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和平統一」問題與「一國兩制」

一、兩岸關係中的華盛頓因素

因國共內戰造成一九四九年之後,中國隔台海分裂為二的局面，迄今已有五十三年。兩岸同有解決這個問題的責任。

早期蔣介石主政時代，台灣方面的一些構想、計畫，皆未克取得成果。揆其原因雖然多端，但韓戰（一九五○～一九五三年）後直視台灣為其「西太平洋前線」的美國長期政策，影響應屬最為重要。簡言之，短期上，美國牽制、化解蔣（國民黨）任何重返大陸的嘗試長期上，美國培育、指導一個「非中國」的台灣瓜代蔣（國民黨）政權下「中國的台灣」。而在此一過程中，美國在後蔣時代可將國民黨役使為它遂行台灣「去中國化」的工具，應反映出它用心用力之良深，與成效之驚人，令人不能不瞠目詑異。

但兩岸的統一，仍為全體中國人的民族與歷史使命，非解決不可。在上述的現實情況下，不受強權外力左右號令的中國大陸，便不可避免的肩負起主要責任。

可以認為，始自一九七二年二月《上海公報》簽定後的中、美關係正常化發展，北京方面在華盛頓方面接受了「一中原則」與「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後，美國扶植「台獨」永久分裂中國的疑慮消除，「台灣問題和平解決」乃成為當年中、美的共識與協定。

《上海公報》簽定後至今的三十年，可大致分類為前二十年和後十年兩個階段。北京以與華盛頓的反蘇戰略同盟，換得美國西太平洋圍堵政策鬆綁，中國得以利用這一難得機遇努力把經濟搞上去，同時，美國亦對「台灣問題」表態，以證明它對中國領土主權完整的尊重，和不再對中國搞軍事對抗的善意。這是前二十年的概況。繼《上海公報》之後的中、美《建交公報》及《八一七公報》，在精神上是一致的，也可以說，後二份公報是《上海公報》的衍生物，整個「三公報」被中國認為是正常化的雙方關係的基礎。《上海公報》是中、美因應「蘇聯問題」而締結，但它卻以「台灣問題」為核心，這反映出中、美雙方的任何一方，只要一旦無意保持「正常化」關係，最方便的做法就是破壞在「台灣問題」上的共識。

《上海公報》簽定迄今的後十年階段，華盛頓執意指北京不承諾放棄對台動武，系不符《上海公報》協議，乃進至於向台大賣武器，將《八一七公報》視同敝屣，從本質上顛覆了「三公報」。事實上後十年階段期間，台北當局跟華盛頓緊密配合的「去中國化」步驟，系對《上海公報》 的釜底抽薪，海峽此岸有人儼然自認不再是中國的一部分了。

北京當年因「蘇聯問題」跟華盛頓合作，並為求一併解決中、美關係問題上的疙瘩──「台灣問題」，而有《上海公報》。二十年後，「蘇聯問題」不再，華盛頓認為已沒有遵守《上海公報》（以及其他二公報）的義務，在「台灣問題」上，中、美應重新開始較量。美國知道「台灣問題」對中國何其重要，也正因為如此，美國有不少人把「台灣問題」視為中國的「致命傷」（Achilles' heel)，意圖「以台制中」，逼北京就範。這些便構成了二十世紀九○年代期間，兩岸關係的不進反退，及以分離主義在台灣蔚為主流的原因。

二「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敵對大國間為解決問題的妥協

今（二○○二年）一月三十日，是中共江澤民總書記發表重要對台政策綱領文件《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而繼續奮鬥》七週年紀念。如果說，「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鄧小平所決定的對台政策基本原則，那麼「江八點」應是從一九八四年此一基本原則確立，到一九九五年「江八點」被提出的十一年之間，北京方面通過現實經驗與益趨務實縝密的思考，所總結出的對該基本原則的詮釋，揆其主要目的則仍在於寄望台北當局能擱置敵意淡化疑慮，認真務實的做出回應。台灣和大陸沒有什麼不可以基於相互尊重與體諒合作，通過和平協商談判，解決因國、共內戰遺留下來的歷史問題。

「江八點」所反映出來的中共對台政策，其用心可謂善矣。容或尚有若干台灣內部各黨各派因立場觀點不同而不免出現的不同解讀，但其實並無傷大雅。台灣統派大老、精神領袖胡秋原先生當年即立予「江八點」高度肯定，也呼籲主政當局把握時機展開有意義及有益國家統一的談判。但是，人們實際所看到的，反而是兩岸關係從一九九五年中開始的逆轉。何以如此？扼要言之，核心原因不外美國長期的對台政策，在上世紀九○年代已充分奏效，台灣的「親日集團」掌控了黨、政、經、文教、特情等法權，正積極配合與推動「去中國化」，致「江八點」在當年台灣已屬難以被瞭解，以及不允許被瞭解了。「江八點」在一九九五年遭遇到的是一種「雞同鴨講」或「對牛彈琴」的劣勢。我們相信，在一九七九年元旦《告台灣同胞書》提出後，美國對華政策的對抗構想設計，主旨之一即在於阻隔任何情況的兩岸因取得瞭解而建立共識，進而有助雙方和平統一。也就是說，它千方百計的是要斷中國和平統一之路。也就是說早在中、美正式達成正常化關係的同時，美國已有背棄《上海公報》的打算與步驟。也就是說，它開始褫奪台灣當局面對北京的自主性。而這是一個從上世紀七○年代進行到九○年代的霸權主義工程。

一整個世代的時間轉眼過去，在兩岸關係上，中共領導人陸續提出包括《告台灣同胞書》、「葉九點」、「鄧六點」、「江八點」等，以及最近的「錢其琛講話」政策性發言。這些關於兩岸關係與對台政策的綱領性文件，可以視為北京方面對解決結束國家分裂、完成兩岸統一問題的系統性構想，也是向台灣當局提出建議。但更重要的，這也是讓一旁緊密注視的美國可「間接」察覺北京是一直信守自一九七二年尼克森訪問中國時，雙方辛苦達成的共識或協議。希望提醒美亦能知所守信重諾。

但是，如果美、台關係已如前文所述者，且一旦兩岸都意識到「和平統一」難以落實，也接受美國有遏制中國打「反獨」戰爭的能力，並將之納入政策制定與推動的思考中，則美國的兩岸政策或對台政策便告奏效。這裡面對中國最不公平的在於，美國可以依其利益去打造一個實質上「去中國」的「獨立台灣」，卻運用它對台灣大局的優勢掌控能力，不使台灣「宣佈獨立」，迫中國陷於「和平解決」承諾的困境，將兩岸關係鎖在「不統不獨」的無解狀態。這無異顛覆或癱瘓了「一個中國」。

「江八點」公佈以來，台灣政局走過「總統直選」與「政黨輪替」，表面上這是一條褪除原國民黨或蔣氏威權體制的「民主化」、「本土化」道路，旨在凸顯其更名副其實的親西方（美）及做為其陣營內一員的角色，但實際上卻以如何針對中國大陸做明確區別與對立行政，這也是台北當局用以交換美國支持庇護的無可選擇。如此一來，台灣徹底「棋子化」。中國大陸又怎能去跟一枚棋子談出解決彼此關係問題的結果？人們只能在下棋時「吃掉」棋子。如果兩岸不可能通過談判導致出現美國不樂見的局面，美國便退可以保有其在西太平洋的現有利益，進可以台灣為追求與經營「拆散中國」的遠程戰略基地。

三「一國兩制」在台實踐在新世紀面對挑戰

圍繞著中、美「三公報」簽定後至今，對中共所提出的對台政策重要文件與內涵精神的理解，可以說，「江八點」是對「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務實詮釋與善意承諾，最近的錢其琛講話，也應該是對「江八點」的務實詮釋與善意承諾。在今天面對兩岸關係議題上的看不出妥協跡象的僵局，北京方面以逐次提出政策詮釋的方法，來代替或當做對問題的處理。這固然表現出中共力持「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誠意，但難以防止或減緩問題朝趨於複雜與難度升高的演變。

二○○○年的民進黨勝選執政，觀察美國在兩岸的作為是，一方面嚴厲喝止台獨勢力任何宣佈「建國」的蠢動企圖，另方面則與台北當局聯手要求北京接受（承認）此一事實，與民進黨作接觸以至於雙方「關係正常化」。而錢其琛此次講話，亦首次區別了「廣大民進黨成員與極少數頑固台獨分子」，一方面固然是有利於貫徹「擱置政治分歧」的講話精神；另方面則是向美國傳遞兩點，其一，中方對美方邇來遏制(curb)「台獨建國」表示領情；其二，為了歡迎小布希二月二十一日的到訪，並寄望中、美關係能上一台階，提出對民進黨接觸的「新標準」，以示接受美方提議，這毋寧是一種讓步的表態。

但事實上，在一月二十八日，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卜睿哲(Richard Bush)即在台北政大國際關係中心以發表演說方式指出：美國反對北京為兩岸復談所預設的立場，因此美國不會強迫台北坐上談判桌，布希在訪問北京時也絕對不會犧牲「台灣的利益」云云。這種行為，一方面是指示台北民進黨政府對錢講話該如何因應；另方面則是向北京再次明示，這種對台的政策發言能有什麼實效，決定在於華盛頓。這樣一來，在事實上，大陸方面所提出的對台政策發言，便都成了面對台灣卻是跟美國說話了。應該深入評估這種情況對中國所期望的兩岸關係究竟有些什麼利弊。

以誠信與忍讓為精神和基調的錢其琛講話，內容充分反映了北京方面今後「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對台政策走向，也顯示了對今天台灣問題的深入再認識，這是有利祖國統一大業成功的，但是站在台灣島內看相關問題，卻不免令人憂慮的是，台灣在現政府與內外反華、台獨勢力的合作經營下，頗類似一列已上了軌道的火車，如不阻止它，它將一路奔向終點。而在現階段，諸獨派勢力相信的是美國出於愛護的勸阻他們「建國」，以免遭到中共「武犯」。於是一個已經獨立的台灣藏身在中華民國的外殼裡，就是最大利益，這種「現狀」是值得維持的。具有這樣觀念的人，在台灣或不止「廣大民進黨成員」，公平言之，他們傾向於接受台灣現政權在兩岸關係上的說詞，而不是北京的。因此問題又回到如果台灣現政府唯美是從，則誠信與忍讓恐亦很難喚醒它。

這是這個問題的悲劇核心。

因應新世紀的中國和平統一事業所面對的一切挑戰，「一國兩制」仍具有一定的理論優越性與說服力，以及在執行上的合理、合情利便，不宜放棄或大幅更張，亦因為如此，更務實與正確切的掌握問題真相，更積極靈敏的推動相關工作，抓住著力點，應為首要考慮。

（本文為作者提交三月二十五─二十八日深圳市「兩岸關係論壇」的報告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