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農村的社會主義經驗

我最早是研究台灣農村，1973、74年在大甲做了一整年，1980年到香港農村做一個暑假的研究。當時大陸開放社科人員做研究，我便在1981年到福建農村做短期訪問，後參與美國國家科學院的五年計劃到山東鄒平縣考察，1987年以後的五年內有時間就去。

大陸在1950年完成土改後，便針對農村貧富不均的問題提出一些方案：152、53年推動「互助組」，即將七、八戶聯合起來推動集體勞作。1953、54年進行「合作化」，先從「初級社」開始（約十來戶），把所有的田地集合起來耕作，收成後按勞力貢獻、土地多寡來分配糧食；1955年提升為「高級社」，土地不算，只計勞力。1958-78年是合作社的高峰期，把「人民公社」的體制完善化。其組織大致是將一個縣分成幾個人民公社，以下是大隊（約以一個自然村為單位，小則數十多戶，大則二、三百戶），大隊以下為生產隊，這是最基本的生產組織。每個生產隊有一個隊長、一個記工員（記錄每個人工作時間及其他情形），一個保管員、一個會計，也就是所有的生產單位為一集體經濟單位，隊長根據需要分配隊員工作。1978年以前所有的生產隊長必須是黨員。到1978年鄧小平開放改革後便逐漸解散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組織系統使得黨政勢力深入到農村的最基層，這是中國歷史所沒有的。以往政府只控制到縣這一級，縣以下採取委任制，由縣的主管委託地方士紳處理縣務。而中共的控制不僅深入且是二元化的，一是政治上由縣→公社→大隊→生產隊，另外是黨的系統，公社有黨部黨委書記、大隊有黨支部書記控制。這種控制有幾個好處：1.政令得以很快的由上而下貫徹；2.集體積累十分有效，如在農閒期間可以動員公社、大隊勞動力從事基層建設；3.新的農產品種可以透過這個系統很快的推廣到基層。而其反面效果有：1.大陸集體事業的分配是採取「工分制」；即每人每天的工作依工分累積計算。大致上，一個成年男子工作一天是十個工分，婦女八個工分，書記十二至十五工分，大隊長十三工分。但在管理上有缺點，即如果有人在田里「磨洋工」也是同等工分，這等於變相鼓勵農民怠工。2.公社集體生產制基本上是保障所有社員福祉，即通常一個家庭中工分數通常不足，不足部分可以向公社借糧借錢，於是造成變相鼓勵人民多生育，因為多生的人口可以分配到糧食。3.行政人員分兩級，一是國家幹部，即國家人事組織的一部分，如公社社長，一是農村幹部，即大隊以下的幹部（非國家人事體系）。國家幹部可領公糧、薪水，工作由國家分配，農村地方幹部則不能享受這種待遇。而農村幹部的選舉是由上級（公社、鄉鎮級黨部）決定的，但也需要徵詢地方黨員的意見，因此，如果有一個大隊的農村幹部為地方派系、宗族所支持，那他的位置可以坐得很穩，上級根本調不動，農村幹部便容易培養個人勢力，形成土皇帝而濫權。而這種情形在南方比較不嚴重，因為當地民風強悍，如果幹部過於濫權，常會引起動刀動槍的情形，但北方較老實、重信、講理。

大陸在建國以後想把農村改頭換面，從早期土改、集體化、人民公社、再解散，它告訴我們什麼？這可以從幾方面看：1.中共政權的特質為何？它用什麼方法可以把控制力量貫徹到最底層？2.中國農村的本質為何？西方學者有各種不同的看法，如Skinner認為中國農村是受自然市場所控制的；也有人以為農村是兩個階級的對立，且是士紳壓迫農民。這一點在近代的研究中不被支持，谷川道雄便以為中國歷史上的階級對立並不像中共所宣傳的那麼嚴重，反而是各種宗族、社會關係影響較大。3.農民與政府的互動關係為何？農民只是被動的受統治嗎？還是有方法可以反抗？以Vivienne Shue的說法為例，她認為毛澤東當年搞人民公社是在農民的周圍建立一個保護層，即把整個農村變成一個類似地方自治性的「蜂窩式」社團，地方幹部可以更有效的抵制中央政策來保障農民的利益，而鄧小平的改革是把這個保護層拿掉，使所有的農民變成單個國民，直接受國家機器的控制，不過，她這個說法受到不少批評。

以我在大陸十年的農村經驗，有以下幾點看法。首先是傳統農民的社會地位十分低落。解放以後，他們能動用的資源有限，社會地位陞遷的可能性也極少，這有以下的幾個原因：第一，中共建國後建立了一套有效的統治，戶籍制度可直接到最基層，在戶口名薄上把人民分類為「農」和「非農」二種，「農」就是農民，只能住在農村，不能享有國家配給糧食，不能住在城市，還必須向國家繳交一定的糧作，糧價由國家制定；「非農」則是指不住在農村的人，如國家企業或城市集體企業職工，他們可住在城市，有工資；工作由國家保障。所以，大陸農村最關切的問題是如何「農轉非」，一旦農村有人「農轉非」那是全家慶祝的，但農轉非如何可能呢？通常有幾個渠道：

1.考大學：因為大學都在城市，一旦考上大學，戶籍便會調到城市，而且畢業後由國家分配工作，即是國家職工，終身受保障。但農村子弟很難考上大學，因為農村教育制度和都市差一大截。農村小學教育五年，城市是六年。即同樣是高中畢業生，農村子弟就少一年，這自然很難拚得過城市學生。文革時期有保障工農學生的制度就是為了矯正城市學生的優勢，但在改革開放後也取消了。

2.參軍：大陸為募兵制，想參軍的人很多，當兵的服役期是四年，表現好可以再延一任四年。在這八年間如果表現都很好便容易被吸收入黨「提幹」（提升為幹部），退役後由國家分配工作，因而變成「非農」。

3.擔任地方幹部：如擔任大隊書記表現很好，上級可以提升他為國家幹部。

4.召工：城市的國家或集體企業召募工人時便有機會轉為非農，但這種情形也很少，因為大部分工廠要找工人會先從本廠既有的工人子弟著眼，以保障原來工人及家屬的福利。另外是建立新工廠要向外召工。但地方官員總會先找當地的待業青年，剩下的名額才分配給周圍的鄉村，名額極少。

5.結婚：大陸官方的繼承政策原本是父系制度，但只有在農和非農的繼承是採母系制。也就是母親為農，子女即為農，不論其父是否為農，反之亦然。因為中共也知道非農的地位比農高，而中國社會重男輕女的觀念仍強，所以很少有城市的女人嫁到農村，但反過來的情形較多，因此這個渠道也是絕無僅有。

由於這種戶籍制度、行政管理、城鄉差別，使農和非農變成兩個不同的階級。事實上，城市公民是一特權階級，不論在交通、醫療、糧食配給上都有國家補貼；而農民則被壓的動彈不得，到78年後才鬆綁。人民公社解散後，中共提高糧食的收購價格，讓農民有更多的伸縮權，使生活改善的很快，但社會鴻溝仍很難消除。

第二，因為政治權威的建立，使農民的依賴性日益增強，農民不但在行政上受到以城市為主的政治集團控制（如農轉非），連自然資源的控制如肥料分配、糧食徵購等小事也都會嚴重的影響農民生活。如今年暑期山東的一個鄉村小麥市價是一公斤三角六，但由於那個鄉村的小麥是當作種糧賣出而有一公斤一元的高價。但要作小麥或種糧的決定權完全受到省、縣糧食局的控制，這使得地方幹部有一個很重要的工作：便是如何巴結上面的關係。這形成大陸上有著十分複雜人際關係。Mark Selden便說這種政治結構是一種從上而下的金字塔結構，上下間的橫節關係是一個不需負責的私相授受關係。今天大陸發生許多「走後門」的問題和體制無法完善有關。同時，因為基層幹部掌握許多資源，並透過各種管道給他所支持的人，因而建立一套依賴關係，農民也不得不依賴這種關係以滿足其生活需求。

第三，農村文化的發展：這受到幾方面的影響：1.教育，目前農村教育十分普及，農村子弟至少接受五年的國民教育，現在最迫切的是如何把五年延伸到六年使之更完善。2.中共把許多世俗化的現代觀念灌輸給農民，特別是醫療制度，大陸的醫療制度十分完整，縣衛生局管有縣立醫院，以下有鄉鎮分院（可作外科手術），村級有診所（可做基本診治），因此現代的醫療觀念得以很快的灌輸到一般農民的日常生活，使人民對科學十分崇拜。事實上，這是一種西方世俗化的理性思考，相對的卻把農村的傳統風俗排除之。在80年代以前，官方更以高壓方式遏制，這種效果十分明顯。今天和大陸農民一談起祭祖、風水，他們馬上反應說那是封建迷信。不過，這幾年又有復甦跡象。

大陸農村這40年的發展可說既非傳統的延續，也未完全西化，美國社會學者Andrew Walder稱之為「新傳統主義」的出現，也就是在某個程度內將傳統改頭換面，以新的形式容納到現代體制下，再融合西方行政制度、科學、理性的東西，於是一個新的社會觀念便形成了。到1985年是重要的一年，當年農村的工副業總產值超過農業，也就是農民主要的收入已經不是農作，而是工副業了，這和農村本質改變有關。以下的時間我想就這一方面的問題和各位討論，謝謝！

林書揚：中共在上個月召開十三屆八中全會，其中特別提到農業問題就是政治問題，不知道在這方面有沒有做過什麼決議？

黃：這個問題最根本的地方是「生產責任制」如何往下走？這個制度是在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所決定的，當時就把田分掉，農民以承租的方式交糧、納稅，使農民有更大的自主權。其成效是明顯的，中國當時整個農業生產快速飛昇，984年糧產42,000萬噸，這是歷史上所沒有的。以後便浮沈於四億公噸上下。因為許多地方發現投資在工副業的回收比農業快，尤其在發達快的地方如廣東、福建，許多農民不願種地，他們主要的勞動力全部到工廠。但承包所分的土地又不得不種，所以出現廢耕、轉租的情形。如何解決？有一個辦法是把田分掉，使成為農民的私有財產，可以轉賣，經過另一種形式的重新組合，使願意耕作者成為大農，但他們的農業官員不以為然。因為大陸是社會主義國家，不允許私有制。然而農地本身已經沒有意義，甚至個體戶開工廠，有千坪廠地，許多工人，根本就是私有制。只是目前官方仍把土地當作最神聖的，其他的則可以私有化，所以他們也很困擾。改革開放後所出現的問題是：理論上如何找一條出路，使中央的農業政策制定者能自圓其說，又可以解決勞力資源分配的問題，八中全會是提出這個問題了，但沒有答案。

王曉波：剛剛你提到農村控制、農轉非的困難等問題。但城鄉差距在中國是始終存在的，尤其是近代對外貿易商埠的興起，並非中國本身社會經濟發展使然的，而是帝國主義經濟入侵所造成的，其城鄉差距就更不「自然」。在以往生產力低落的農村社會，因交通不便還不成為大問題。但在今天交通便利的情況下，如果不做這種控制，馬上會產生都市遊民問題。以西方的觀念來看，農民的確沒有遷徙的自由。但八億農民如果有這種自由，那種混亂的情況是可想而知的。這涉及到最近中西人權辯論的焦點：生存權與自由權孰重？按資產階級民主的口號是「不自由毋寧死」，但中國農民是「好死不如賴活」，其間有價值選擇上的衝突。另外就農民的社會地位而言，這和中國現有的生產力有關。目前農村的隱藏性失業大，工廠投資又不足，現在則傾向用鄉村企業來解決，因為靠都市的力量解決農村問題恐非今天中國的能力所能做的，只有用農村的自發力量才有可能。如果生產力得以解放，對農民的自由限制應可逐步解除。現在我有一個問題，不知道目前鄉村企業蓬勃發展，它的資本從那裡來？

黃：鄉鎮企業原來的基礎是「社隊企業」（即公社、大隊辦起來的企業），其資本累積有幾個渠道：1.國家貸款，這在1985年以前是最主要的，而且貸款是到大隊級的，只要大隊簽字蓋章，農民就可以直接貸款。但85年以後，大陸的外匯存底降的太快，銀根抽緊，使貸款大為收縮。2.集資：由地方上大隊、公社出一部分錢，民間出一部分，這是目前最主要資本來源，而鄉鎮企業及以農村剩餘勞力，解決失業問題的效果很好。3.三資企業，特別在沿海地區，例如廈門好幾個地方都是台灣遷過去的工廠。這不僅提供大量的就業機會，而且也提供一套新的管理方式及國際市場銷售渠道。

大陸真正賺錢的仍是對外企業。國內企業如棉紡、成衣等大多虧本。基本原料生產企業虧得更多，因為他們是按國家指標指定生產、分銷、定價，這個赤字大多由國家補貼，不但企業，連基本的食糧也補貼。1980年以後，國家向農民收購的糧價提高二、三倍，農民手頭上的錢便多了；另外，國家再以低價賣給城市居民，所以其財政負擔相當大。也因此在市場上常有雙重價格，即國家規定價格與市場價格。一般而言，汽油、鐵砂、煤的市價都比國家價格高兩三倍，政府也希望取消雙軌制，全由市場價格決定以減低其負擔。但這樣會造成嚴重的後果。一旦國家取消補貼，馬上會通貨膨脹。特別在1988、89年特別嚴重。而「六四」的發生是和這個背景密切相關的。

杜繼平：大陸開放改革以來，集體經濟的基礎愈來愈弱，那他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是否從根本上動搖？農工產業因減勞差的因素推擠出工業人口，大陸有無條件進行廣泛的工業化來吸收農村人口？如此一來糧食供應有無問題？

黃：社會主義國家解散公有制而行私有制，這在理論上是很難解釋的。趙紫陽便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來解釋。而事實上，鄧小平這一派在經濟發展上是站得住腳，但理論上則不然，這中間的矛盾就打個馬虎眼。

大陸的農村經濟和60年代的台灣很接近，即有限的耕地卻有過多的人力，而農業從投入到回收的週期長而且效率低，所以趙紫陽提出「國際大循環」的理論，即建立一個面向外，投入國際經濟的體制，日本就是個好例子。這個模式如不能用在所有的大陸地區，可以先在大地區作實驗，如東北。我就曾經向大陸官員建議，以東北資源比日本強的優勢，可以起火車頭的作用，帶動其他地方。

事實上，大陸今天經濟最大的問題是發展太快而非太慢。每年的工業產值成長率達10-20%，任何社會都無法吸收這種快速發展。生產一快，人民便有錢，一有錢，大家都要蓋房子，這促使建材漲價，通貨膨脹。也就是過多的錢追逐有限的生產資源。現在中共正在考慮如何節制基本投資，約束工副業的發展。所以李鵬在988年收緊銀根的措施是對的，任何領導人都會這麼做。目前需要考慮的是：如何透過社會調查取得可信的資料，從事農村集體企業投資？例如現在投資最多的是沿海地方，那內陸怎麼辦？這需要在整個產業結構上改變，並提高其工副業產量。而更大的問題是「三線工業」，這是毛澤東時代在韓戰時將沿海的尖端企業遷至內陸山區。現在這些工業面臨淘汰命運，原來的設備、資金怎麼辦？是否可以將「三線工業」改頭換面帶動內陸的發展？但這需要大量的資金。當年從沿海遷到內陸就花了三千億，現在那有錢？這一些問題大陸也有人注意，如費孝通為解決農村失業問題，曾提出鄉鎮企業、衛星小市鎮等，即如何用小市鎮吸收過多農業人口，並將小型工業建立於小市鎮中，即離鄉不離土。

張敏生：大陸在解放前的農村經濟是處於破產邊緣。解放後得以快速復甦，不但解決溫飽問題，更動員全國的資源從事國家建設，這是否可以說明大陸動員的有效性？大陸農村的發展可否像台灣一樣出現某些專業戶來代理耕作，這應該可以解決農村勞動力不足的問題，又是否可以集體化的方式解決？

黃：大陸在解放前農村破產的情形的確很嚴重，但到了1952、53年便迅速恢復到解放前的農村生產最高水平。在這種情況下，使用強制方式是難免的，但政策的決定、推動要用什麼手段？由誰決定？國家國防力的提高是否就代表人民的福祉？人民的犧牲要到什麼程度？這是價值判斷的問題。一個極端的例子就是「大躍進」。1958年從高產田、衛星上天到出現「畝產萬斤」，使1959年中國對輸出糧食竟達到最高的數字。這其實是每一個階層的官員都在作假，中央認為很好，便趕快向世界拋售糧食，然而1959年底中國卻鬧饑荒。到60、61年還對外輸糧，到61年下半才停止輸出，甚至還向國外購糧。這是在有效動員下所造成的錯誤，其中餓死了二千萬人，但這是否有必要犧牲？由誰決定？

大陸專業化的代耕已逐漸出現，特別在福建、廣東，許多農村由於勞力不足，便把整個田地承租給別村的農民耕作，他們在集體耕作下能引進較有效的機械操作。至於回到以前的集體制是不太可能，因為中共也怕回到以前左傾路線當道的時期。

王先生：剛才你說大陸的農民社會地位比以前不升反降，那中共依靠什麼力量來鞏固政權？

黃：這涉及兩個問題：一是農民對中共革命成功有多大貢獻？二是目前農民對中共的支持程度。早期研究中共黨史的學者多半相信毛澤東所說的：「解放軍是魚，人民是水，所以革命可以成功。」但這不一定是正確的，以我在有個農村所作研究例子來說，當地的書記已經幹了12年了，我請他談談他的生命史，結果發現在1947年當地解放後，他卻跑到國民黨控制下的濟南當學徒，等濟南解放後他又跑到國民黨控制下的徐州。很多這種例子可以看出當年農村秀異分子不見得支持共產黨，事實上，農民可能不支持任何政黨，而只支持他的生存。中共官方說革命的成功得於農民的支持，我很懷疑。Mark Selden曾研究過河北一個老解放區，結果發現大多數的農民是騎牆派，日本人、國民黨、共產黨來到，農民都會和他們合作。換言之，農民的依賴性很強，而農民有無在意識型態上受中共的影響因而支持他？我很懷疑。現在農民大部分還是支持中共，因為沒有第二個選擇。而且開放改革後，中國最大的得利者是農民，他們收入比城市居民增加快，所以城市居民眼紅、不滿，也才有六四的出現。相對而言，農民的服從性較高，目前便看不出中國農村有什麼大變動。

陳明忠：目前大陸的農學院幾乎找不到學生，這是否會造成農業人才的缺乏？大陸可否向日本一樣，提高糧價，減少補貼，以增加農民的收入？

黃：其實大陸最需要的是農業專科學校的人才，因為這是到農村工作的第一線。但現在大家拚命往工業技術學校擠，而農校卻乏人問津，這是由於農校畢業生多會分發到鄉下，一到鄉下就是「農」，不但這一代，下一代也逃不掉，所以要解決這個社會鴻溝，必須在戶籍上取消農和非農的規定，這樣才能吸引比較多的人從事農業。但這又會造成所有的人都到都市去，因此是個兩難的問題。至於第二點，中共也曾嘗試盡量由自由市場價格決定農產品價格。以前蛋、油、肉、奶、煙都需要票，現只有米、油還用。特別糧食這一項不太敢碰，因為涉及佔26%的城市居民人口。這不能像日本自民黨一樣保護只佔2%的農民。大陸要保護的是城市居民，因為他們是國家職工、幹部，必須保證給他們最低的消費價格。如果薪水沒提高而糧價提高，那下一個六四馬上會出現。這個問題就是要用什麼方法開放糧食市場，讓市場價格決定，甚至和國際市場拉平，這必須使大陸的稅收制度完善，再把國家剩餘的稅收收入用來提高國家職工的收入。這和60年代的台灣一樣，只是台灣公教人員少，包袱小，可以讓市場價格提高，再拉高公教人員的薪水，但大陸國家幹部人口太多了，包袱太大，要把自由市場價格打到他們頭上，那是逼他們造反，因此這是個難解決的問題。（李世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