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向農村的貧窮開戰（二）

三、中國向農村的貧窮開戰

1.什麼叫做貧窮

什麼叫做貧窮？一般而言，貧窮是指食不果腹，衣不蔽體，住不避風雨，以及沒有經濟能力得到其他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嚴格地說或者說把貧窮量化，人均純收入在200元以下的叫貧窮〔註12〕，其中在150元以下的叫特貧或赤貧。有的省如黑龍江的貧困線較高，即300元以下。

中國雖然是在1986年也就是七五計劃開始的那一年，正式推行扶貧政策，向農村的貧窮進行徹底的、系統的全面戰爭，但實際上早在1978年就在農村開始治貧了。從這一年起到1985年，由於實行農村體制改革，中國農村經濟迅速發展，全國農村人均純收入從133.57元增加到397.6元，實際增長了132.4%。因此，從整體上看，到了1985年，中國已基本上解決了全國人民溫飽問題。

但是到1985年底，全國貧困人口還有12,000萬人，占農村總人口12.2%，赤貧人口共約四千萬人，占農村總人口4.4%。這些貧困人口集中分佈於全國22個省和五個自治區的664個貧困縣〔註13〕，而其中的430個貧困縣又集中在18個成片成帶的地區〔註14〕，我走訪的沂蒙山區和大別山區即包括在內。就我所見到的情況而言，1985年以前沂蒙、大別兩個大區和黃泛一個小區之所以貧困，這些地區的經濟發展之所以落在中國農村其他地區後面，主要是由於下列因素造成的：

第一，自然條件不良，生態嚴重失調：大體上說，大別和沂蒙為丘陵山區，山多地少，由於多年濫砍濫伐，水土嚴重流失，導致農業自然生態惡性循環。黃河泛區雖為平原，然為常年飽受風沙、內澇和鹽鹼三害所苦，災害頻仍，北大荒雖廣袤無際，一馬平川，土質肥沃，但為亙古沼澤。上述山區、泛區和沼澤區的自然條件均十分不利於農業活動。極其惡劣的自然條件使山區、泛區、沼澤區的農民在天人搏鬥中，人定難以勝天，人總是為天所征服。

第二，經濟發展水平低下：基本上仍然是自然經濟，小農經濟，生產方式原始，生產手段落後，市場規模狹小，產業結構單一，基礎設施薄弱，缺路、缺電、缺水，農民仍然在數千年來習以為常的「靠天吃飯」的老格局裡討生活。

第三，人口增長過快：山區本來已經不適宜人居，加上「越窮越生，越生越窮」的惡性循環，人口增長率一般在2-3%以上，比全國平均數高出40-100%。人口的快速增殖，必然使山區農民窮上加窮。

第四，人口素質低下：反映人口素質的主要指標是教育水平和健康水平。山區農民雖然在萬人中具有小學文化程度的約為五千人，但是文盲人數仍然約占三分之一，也即萬人中約有三千多人為文盲。此外更嚴重的是，山區農民仍然受地方病之苦，如克山病、大骨節病、氟中毒等。在北大荒佳木斯市郊的一個叫做集賢村的農村，村民患有嚴重的克汀病，這個病就使自然條件相對優越的農村長期陷於貧困之中。

第五，依賴心理：1949年以後，在廣大中國農村農民不再受階級壓迫了，但是有些農民卻在政府長期的救濟政策下形成了「等、靠、要」的依賴心理和惰性，認為反正「共產黨不讓餓死人」，一碰到困難就伸手向國家要錢，要糧，而中共各級領導也總懷著「總不能讓群眾挨餓啊！」的菩薩心腸，向困難的農民放糧、發錢。救濟固然使農民免於陷入絕境，但也窒息了農民的創造性和進取心，從而構成了農村經濟發展和現代化的嚴重心理障礙；一個本來是體現社會主義優越性的政策措施，結果反而變成了社會主義發展的嚴重障礙。

導致沂蒙、大別山區和北大荒貧困的原因，顯然具有普遍性，也是導致其他貧困地區貧困的原因。所以要治老、少、邊、窮地區的窮病，必須根除致病的原因，對症下藥才能藥到病除。但是要根治山區的窮病，要挖山區的窮根子，真是談何容易！這不僅對中共的領導是一項巨大的挑戰，而且更是對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一項巨大挑戰。

2.向貧窮開戰

總而言之，經過二、三十年的共產黨統治和七、八年的改革開放，到了80年代中期全國還有這麼多的縣，這麼多的人，這麼大的面積仍然處於挨饑受凍的貧困狀態，這實在是一個必須正視的嚴峻的經濟現實，亟待研討和解決。

因此，1984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共同發出《關於幫助貧困地區盡快改變落後面貌的通知》，第一次把扶貧工作作為國家一項重要任務提了出來。兩年後，人大六屆四次會議又將扶持老、少、邊、窮地區迅速擺脫經濟和文化落後的狀態，列為國民經濟七五計劃的一項重要內容。

這樣，扶貧、脫貧就成為七五計劃（1986-1990年）的戰略任務。雖然七五期間以城市改革為主，並且一度在政治和經濟領域出現了動盪和混亂的局面，但是農村的扶貧政策基本上沒有受到影響，還是按計劃進行。

中共在「老、少、邊、窮」地區向貧窮開戰，不是像西方所謂的民主國家，作為討好選民的一個競選口號而已，而是有方針、有政策、有步驟、有制度、有理論、有方法的，更是下了不達目的決不停止的決心。

例如為了貫徹農村的扶貧政策，特別於1986年6月在國務院設立了貧困地區經濟開發領導小組〔註15〕，負責組織有關貧困地區的調查研究，制定貧困地區發展的方針、政策和規劃，協調解決有關貧困地區發展的重大問題，督促檢查有關工作，總結交流經驗。同時，還在中央有關的部委，以及各省（自治區）、地（市）、縣（旗）也分別建立了貧困地區開發的組織和領導機構，此外，國務院還設立了扶貧辦公室，有的省如河南把扶貧和開發合而為一，叫扶貧開發辦公室。這樣，有了從上到下，遍及全國的專職機構，負責推行扶貧政策，那麼向貧窮開戰就不會流於只是一句政治口號，光說不做了。

主要在這個機構的領導下並在有關部委的配合下，七五期間在農村創造了一個又一個脫貧致富的奇蹟。下面扼要介紹幾個我親自看到的奇蹟。

四、中國農村的奇蹟

為了便於敘述起見，我將所見的奇蹟按自然條件歸併為三大類來介紹：我採訪的山東荷澤地區的鄄城縣、定陶縣和河南開封地區的蘭考縣雖分屬兩省，但均在黃河泛區之內，兩地農民生產鬥爭的經驗基本上相通，故併為一類；同樣地，我採訪的山東沂蒙山區的平邑縣、黃縣和臨沂市羅莊鎮和河南大別山區信陽地區的商城縣主要屬於山區，為第二類。我採訪的黑龍江建三江墾區的洪河農場屬沼澤地區，為第三類。現在按自然條件類別而非按行程日期依次介紹如下：

第一類：黃河泛區和故道

實例一：軍屯村

8月12日走訪了鄄城縣的軍屯村。

軍屯村是個回民村，位於黃河大堤旁邊。黃河大堤寬約三、四十公尺，上面可以行駛壓土機，還鋪有鐵軌，以便運送磚石泥沙。堤外是壩，每個壩上都整齊地堆放了石塊，以備防洪之需。沿著黃河綿延不斷的大堤和大壩〔註16〕，酷似戰壕和碉堡，使人有備災如備戰之感。

車子駛下大堤，像是駛下一個小山坡，原來軍屯村竟然比黃河河床還要低七尺，也就是說，軍屯村村民的頭上壓著一條黃河，所以無時無刻不在防備黃河的水患洪災。

令人驚奇的是，在大堤之下竟然有一個繁榮的小農村。全村一百八十多戶五百多人，家家戶戶住上了磚瓦房，每家大門門眉上刻有回文，兩邊配以自然風景圖像，深富回民文化特色。

走訪一家楊姓回民，兒子媳婦都出去幹活了，留下婆婆和孫兒看家。楊老太太七十多歲，身體非常健朗，看上去像五十多歲。楊家的院子不大，自備水井，客廳裡面擺設了上好的楠木家俱和屏風，桌子上面放置錄像機和放映機，客廳牆上掛了幾副對聯，很富書香氣息。在交談中，楊老太太心情舒暢，對她家的現狀很感滿意。楊家多半是個萬元戶，當然，軍屯村不可能是家家都是這樣富裕，但從楊家也可看到中國未來新農村的遠景。

但是軍屯村之有今天也來之不易。據村支書張廣詩說，張氏祖先於清朝康熙七年奉命在此屯墾開荒，故以軍屯為名。軍屯村最早原是蘆葦灘，旱年一片白茫茫的沙鹼灘，災年一片白茫茫的洪水。這一帶自古以來就是個多災多難的窮地方〔註17〕，民間的歌謠唱道「曹州（荷澤古稱）有三寶，鹽鹼、澇窪和茅草」，可以想像，地處荷澤地區的軍屯村先天就是個窮命，要想挖掉這個窮根子真是談何容易。

解放前，日子過得很苦，而且漢回衝突不斷發生。解放以後1955年，實行合作化，土地歸農民所有，農業生產起了根本變化，生產上去了，生活改善了。1978年以後實行承包責任制，生產更是開始飛躍。現在畝產達千斤，人均口糧五百多斤，每年還上繳國家50萬斤。

溫飽有了保證之後，辦起了村企業，開了一家裘皮製革工藝廠。據張支書說，產品遠銷東歐蘇聯。該廠的廠房設備簡陋，但正在擴建中，新的設備也在洽購中。

無疑地，軍屯村已經擺脫貧困，下一步是走上小康和富裕。張支書把軍屯村脫貧致富的經驗歸結為下列幾條：

第一，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軍屯村靠著黃河，就得在黃河上想辦法。首先是改變農業生態，以淤改土，以淤壓鹼，同時大搞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挖溝排水，引黃河灌溉。

第二，政策對路，承包責任制發揮了個人的積極性，商品經濟使回民得以發揮回民善於經商的傳統。

第三，以商為主，以農為輔。軍屯村村民，30%務農，70%經商，所以全村收入顯著提高，人均已達千元以上。

第四，享受政府對回民和村辦企業實行的資金、技術、稅收等方面的優惠政策。

第五，提高村民文化水平。以前人稱窮回回，沒有文化。這是事實，過去全村懂文化的只有十來個人，現在是富而後教，村裡以攤派方式籌資二、三十萬，不花國家一文，辦起了小學和初中，學生多達數百人。現在村裡出了十幾個大學生，還有一個考上了北大，徹底改變了人們心目中「不懂文化的窮回回」的落後形象。

同軍屯村以往的日子相比，今天的軍屯村人無疑是徹底翻了身，這不能不說是個奇蹟。

實例二：國華貿易公司

8月13日我走訪了定陶縣陳集鎮國華貿易公司。

國華公司是個生產棉、毛、皮革製品的鎮辦企業，最初於1977年，由總經理苑憲章帶頭創辦。開辦時，一無資金，二無技術，三無改革開放的政策，所以難度很大。當時，有六、七個人入股，每人五百元，還自帶縫紉機，這可以說是當地最早的個體戶企業。入股人對紡織和皮革業素有經驗，所以難度雖大，但信心還是很足的。

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後，業務迅速發展，產品逐漸得到承認，打出了知名度，目前已成為山東省的先進企業，全國百家出口創匯的大戶之一。

公司現有職工二千五百人，下轄七個專業生產廠（其中一個為與港資合辦的合資企業），生產純綿羊毛地毯、各種裘皮服裝、皮革及革製品、羽絨及羽絨織品一百多種花色品種，產品遠銷歐美、東歐、蘇聯、日本、香港等27個國家和地區。年產值達八千萬元，利稅八百萬元，創匯一千萬美元。

同軍屯村一樣，陳集鎮也以回民為主，這是當地發展鄉鎮企業有利的文化因素。根據公司陳主任的介紹，公司成功的主要原因，一是結合當地的自然資源如盛產棉花、魯西黃牛、青山羊和青猾皮，二是採用了現代化的科學管理辦法，其特點如下：

第一，集體承包，個人擔不起那麼大的風險，但由一人牽頭，然後集體承包。承包者繳一定數額的風險金，誤期或出重大事故，由風險金賠償。

第二，工資與任務掛鉤，將個人的切身利益與公司的經濟效益捆在一起，任務完成得不好，扣減工資。例如工資如定為240元，其中120元為固定工資，另外120元則視任務完成的程度而發放。

第三，打破鐵飯碗，一切根據工作表現和能力而定。推薦來的人按公司規章管理任用，職稱按科技成果評定，不設總工程師。

第四，強調職工培訓，開設講習班，禮聘各大學和科研機構的專家學者到廠講課，提高技術知識，解決技術難題。

公司的要求雖然嚴格，但公司的工資不錯，福利很好，例如公司的環境整潔宜人，設有俱樂部、籃球場、醫務室、理髮店、洗澡堂，還提供職工宿舍，把職工的生活全包下來了，所以職工的工作願望很強，積極性很大。

像國華公司這類年收入上億的企業，不但為國家創匯，也為地方增加大量收入。此外，還捐資為地方興學、修路和興建鎮劇院，帶動了地方的繁榮，豐富了地方的文化生活；為農民打井、辦電、購買農用機械，確保全鎮農業豐收，旱澇保收，以工貿促進了農業的發展；更重要的是，國華公司職工多達數千人，為地方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所雇職工中，女工佔75%，大部分都是一、二十歲的青少年，月入160元，一年將近兩千元，成了家庭重要收入。這些女工在工閒或農忙時，還可以回家幫做農活，真是可進可退，對地方經濟週期可以起著不容忽視的調節作用。

於此可見鄉鎮企業對促進農村繁榮與安定之重要性。

實例三：蘭考縣

我於8月30日走訪了全國出名的河南省開封地區的蘭考縣。

決定到蘭考縣來，主要不是因為它是貧困縣，過去的蘭考的確出奇地貧困，但是今天的蘭考既未列在國家重點扶持貧困縣的名單上，也未列在省扶持貧困縣的名單上，它已經脫貧了。

焦裕祿書記正是蘭考縣脫貧的關鍵人物，他為蘭考的脫貧打下了基礎，規劃了藍圖，指引了方向，賦予了精神力量；如果說沒有他，就沒有今天日趨小康的蘭考，是一點也不為過的。

焦書記在蘭考已經是人們的偶像，也是全國家喻戶曉的人物〔註18〕。他在蘭考不過做了四百多天也即一年零三個多月（1962年12月6日至1964年3月23日）的書記，但是他剛正不阿、廉潔自奉的操守，關心民瘼，興利除害的政績，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奉獻精神，樹立了現代清官－－人民公僕－－的崇高形象。

一縣之長雖然只是個起碼的地方官，但從他的道德境界和轟轟烈烈的政績看來，簡直是個現代聖人〔註19〕。海外右派報紙不相信今天會有這樣的政治人物，所以懷疑是中共為了反和平演變，反自由化而刻意製造出來的或過分加以渲染的政治宣傳。我也多少懷疑中共關於他的操守和政績的記述有多大的真實性，因為這樣的人物在物慾橫流的現代社會畢竟是太少見了。

為了探求真相，為了親自瞭解一下焦書記的治貧之道，我來到了蘭考。

我是中午從開封趕到蘭考的，因為路上發生交通事故，誤掉了同焦夫人徐俊雅老太太的約會，深為遺憾；否則，從她的身上和她第一手的介紹中，也許可以看到活著的時候的焦書記的影子。

匆匆地用過中飯後即被領至焦書記的陵園〔註20〕。陵園內有焦裕祿的墓地和紀念館。環顧陵園四周，泡樹楊樹，鬱鬱蔥蔥，生機蓬勃。但據陪同說，現在的陵園原是1960年代初的北關大堤，大堤四周，當年方圓十幾里內看不見一棵樹木，風沙瀰漫，不見天日，一片貧窮淒涼景象。這新舊對比，顯示了蘭考二、三十年來真是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若非親見，簡直令人難以置信！

參觀墓地後來到紀念館，土生土長的老解說員李慶國按著牆上的圖片，以充滿感情和敬意的語調，生動地介紹了他們的書記焦裕祿的生平和事績，把我帶回到焦書記帶領蘭考人民戰天鬥地的艱苦歲月。

根據老李的介紹和有關的文字說明及資料，我認為焦書記為社會主義中國的治貧之道、治災之道和為官之道，留下了以下寶貴的經驗和教訓，值得人們記取。反思、學習和倣傚：

第一，臨危受命：1962年的蘭考，連續遭受了三年嚴重的自然災害之後，這年的春天，風沙又吹死了214,000多畝的麥子；秋天，連綿陰雨淹死30萬畝的莊稼，加上十萬畝莊稼被鹼死，真是災上加災，全年糧食總產量比解放前還低。全縣缺糧、缺衣、缺草、缺煤、缺房，土地荒蕪，災民遍地，出現歷史上所謂的經濟凋敝，民不聊生，饑民流離失所，出外逃荒的淒慘景象。

這年的冬天，開封地委書記楊仲明正在物色一位蘭考縣書記，焦裕祿適逢其會，楊書記問他對工作安排的要求，他回答說只有一個要求：到艱苦困難的地方去。楊書記請他考慮到蘭考擔任書記，他隨即答應下來，但楊書記請他再認真考慮。

回到家告訴妻子徐俊雅，徐勸他說，蘭考災大人窮，生活太苦了，最好不要去。焦表示已決心不計困難到蘭考接受考驗。當他把自己的決定告訴楊書記時，楊激勵他說：

「去吧，蘭考36萬人民，正期待著一個戰鬥力非常堅強的縣委，來領導他們挖掉窮根子。」

這年冬天12月6日，焦俗祿知難而上，臨危受命，帶著已有三年的肝病，肩負挖掉蘭考窮根子的艱巨任務奔向蘭考，在蘭考瀰漫著一片愁雲慘霧的氣氛〔註21〕中來到了蘭考人民中間，為他們揭開了向貧窮戰鬥的序幕。

第二，解剖麻雀：就是實事求是，調查研究。焦裕祿有句名言，「吃別人嚼過的饃沒味道」，要自己親自嘗過才能領略個中滋味。在蘭考的一年多裡，他走遍了縣境內1,080平方公里的土地，調查上面的自然情況，以便找出造成蘭考世代窮困的自然規律。

蘭考位於河南東部的黃河故道地區，黃河在縣境內，多次氾濫改道，使全縣形成坡坡相連，沙崗起伏的特殊地形，加上樹木砍伐殆盡，結果形成了荼毒蘭考人民的三害：風沙〔註22〕、內澇和鹽鹼。他帶領幹部群眾組成「三害」調查隊，到重災地點查風口，探流沙，追水流，查清風沙、內澇的來龍去脈，終於掌握了三害的情況〔註23〕，找到了三害活動的規律，摸清了蘭考災病、窮病的病根。根據調查研究的結果，他為蘭考制定了消滅三害的規劃和具體步驟。

第三，抓綱治本：焦裕祿始終認為光救災不治災不能去災，光救窮不治窮不能去窮，所以主張抓綱治本，釜底抽薪，挖掉災根子，窮根子，徹底剷除三害。他治風沙，採取的辦法主要有兩個：一個是給沙丘「貼膏藥扎針」，翻淤壓沙，封閉沙丘，然後在上面種草栽樹，防風固沙，另一個是農桐間作，遍地栽上泡桐樹、白蠟條，種上花生、西瓜和棗樹，形成防風。他治內澇的辦法是疏導，挖溝修渠，固堤築壩，建立溝渠相連的排水系統，清障排澇〔註24〕，並主動同鄰縣山東荷澤地區的曹縣聯繫，共同治水，拆除阻水的太行堤，讓蘭考縣的洪水借道山東，安全入海。他治鹽鹼的辦法是翻淤壓鹼，開溝淋鹼，打埂躲鹼，並大種三春柳，多施有機肥，改造良鹼。這就是他針對黃河故道特點的治窮、治災的百年大計，為蘭考繪製的脫貧致富的宏偉藍圖。

第四，依靠群眾：在那一無資金，二無技術，三無人才，四無設備的艱困時代，要興辦公益事業，除了依靠群眾，實在別無良策。焦書記那套治三害的方略不是憑空想像出來的，也不是從洋書本上抄來的，而是他向農民那裡學來的，農民則是從生活和生產鬥爭中學來的。他只不過是將群眾的智慧化為自己的智慧，然後變成理論、政策、措施。要落實理論、政策、措施，不依靠群眾的力量是辦不到的。所以，他強調幹群關係，嚴格要求黨員和幹部到基層蹲點，到最困難的地方去；強調政治思想教育，以便化精神力量為物質力量。如果能夠將36萬蘭考人民動員起來，將可成為無比的物質力量，所以他非常重視發動群眾，引導群眾。

第五，敢於創新：焦書記敏銳地認識到，消滅三害不是單純的治沙、治水、治鹼工作，它既是專業工作，技術工作，經濟工作，也是政治工作，群眾工作，所以應當把政治和經濟密切結合起來。在那政治掛帥的時代，他敢於解放思想，猛抓生產，當以糧為綱時，他敢於搞綜合治理，多種經營，農、林、牧、副、漁同時並舉，不但使農民的囤裡有糧，而且使他們手中有錢。當人們還叫「人多好辦事」時，他已經看到人口的壓力而主張計劃生育。當以階級鬥爭為綱時，他已經看到科學技術的重要性，重視知青技術人員。當平均主義、集體主義大行其道時，他搞責任包工制，按勞取酬，鼓勵和激發個人積極性，當災民等、靠、要時，他要災民自力更生，發揚窮棒子精神。當幹部、黨員、群眾被困難壓倒而滋生悲觀情緒時，他要他們奮發圖強，樂觀戰鬥。

第六，人民公僕：從他到蘭考那一天起到他去世那天止，他的腦筋裡只想到如何為蘭考的人民服務和如何消治三害。工作和作風上先從自己和家人做起，以身作則，樹立榜樣。工作上帶頭到最艱苦的地方，哪裡風沙、內澇、鹽鹼最嚴重，他就到哪裡。公而忘私，忍受著晚期肝癌的極端痛苦，像一個頑強的戰士一樣，置生死於度外，堅決不離開自己工作崗位；作風上，清廉儉樸，不准兒子看白戲，不讓女兒〔註25〕和侄兒走後門，並制定黨員幹部行為守則，嚴肅黨紀。對於人民的疾苦，生活上具體困難，視同身受，必盡力救濟抒解。老楊指著牆上一張照片深情地說，一個隆冬，焦書記帶著常委們到火車站探望出外逃荒的災民，災民感動地說：「焦書記，俺聽你的話，跟著你幹！」一個大雨雪天的晚上，焦書記去看望一家五保老人梁俊才和瞎了眼的老大娘〔註26〕，並送上救濟金，使這兩位老人感動得跪在焦書記前面，泣不成聲，連聲稱讚焦書記是共產黨的好幹部。

像焦書記這樣全心全意為民謀利、以身作則的領導，當然使人口服心服，當然使蘭考的36萬人民心甘情願地跟著他走，跟著他幹。

他的手指向風沙，群眾就撲向風沙！

他的手指向內澇，群眾就撲向內澇！

他的手指向鹽鹼，群眾就撲向鹽鹼！

群眾動起來了，蘭考36萬人動起來了，蘭考大地上人潮洶湧，幹勁衝天〔註27〕，共同消滅三害，摘災帽，挖窮根。

果然努力沒有白費，經過一年的苦幹，1963年蘭考的農業生態明顯好轉了，生產上去了，全縣糧食增產37%。鹽鹼地上竟然長出了肥壯的麥苗。一位72歲的老農有感而發說：「我活了七十多年，還沒有見過俺村的鹽鹼地上的莊稼長得這麼好！」

但是他們的帶頭人焦書記卻積勞成疾，不支倒下了，肝癌奪去了一個偉大的靈魂，奪去了一個同貧困戰鬥的偉大鬥士的生命。在他生命最後一息時，他還念念不忘蘭考除三害的戰鬥，並且囑咐說：

「我活著沒有治好沙丘，死後，希望把我埋在沙丘上，死了也要看著蘭考人民把沙丘治好。」

27年後，焦書記的願望大半實現了，他的墓地上林木成蔭，昔日的沙丘連影子都看不見了。

27年來，儘管經歷幾次政治大動盪，特別是近十幾年來，在大力貫徹改革開放、商品經濟、科技興農、承包與雙層體制經營的農業政策和措施之下，蘭考人民按照焦書記規劃的藍圖和指示的方向，同三害進行鬥爭，取得了驕人的豐碩成果。目前全縣261個大沙丘、24萬畝荒地、28萬畝鹽鹼地、28萬畝低窪易澇地已得到治理。今天蘭考的農業生態已起了根本的良性變化，全縣52萬畝農田林網，編織成上百條防護林帶，使全縣百萬畝土地呈現「林在田邊糧在樹旁，農林間作，林茂糧豐」的嶄新格局。

可以想像，在這種格局下，蘭考的生產大幅上升，人民的生活獲得顯著改善。拿1989年來說，全縣的工農業總產值是1962年的32倍，糧食總產量是該年的7.6倍，人均收入是該年的10倍。到處蓋了磚瓦房，高檔商品如電視機、洗衣機、收錄機開始湧進一般農民家庭，大力興學，文化水平普遍大幅提高。

蘭考人民忍饑挨餓，流亡逃荒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蘭考人民已經挖掉了窮根子，現在正向小康和富裕的目標邁進。

蘭考創造了不可思議的奇蹟，焦裕祿創造了新蘭考，他走在時代的前列！

蘭考人民第二次翻了身；現在他們不但享有生存的人權，還享有發展的人權，文化的人權，社會的人權。

聽完了老李的介紹後，對焦書記的品格、政績、精神，由衷感佩。離開紀念館時，在留言薄上寫下了我對他的評價：

焦裕祿是人民公僕的典範，永放光芒。

在回開封的路上，收入眼簾的是原野裡一片蔥綠的林木和綠油油的莊稼，昔日一片白茫茫的沙丘和水澇，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這時耳際響起了焦書記生前譜寫的一首誓把三害變為三利的狂想曲：

沙丘變成搖錢樹，
鹽鹼地變成聚寶盆，
水窪變成龍王宮。

當時他是用來激勵陷於悲觀絕望中的貧下中農的，但是今天這已不再是浪漫的狂想，而是完全可以實現的大膽設想和偉大的構思。

這不僅是今後蘭考人民繼續攀登的目標，也是全國九億農民努力奮鬥的目標。

焦書記雖然已經不在人世，但是他愛民、親民的榜樣和精神，卻永遠活在人們的心中〔註28〕，在今年特大的水災中，災區湧現了無數焦裕祿式的救災英雄，就是最好的證明。他的為官之道，治災、治窮之道，將是中國農村脫貧致富的經驗寶庫，值得人們永遠珍惜。

【待續】

註釋：

〔註12〕《紐約時報》駐北京記者克利斯多夫（Nicholas D. Kristof）在12月17日的報導中，懷疑中國的人均收入不能準確地反映中國人的實際生活水平。他說，由於物價低廉，名目繁多的補貼和福利，以及不繳所得稅，一般中國人過的生活介於敘利亞（人均980美元）和巴西（人均收入2,540美元）之間；換言之，他認為中國的人均收入應在1,000美元以上。
〔註13〕各省、自治區貧困縣的基本分佈表 〔註13〕省、自治區　縣數　佔總縣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