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生肘腋：民族主義論戰突起（七）

堯旋真正不安的是起於學生自發的民族情懷、真正澎湃洶湧的保釣運動，及其所引發的反對帝國主義霸權的左翼民族主義。雖然這種新的傾向在當時的台灣還只在萌芽階段，但就其發展的潛力而言，顯然極為驚動了作者，以及大學新聞社與大學論壇社的一些人。這種左翼民族主義在當時的台灣，除了陳鼓應、王曉波在演講時偶而會露點鋒芒外，是沒有人敢明目張膽寫在紙上的。而且在與日本斷交這件事上，左翼民族主義者更是不會有特別的反日情緒。

如果這篇文章發表在台大保釣運動期間，可就是一篇呼籲學生不要衝動的忠黨愛國文章。雖然黨國一向會以民族情感與受迫害情結來強化追隨者的向心力，但其實是更擔心民族情感的騷動，因此會用理智與生存的說法來降低民族情感的過份發作，這篇文章就形式而言符合了黨國處理民族情感的一貫邏輯。只是如今時移境轉，這篇文章竟然藉著抗議日本斷交的時機，披著黨國對待民族情感的形式，來反對保釣運動所激起的民族主義。

這是一篇為即將舉行的民族主義座談會投石問路的文章，出現在座談會一個星期之前的《大學新聞》上，相當呈現了論戰時大學新聞社與大學論壇社的立場。其實在保釣運動之後民主抗爭的這一年多來，台大的刊物就曾出現對民族主義的疑懼之聲，可說其來有自。

民族主義座談會在主辦者的這種不安心態下舉辦。接下的兩個星期，《大學新聞》登出批判民族主義及攻擊陳鼓應與王曉波兩人的幾篇文章，就更清楚說出他們對民族主義不安的原因了。

其中「每週短評」《談「民族主義座談會」》一文劈頭就說：「當國外的留學生正在受所謂『統一運動』和『獨立運動』等分解思想（原文如此）的干擾和宣傳時，…」。在這時談民族主義當然是針對「統運」而發，因為這時台灣尚未有「台灣民族主義」的影子。在這裡也一併提出「獨立運動」，顯然只是防衛性的自我表態，表示把統運與台獨都一併批評，各打了五十大板。

雖然有此表態，批評的對象卻主要是中國民族主義。作者攻擊陳鼓應與王曉波兩人「把討論集中在對美、日的攻擊，而竟忘記了現在究竟是：毛共壓迫我們厲害？還是美、日壓迫我們厲害？」這是與堯旋的問題「究竟外國人壓迫我們厲害？還是我們中國人自己壓迫自己厲害？」一樣的「二分對立邏輯」，但卻更清楚揭示出親美反共立場，而且開始影射陳鼓應與王曉波二位「不反共」。這位大新主筆不僅不以論理的方式來批評民族主義，還企圖扣陳鼓應與王曉波兩位紅帽子，開啟了他們運用黨國文人的伎倆來打擊對手的作法。

在一年半來的台大學生自發的民主抗爭中，陳鼓應、王曉波所起的助力在台大老師中無人能出其右。而陳鼓應批評「崇洋媚外」與王曉波關懷「社會弱勢」的發言，基本上都還在民主抗爭的層次，並沒有真正觸及社會經濟體制的問題，那時的環境與條件也沒成熟到可以討論基本的社會經濟體制。王曉波的關懷弱勢與反帝論述絕對不脫三民主義的範圍，而陳鼓應對崇洋媚外與文化買辦的批判也主要是針對黨國體制的貪污腐化，以及來自他自己的民族文化的立場（他的哲學專業是老莊哲學）。他們這樣的言論有兩個基本重點，一是反對美國的國際霸權，包括文化上的，一是對美國所代表的資本主義體制的質疑。這兩個立場雖然在今天都還可以劃歸在廣義的左派一邊，卻絕對到不了黨國式「反共與否」的漢賊不兩立層次，但是《大學新聞》這篇評論卻將民族主義的問題推向了這個層次。向來是黨國當局在「反共與否」的問題上逼人表態的，如今這批親美派學生也有樣學樣，輕率地拿來指向兩位反對派老師。

保釣運動以來台大校園以爭取民主自由為目標，把所有的反對派團結在一起，以對抗共同的壓迫者黨國威權體制。如今其中卻有一些人不加反省採用黨國的二分對立手法來打擊同盟者，而這些濫用手段的都還是在學學生，也是令人納悶的事！或許是有黨國背景的學生背後鼓動，但事情並非如此單純，這種手段的運用代表著學生中的一個重大分歧，牽涉到這些人的世界觀與基本立場。

《大學新聞》這篇評論的一段話可以用來揭示這個基本立場：「南越在美國安排的和談中悍然拒絕一面倒的政策，而堅強地要求尊重南越人民的生存權利和自由選擇的權利」。言下之意是當時有那麼一個站在人民一邊的堅強的南越政府，但是實情卻完全不是這樣。當時的南越政府是美國主導發動軍事政變，推翻較有自主意識的吳廷琰政府後，扶植起來的一連串軍人傀儡政權，這批軍人政客在一九七五年兵敗如山倒之時還帶著黃金逃之夭夭。大新的主筆會如此觀看越南戰爭，正顯示著他並沒受到一九六○年代「反越戰」的影響，而基本接受了美國政府與國府對越戰的觀點，一個台灣社會的主流觀點。

總得說，《大學新聞》這篇短短的評論揭露出兩個重要面相。首先是他們會那麼容易地使用黨國手段來攻擊對手，在基本心態上或許與黨國人馬有共通之處。再則，他們沒有受到一九六○年代國際反越戰、法國學生運動以及美國民權運動的影響，不是六十年代的叛逆之子。事實上在一年多來台大校園民主抗爭上，他們也不曾是積極帶頭者，而他們在這次論戰的其他文章的立場，基本上不超出這篇社論所洩漏出的這兩個面相。

更具攻擊性的胡主民《冷眼看民族主義座談會：一個台大人的感想》一文，除了展現黨國文人之筆外，雖然在立場上不超出那篇短評，卻有多項深意，包括挑起了如何看待義和團的問題。

他將王曉波等同於在台灣教科書上一直惡名昭彰的義和團，認為「一股義和團的歪風已逐漸漫延」。將反霸權的民族主義冠以義和團之名來打擊，在當時甚至今天都依然十分有效，因為在台灣的教育下義和團只能代表愚昧無知與盲目排外，被扣上義和團帽子如王曉波者，就背上了非理性與反現代的罪名。

但是義和團是充滿著弔詭的東西，在一九七○年代初對我們而言確實有著另外一種啟示。王曉波不僅向來反對只將義和團看做是愚昧無知與盲目排外的一般看法，反而在整個事件中還看到了反壓迫的庶民抵抗精神。他還曾找出孫中山為義和團辯護並斥罵踐踏義和團的人為禽獸不如的言論來，興奮地拿給我們看，以證明三民主義的信徒是不會隨便參與污衊義和團的行列的。

如何看待義和團？這個問題直到今天都還可能是個世界觀上的重大分歧。在台灣的黨國教育下，又歷經文星時代全盤西化派的洗禮，以及現代主義的薰陶後，對我們這整個世代的人而言，義和團很自然地只能是蒙昧落後令人羞愧的代表。對於追求現代化的國人而言，義和團的行徑只能當成是愚民的暴行，其精神也只能等同於阿Q式的盲目排外，胡主民的觀念如此呈現出這樣一種台灣主流所代表的眼界與心胸。（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