、環境、工人和民主都被犧牲。

南韓與台灣農民為她們兩國出口的成功付出昂貴代價。運用對信貸、肥料和倉庫的控制，兩國政府強制壓低穀物價格，把農民從農田趕到工廠。如兩位作者談到台灣時所說：「事實上，糧價政策不光是要養活勞動力，同時也在創造勞動力。」留在田里的農民，因為不易貸到現代化亟需的資金，因為廉價美國農產品的大量進口而負債纍纍。

一心搞出口也把環境給毀了。南韓鄉下森林消失，洪水氾濫，地下水、稻田和稻米都受到毒害。台灣情況更糟：20%農田遭工業廢水污染，30%稻米遭重金屬污染，住在城裡的人，健康受到空氣污染和酸雨威脅。

貝洛和羅森菲爾德對南韓、台灣一心發展核能的結果更為憂心。廢料的儲存，組件和建造時的寬鬆品管，都意味一個大災難正在形成。

為了出口的成功，工人也付出沉重代價。三國採取的政策都在確保最廉價、產能極高工人的合作，其中包括對付工人活躍份子的政府暴力，政府管制工人組織，以及壓迫工人的法律。

貝洛和羅森菲爾德描繪出一幅工人生活景況的黯淡畫面。以南韓工人為例，他們被迫在全球工業意外最高地區從事全球一周最長工時的工作。在男女工人都遭殃的情況下，婦女情況更糟。

和南韓一樣，鄉村婦女是台灣勞力密集出口工業中堅。靠著她們的低工資和長工時，台灣產品才能在國際上競爭。南韓與台灣工人現在同樣面臨日增的貧富不均、擺闊性消費和住房短缺衝擊。

新加坡統治者也運用女工降低勞力密集出口物如電子和紡織品的成本。但與另外兩國不同，新加坡也大量運用深受剝削和控制的外籍勞工吸引出口導向的跨國公司。這些來自印尼、泰國、斯利蘭卡、印度、孟加拉和菲律賓的工人幾占新加坡總勞動人口的12.5%，占製造業工人的25%左右。

顯然是為了確保高速成長而遭剝奪的民主，恐怕是這種模式付出的最高代價。1961到1987年，南韓幾乎一直由軍事獨裁者統治。台灣有近代史上最長的戒嚴時期，從1949到1987年。但在許多方面控制最嚴的屬新加坡，政府一直進行大規模的社會控制和規畫。

新加坡、台灣和南韓的確成長的很快。但他們遵從的模式是：出口重於內部需求，成長重於環境，利潤重於工農權利，因而也必然是高層少數人利益大過大多數人的民主權利。

危機的出現

貝洛和羅森菲爾德所以不同意其他國家以新興工業國策略為模式，不光因為前面所說的內部成本。如他指出的，這種經濟策略本身已後繼無力了：內外條件的改變，以及由此而在結構上受到的壓力，向未來出口成長經濟提出重大挑戰。

美國政府要求新興工業國對美開放貨品和服務市場的同時已開始限制她們的出口。台灣和南韓受到的威脅可能更大，美國已成功的逼迫她們調高本身幣值兌美元匯價。

成長帶來的較高工資和激進工人組織對新興工業國的出口也產生負面影響。勞動成本遠高於其他第三世界國家，三個新興工業國發現她們在鞋類、紡品和成衣等傳統產品上很難保持競爭力。

面對市場日小成本日高的情況，三個新興工業國主政者都拚命要擺脫勞力密集的製造業，轉向技術密集，高附加價值產品的生產。經由一系列工業個案研究，也是本書中最強最有價值的一部份，兩位作者說明南韓、台灣和新加坡的轉型為什麼會失敗。

拿新加坡來說，為了逼迫外資將生產活動升級，近來想用命令提高工資。然而外國跨國公司不與合作：它們停止投資，開始把生產轉到其他低工資國家。1985到86年新加坡經濟陷入嚴重衰退，在政府一反以往政策，改採凍結工資並降低營業稅做法後才復甦。

台灣主政者試圖把經濟導向高價值、高科技生產時也碰到類似挫折。在紡織成衣、汽車與電子的個案研究中，兩位作者有力的指稱，台灣許多小型出口商無力從事研究開發，也無力籌措在新產品領域的競爭中必需的資金。很多公司寧願遷廠他國，懶得試了。

南韓圍繞在大型國營企業集團建立的經濟有最佳的升級機會。但如紡品、汽車和電子個案研究中明白指出的，過去成功的基礎是低成本勞工，有效的製造管理和領有執照的科技，並非是建立了獨立的研發基本架構。高工資，加上日本公司不願分享先進科技，南韓公司不太可能在新產品市場上發揮競爭力。南韓公司本身也很悲觀。從他們把生產轉到他國，寧願大做土地投機而不願投資研發來看，似乎已建立了一套追求最大利潤的策略。

或許新興工業國面對的最大威脅還是國內對現存政經體制的挑戰一天比一天嚴重。《沮喪的龍》描繪出一幅農民、工人和環保人士為保有並延伸自己權益而積極從事鬥爭的畫面。如1987年的群眾抗議就逼著台灣政府取消戒嚴，南韓政府也被迫同意總統直選。

但如同兩位作者所指出的，最近的民主化經證實並不穩定。台灣南韓領導層試圖用一點點改革來增進現存政經體制的合法性，反對運動要求的改變不可能輕易地就納入既存體制中。

今天只有新加坡成功的鎮壓了反對運動。但長遠來看，政府強力的社會控制無法創造一個穩定的國內環境。眼看改變沒太多機會，人們好像都在離開這裡到別國去，尤其是那些新加坡政府亟需的熟練技術工人。

在沒有根本改變的情況下，亞洲新興工業國似乎正朝相當艱困的局面前進。現在的政策好像只會加深這些問題。為了確保出口帶動的經濟成長，政府被迫進一步對美國進口開放市場，壓低工資，同時為了吸引新的工業而不再顧惜環境。廣為人稱道的新興工業國模式像是受到了自身的束縛。

新興工業國要想避免跌回大部份第三世界國家的悲慘境地，就必須大幅改變成長的手段。貝洛和羅森菲爾德沒有提出詳盡藍圖，只大致提出另一種發展觀念，以民主、收入均等、振興農村和區域間的有限貿易為基礎。如果新興工業國內的政治運動能將這些原則化為發展策略，那這些新興工業國不僅真能成為他國遵循的模式，她們自身也會成為改變世界的一股強大力量。正反兩面，亞洲新興工業國經驗都的確有許多值得學習的地方。但如《沮喪的龍》明白指出的，這一課與傳統看法中要大家去上的那一課迥異。

　（本文原題為The Asian NICs at the Crossroad，原載美國Monthly Review1991年9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