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奸的書

最近讀了兩本頗有意思的、回憶錄性質的雜文集。一本叫《寒風集》，作者是陳公博；另一本是周佛海的《往矣集》。陳公博與周佛海是抗日時期僅次於汪精衛的大漢奸，於抗戰勝利後都曾被判死刑。陳公博就是被槍斃的。周佛海則得蔣介石的特赦而減為無期徒刑。這兩位又都是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的重要人物。他們兩人與毛澤東、張國燾等都同為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會後，周佛海還被推為中共副委員長。但後來，他們又都變為國民黨中反共最力的大將。

因為他們有如此複雜的經歷以及大逆不道的污點，所以近四十多年來，他們的著作在神州大地很自然的是幾乎絕跡的。1989年，上海書店由周谷城主編，出版了一套《民國叢書》，選擇性的翻印了一批在1911-1949民國時代中有重要時代意義的書，其中包括《胡適文存》、錢穆的《國史大綱》、吳唅的早版《朱元璋傳》，以及馮友蘭的早期著作。其中就有這兩本集子。

古代史料的湮沒及欠缺，常使我們感到古史之不可靠。可是現代史，雖然如此接近，卻往往一樣難以得到真相。因為我們似乎總是處在今是昨非的時代。現實的政治及時尚會帶來時代性的偏見，在我初識文字時，中國國民革命已經完成。所以在我個人所受的教育以及所接觸的輿論中所得的印象，軍閥就是一群昏庸、殘暴、荒唐、無恥的粗邪怪物。很難想像為什麼他們能居高位掌大權。直到有一天，讀胡適的《丁文江傳》才發現這樣一位開明人士，地質學家，還在孫傳芳治下做過上海督辦。因此就不免猜想到孫傳芳也許不一定那麼混帳，也許不一定比當時國民黨的一些大吏，也不一定比今日中共的一些高幹糟糕。那時，我就開始感到恢復近代歷史的真相，不一定比瞭解古代歷史更容易了。

這一年，1991年，尤其是令人眼花撩亂的一年。想像在蘇俄的境內，一定不知會有多少人在經歷著認識的危機。一向號稱為歷史上最偉大的革命之一，可以與二百年前的法國大革命相比的俄國大革命，在短短的幾個月之間，看來是要完全重新估價了。歷史上最大的帝國之一，蘇俄帝國在頃刻之間竟崩析瓦解了。列寧不再是革命導師，錘子鐮刀的紅旗也不再飄揚了。甚至在蘇聯，在中國，有過幾千萬人犧牲的抗禦法西斯的「正義」戰爭，在新的現實前面，恐也將有完全不同的意義了，似乎這一切就像是荒謬的浪費。因為在今日世界稱雄的，正是經濟力量雄厚的日本及德國。

好像是鴉片戰爭時偶然的因素，使得英國割據了香港而不是舟山群島，在今天有舟山的知識份子在感歎他們的不幸。同樣的，也有不少台灣人在緬懷日治時代做二等國民的歲月，至於千千萬萬有外國護照的「幸運兒」，可以隨時離開這多苦又多難的神州大地，更是許多人艷羨攀附的對象。在這樣的時代中，有多少人可以再理直氣壯的責備陳公博與周佛海呢？

在周佛海的辭彙中，他們所從事的是「和平運動」。抗戰一開始就早有這樣一個主張和平的小集團。胡適也曾是這一「低調俱樂部」的成員。周佛海在淪陷區就有「和平運動總參謀長」的稱號。如果大家曾懷疑過他們的動機，抨擊過他們的理念，在50年後的今天再回頭看，在海外有資格可以批評他們，責備他們，說他們是特別邪惡與錯誤的人，是不應該太多了。

撇開陳公博與周佛海一生中最後的一段經歷，從他們的自述中，可以看出他們都不是簡單的人物。他們的經歷，錯雜在那一時期最曲折的政治鬥爭中。他們的性格，他們的見解，也各有其獨特之處。他們的回憶錄，從歷史的角度看確實提供了另外一面的觀點。這兩人中，陳公博比起周佛海來，顯然更有其孤傲的一面。

讀漢奸的書，除了使我們少囿於成見之外，還可以使今日的我們有所警惕。如果所謂的忠奸之辨真如宣傳品所描繪的那樣黑白分明，像戲台上畫了白臉紅臉那樣一目瞭然，我們的選擇真就十分容易了。可是真正的現實絕對不是那麼單純。陳公博與周佛海的書讀來都是言之成理，也都像是出自肺腑之言，他們都表示自己一生是在苦心孤詣地為中國人民的和平與幸福而奮鬥。想來，在當時當地，選擇也不一定是很分明的。正如1949年到不到台灣的選擇，許多人當時也不一定能看清的。

就以今日的中國局勢而言，一方面，在台灣「台獨」與「獨台」的聲浪一天比一天高漲，還贏得不少在太平洋彼岸的炎黃子孫的附和；可是近在香港的居民卻大多數反對台灣獨立，而且還大張旗鼓的不忘50年前的南京大屠殺。另一方面，在香港，多數菁英份子，在做好移民安排之餘，還盡力設法在1997年以後，仍保留愈多愈好的外國影響；可是台灣的知識份子卻無不痛詆英國的殖民統治。這說明什麼呢？抽像的、遠方的民族主義似乎是人人都崇奉的，切近自身時，就有種種別的說法了。

這時，就難免聯想到陳公博、周佛海這兩位有才氣的菁英的「和平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