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獨繞不過憲法這一關

依照國際法的規範，舉凡一個國家的構成，都必須具備三項要素，那就是人民、主權與領土。而我中華民國自一九一二年成立以來，經歷了數度的內憂與外患，導致一九四九年政府播遷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這也使得我們的國家構成三要素，都產生了巨大的變化。如今，兩岸已分治逾半個世紀，我們的領土與主權問題正面臨嚴峻的考驗，這對於我們的安危存續，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必須加以深入探討。

依照我國現行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的規定，「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經全體立法委員四分之一提議，全體立法委員四分之三出席，及出席委員四分之三之決議，並提經國民大會代表總額三分之二出席，出席代表四分之三之復決同意，不得變更之。」此條文前項規定領土之範圍，後項則規定領土的變更方式。以領土範圍而言，凡國家統治範圍內所支配的土地，就是領土，而國家可在其領土上行使主權。易言之，除領海與領空之外，領土也是主權行使的界限，而且，在同一領土上，不能容許兩個主權的存在，這也是主權的特質。

綜觀世界各國憲法，其中關於領土的規範，有列舉式與概括式兩種，而當時我國的制憲先賢，也都曾經使用過這兩種方式。早在民國二十五年《五五憲草》制定之初，因當時正值九一八事變後不久，我國東北的領土被日本佔領，因此有列舉領土之必要，以宣示國家領土主權不容分割的立場，因而該憲草第四條則規定：「中華民國領土，為江蘇、浙江、安徽……等固有之疆域。」此列舉式之優點，乃在於可以增強國民的國家民族意識與認同感，對外則可更加博得國際社會的重視，並防杜他國對於我國領土的覬覦，以便日後收復失土。相對的，其缺點則是容易漏列與修改困難，比如省的轄域更動時，是否需要修憲予以配合？

之後，在抗戰勝利結束制定現行憲法時，日本勢力已退出中國，但是，有鑒於當時我國仍有失而未復的領土，比如外國的殖民地香港與澳門，以及有爭議的問題如外蒙等，若一一列舉，反而不便，俟日後收回，雖實質上是領土變更，且名正言順，但若因而必須經由國民大會決議通過，實有過當。因此，為避免治絲益棼，在多方協議之後，決定在憲法中採取上述所謂「固有疆域」的概括方式，而這種方式則賦予了很大的解釋空間。

不久，一九四九年兩岸分治，至今為止，雙方內戰尚未正式結束。有關於領土的問題，依照大法官（民國八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第三二八號的解釋，「……其所稱固有疆域範圍之界定，為重大之政治問題，不應由行使司法權之釋憲機關予以解釋。」由此可知，我們的領土問題確實是一個容易引起爭議的問題，到底我們如何界定國土？這就牽涉到我們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立場問題。

在李登輝一九九九年七月九日提出所謂的「兩國論」之前，雖然他偶有脫線的言論與看法，但是，國民黨政府大體上還一直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民國八十年《國家統一綱領》的制定，以及後續政府多次有關一個中國的說明，就是最明確的例證。而這裡所稱的一個中國，就是指一九一二年所建立的中華民國，其主權範圍包括大陸與台灣。

這裡可能有人要問，那麼對於外蒙的立場如何？在行政院張俊雄院長上任後不久，就將外蒙稱為一個與我無邦交的國家，以及近日行政院修改《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施行細則》第三條，將外蒙古自大陸地區排除，使大陸地區的定義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控制的地區相同，都有違憲之虞。因為，我立法院早在五○年代就已廢止了一九四五年與蘇聯所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其中雙方同意外蒙經由公民投票來決定其前途，因此，我政府並不承認外蒙的獨立；而一九五○年毛澤東與史達林所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中，同樣的也承認了外蒙的獨立，此乃當時促使我方廢約的重要原因之一。

雖然外蒙早已獨立而且也廣獲國際承認，而北京也早與外蒙建立外交關係，因而也不會涉及統獨的問題，承認外蒙應該不會引起太大的爭議，可是有關於主權與領土的問題，行政機關絕對無法自行決定，必須依照上述的修憲程序，經由立法院提案，再由國民大會復決同意，然後依此修憲的結果來修法，最後依法行政，才是憲政國家應有的正道，否則行政機關凌駕憲法之上，豈不無法無天？上樑不正下樑歪，必將導致國家的亂象叢生，不可輕忽。

雖然，此舉並不直接涉及統獨問題，可是這種偷渡式的越憲行為，更為兩岸關係埋下惡性循環的種子。明眼人都可以看得出來，此乃民進黨政府在護照加注台灣，以及將我外交部駐外單位改名為「台灣代表處」的同時，進一步地公開挑戰中華民國憲法一個中國原則的做法。歸納而言之，這些都是行政機關的作為，實際並未涉及修憲，但是這種小步滑向台獨的策略，企圖積沙成塔，積羽沉舟，以量變求質變的手段與目的，造成事實，路人皆知，而在野黨也似乎有心無力，任其發展，兩岸的和平堪慮。

依照上述中華民國憲法一個中國的原則，自一九四九年兩岸分治以來，中華民國的治權，也就是所謂我國憲法實際有效範圍，就只及於台、澎、金、馬，此乃類似德國在分裂期間所提出的「國家縮減論」（Schrumpfaatheorie），也就是由二次戰前德國的治權縮減到當時的西德，但是西德政府對於東德以及其他的失土，始終未放棄其主權的訴求。同樣的，在法理上（de jure），我們的領土仍舊包含大陸與台灣，因為我們並未放棄對全中國主權的訴求，但是，在實際上（de facto），目前我方所有效控制的領土，則只限於台、澎、金、馬，這是不爭的事實。

這種主張最重要的意義，就在於為國家的統一預留空間，這也就是保留了國家未來統一的權利，俟日後時機成熟，統一的方式與最終的目標則可一切順理成章。反之，若要放棄對於中國大陸的主權訴求，則不但國家的統一無望，而且必將引發兩岸的衝突，德國之所以能夠順利統一，就是最好的例證。

同時，也就是因為這種主張，為兩岸預留了一些創造性的模糊空間，也保持了兩岸之間冷和的局面，因為，北京的統一政策至今未變也未曾稍歇，對岸所堅持的一個中國，一如《國統綱領》所言，大陸與台灣同屬一個中國。雖然兩岸所主張的中國內涵不同，這也就是自一九九二年辜汪新加坡會談之後，雙方所建立的「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默契；但是，堅持一個中國的法統與國家統一的最終目標，則是雙方的共識，也是維持兩岸和平的最重要基礎，一九九九年的「兩國論」則將此基礎破壞殆盡，導致兩岸瀕臨戰爭邊緣，險些釀成巨災，乃是最好的反面教材。

由此可知，在目前兩岸僵局的情況之下，我們必須堅持回復到「兩國論」之前有關於中華民國主權與領土的共識，並保持法理與實際情況之間的差異，維持兩岸之間一定的模糊與迴旋空間。也只有如此，才能換取更多的時間與空間，俟兩岸之間差距日漸縮小，互信日漸建立之後，在和平的基礎之上，再來處理我國主權與領土的問題不遲，如此，國家幸甚！人民幸甚！否則，若以小步台獨的方式導向兩岸關係的惡性循環，屆時必將自食惡果，得不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