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金地先生的道路（1913-2002）

二○○二年三月十四日，日據時期台灣農民組合反帝農運的小鬥士；五○年代白色恐怖政治受難人，勞動黨顧問與中國統一聯盟名譽主席伍金地，病逝台北，享年九十歲。

一九一三年，伍金地生於屏東縣萬丹鄉社皮村。父親伍篤，原本是個篤實的挑夫，通過勤儉持家，漸漸有了一點積蓄，也陸續買了幾甲農地，成為自耕的中農。伍金地出世以後，家裡的生活還算不錯。

伍篤先生非常注重孩子的漢文教育。伍金地從小便跟著略懂漢文的父親學了一些基本的漢文，同時通過父親的歷史教育，開始有了素樸的民族意識。

伍金地未滿七歲便入學社皮公學校，但是，三年級的時候，伍金地的人生道路卻有了決定性的變化。

五月初五端午節，伍金地和其他小朋友吃肉粽的時候，族裡一個老婦人感觸良深地指了指學校的芒果園，對他們說：「要不是這些『臭狗仔』來喔，我們要吃青的也有，要吃黃的也有，要吃熟的也有……。我們的土地，差不多一半以上都被日本人硬搶去了。」

伍金地年紀雖小，膽識卻很大；他憤憤不平地想，既然學校芒果園原是自己家的土地，我為什麼不能去摘那些芒果呢！他進入學校的芒果園，摘了滿滿一籃的芒果回家去。

隔天朝會，伍金地就被日籍老師叫到司令台上，叫他兩手伸直，端著一臉盆水，罰站；並且當眾羞辱他說：「可惡的清國奴的孩子！做賊！」十歲不到的伍金地雖然被罰，還是強忍著，不在日本人前面流淚。他在心裡不服氣地罵道：「你們這些沒有天良的臭狗仔，搶我的東西，還罵我清國奴！做賊！……這世上還有公理嗎?」

朝會結束後，伍金地一進教室，台籍女導師什麼也沒問，隨手拿起一支掃帚，就朝他肩背猛打下去。個子矮小的伍金地受不了這樣的毒打，於是抓起座位上包書的布巾，朝窗戶一跳，逃出教室……。他認識到一個道理：為了拍統治者的馬屁，台灣人對待自己的同胞往往比日本人還壞。

伍金地逃了一個星期的學後，因為學校到家裡找人，他父親才知道；第二天，他被二哥押回去上課。回去上課後，那名台籍女老師雖然沒再打伍金地，卻總是故意冷言冷語的侮辱他。其他同學也因為誤解他是小偷，對他不抱好感。伍金地受到這樣的打擊與侮辱，再也提不起勁來學習，就不時逃學；並且經常和嘲笑他是小偷的同學打架。這樣，原本在全班四十幾名同學中總是排在前三名的成績，從此一落千丈。

伍金地勉強完成公學校教育後，再也不願意接受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教育，於是就在二哥經營的雜貨店幫忙。現實生活讓少年伍金地再次體驗了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殖民者的蠻橫不講理，以及被殖民者的悲哀與反抗意志。從此以後，伍金地開始追隨那些社會運動前輩，熱中從事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社會運動。

一九二六年六月廿八日，台灣農民組合在鳳山、大甲、曾文、虎尾、竹崎等五個支部的基礎上，在鳳山成立。此後，殖民地台灣的農民運動也逐漸進入發展的高潮；一九二七年年底，台灣農民組合的組織由原有的五個支部發展為四個州支部、廿三個地方支部及四個出張所聯絡處，會員人數高達二萬四千一百多人。同年三月與七月，屏東地區的農組東潮支部(東港與潮州)、屏東支部及內埔支部也陸續成立。為了擴大組織，農民組合也在各地農村開辦讀書會，以啟蒙一般農民的智識，提高他們的階級意識。

就在這段期間，農組和文化協會在社皮共同組織一個青年讀書會，教讀平民課本、平民《千字文》課本、《百家詩》、改編的《三字經》和農民歌謠等等，也讀報紙，討論時事。農組高屏地區的領導幹部顏石吉、張玉蘭、簡娥、陳崑崙……等人，也經常來社皮講演，開座談會。村裡的年輕人有二十幾人參加。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不滿的伍金地也立刻加入，並且通過《佃農哀怨歌》和改編的《三字經》等，認識台灣佃農在日本帝國主義經濟與政治雙重壓迫下的悲慘命運，進一步提高了民族與階級意識。

然而，讀書會進行才沒多久，高等警察就來取締了。伍金地被關了五天。

出獄後，伍金地並沒有因為坐過牢而畏懼日本殖民當局的高壓統治；仍然熱中參與農組、文協、高雄借家人同盟或其他反日團體舉辦的各種民眾運動，通過散發傳單張貼海報的行動，從事宣傳、動員工作。

伍金地是農組「小鬼隊」的成員之一。除了在街頭貼傳單，動員群眾之外，也在反動派舉行群眾演講會時，埋伏在講演台下，伺機喊出針對性的反對口號，不斷進行有力的游擊反制。例如：當他們聽到右派的辯士脫口說出諸如「日台融合，人民的生活水準才能提高」等狂言時，立刻在台下高喊：「交官窮，交鬼死，交乞食，蝕了米。」小鬼隊就這樣反覆高聲喊叫，終於鼓動其他聽眾也一起怒吼起來。

一九二八年，從一開始便以「對新興制糖小作爭議」和「對台糖要求提高工資」作為鬥爭目標的台灣農民組合鳳山支部，在鳳山郡大寮莊鼓動蔗農向糖廠爭取權益的鬥爭，十五歲的伍金地也以散發傳單的方式，參加了這場鬥爭；他因此再次被捕，並被扣押在鳳山郡役所；其後，農組辯護律師古屋貞雄以伍金地未成年為由，替他辯護，獲得從輕判決的處分。

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二日，台灣農民組合遭到全面檢舉，史稱「二一二事件」。事件後，農組因為幹部幾乎遭到全面逮捕，動搖份子脫離組織，失去領導的一般組合員也紛紛離散，整個組織陷入絕大困境，一切活動都暫時停頓。幾個月後，被捕幹部相繼回到戰線，並進行內部的理論鬥爭，使得農組的思想更加傾向共產主義。到了十月以後，合法運動更加困難，農組的活動完全潛入地下，大事發行鬥爭情報，指令情報，並在全島建立秘密發行網。

十一月七日，農組屏東支部在屏東郡鹽埔莊香蕉捆裝所公開拉起「蘇聯革命十三週年紀念大會」的布條，準備在當晚舉行紀念講演會。伍金地早在下午就趕到會場，幫忙講演會的準備工作。晚飯後，伍金地跟隨顏石吉、謝少塘、呂和布等農組幹部及另外數十名農民，於七點左右走進會場；不料，事先等在那裡的取締警官便檢束了顏石吉等五名幹部，並且命令伍金地等數十名農民立即解散。然而，伍金地他們仍然留在會場，準備按時於八點舉行紀念講演會。到了八點，前來參加紀念大會的農民已將近兩百人；大會於是按原訂計畫開始。結果，當局馬上動用武裝警員，將農組成員團團圍住，展開驅逐行動。伍金地與農組的其他同志在混亂中高喊「土地歸農民」等口號，並且四處張貼海報；抗爭到最後，伍金地和另外四人也被捕了……。

伍金地因為拒捕遭到刑警的輪毆；到了監獄，那些刑警又揪住他的頭髮，猛撞牢門來洩憤。刑警的行為立刻引起牢房裡農組前輩們的抗議，他們大聲痛斥日本警察是禽獸，並一齊用力踢地板抗議，發動一場監獄鬥爭。最後，驚動警察局主管，伍金地才被鬆綁，送入牢獄。十六歲的伍金地被拘禁十八天。此後，伍金地成為警察當局注意的黑名單；參加各種運動時，都會被警察緊盯。為了躲避警察追蹤，伍金地先後在高雄工廠、基隆石底礦山及下營農組支部活動。後來因罹患瘧疾，返家休養，警察也尾隨嚴密監視。

一九三一年初，台灣的反帝左派組織遭到大肆破壞。在這波大檢舉中，未足十八歲的伍金地因為尚未成年又沒有證據，僥倖沒有入罪。儘管如此，他在思想感情上卻遭到很大的衝擊及失落感；在往後的日子裡，他的行動也受到當局嚴密注意，每當有日本皇族來台灣視察觀光的時候，東港郡役所就會請他到拘留所住幾天，一直要等到貴客離台後，才能自由。這樣，伍金地只能當個安份的自耕農。

一九四一年，廿八歲那年，伍金地在家人的壓力下，與年方廿歲的同莊女子玉桂，結婚成家。

台灣光復後，政情紊亂，經濟蕭條；農組的老同志顏石吉來找過他，想要組織青年團；伍金地卻因為一家老小要養，只能安份地待在家裡，耕自己家裡的四甲多田。

一九四七年早春，爆發了一場要求民主自治的人民蜂起。事件後，他聽到許多關於「二二八」的整肅消息；屏東市議會副議長及社皮某青年等被處決的傳聞；許多他認識的，日據時代站在勞苦大眾立場，從事反帝民族解放運動的革命先輩們，如蘇新、潘欽信等，也因為投入這場民眾起義領導運動，而被迫流亡大陸。因為這樣，他深刻地體會到歷史留給他們還在台灣的老鬥士的任務，便是繼續戰鬥。

與此同時，通過一場「二二八事變」的鬥爭，許多比伍金地年輕的台灣青年，不但認識了日據時代台灣反帝運動的歷史傳統，而且也認識到台灣人民無法避免被捲入內戰歷史漩渦的事實。他們通過對「白色祖國」的徹底失望，進而認識到另一個充滿希望、屬於人民大眾的「紅色祖國」。他們懷抱著愛國愛鄉，改造社會之心，投入了全中國人民要求國家統一、民族解放的「新民主主義革命」。

一九四九年十月，伍金地得知，民主革命在祖國大陸創建了新中國。他激動地想道：「一百年來飽受國外帝國主義列強與國內封建軍閥壓迫的中國人民，終於站起來了。」與此同時，在大陸內戰敗北的蔣介石政權撤退到台灣，把台灣作為反攻基地，開闢了內戰的「另一個戰場」。歷史，讓剛脫離日本帝國主義半世紀殖民統治的台灣人民，面臨新的嚴峻考驗。

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在台灣農村實施三七五減租。一九四六年七月在台灣正式成立的中共地下黨組織「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決定通過「減租減息運動」，開展合法的農村工作。

屏東地區，以市議會議長張吉甫為首的有識之士也認為，這是能夠幫助佃農出頭的一大善政而熱心推行。伍金地在鄉長的邀請下，到鄉公所當試用代書，幫佃農處理與地主的爭議。

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韓戰爆發。韓戰使得蔣介石政權在美國支持下，發動一場大肅清。從一九五○年十月一日起，在《中央日報》上，伍金地幾乎每天都看到一個接一個為了追求社會正義、民族解放和國家統一的青年，被押解到馬場町槍決的報導。

據《安全局機密文件》所載，在這「時局緊張之際」的一九五○年秋天，一個叫做盧慶秀的廿幾歲的同村青年，從台北回來，找到伍金地要籌組「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然而，盧慶秀卻因為自身安全，不惜出賣同志，嫁禍伍金地。《安全局機密文件》指出，盧慶秀是向情治單位線民偽稱：伍金地在屏東萬丹鄉組織有「台灣民主自治同盟解放聯盟委員會」。保密局根據密告線索，自一九五○年十月十日起，至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二日止，就所得情報展開嚴密偵查與布線，於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三日展開逮捕行動；結果，在廿四小時內，逮捕了林琨隆等七名青年。伍金地則乘機脫逃，從此被迫脫離家庭，走上逃亡之路。通過親友的暗中協助，他從社皮經內埔鄉隘寮，轉往高雄縣旗山方向，最後，逃到台南縣玉井竹頭崎山中，藉著幫人家燒炭、抓魚，換取生存空間。同年的五月廿一日，保密局得到密報，「運用線民策動伍金地出面自首」。這樣，伍金地結束了長達幾個月的逃亡生涯。

伍金地被移送台北保密局，在將近廿天的疲勞審問中，不管怎麼用刑，伍金地抵死不承認盧慶秀的指控；同時也堅持拒絕在沒讓他看過的所謂「口供」上簽名。之後，伍金地被移送到台北青島東路軍法處看守所，與包括他的侄子伍石慧在內的所謂同案，一起結案。

據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安度字第○七六三號判決書所載，一九五三年五月廿四日，該案依《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項提起公訴，並宣判：

盧慶秀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處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全部財產除酌留其家屬必須之生活費外沒收。……伍金地參加叛亂之組織處有期徒刑六年褫奪公權六年。伍石慧參加叛亂之組織處有期徒刑五年褫奪公權五年。……

判決書的所謂「叛亂事實」部份指稱：伍金地不但「附和」盧慶秀所提組織「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之倡議，並且「欣然參加」。

按理，以《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項起訴者，通常都會被處以死刑，由於伍金地堅不承認盧慶秀的指控，於是以其「受殖民地教育政治觀念薄弱一時不慎致為(盧慶秀)所愚」，而且又「系自行投案衡情不無可恕」之「理由」，乃給予「酌情減刑」。

判決後，伍金地與十幾名難友，兩人一組手銬在一起，押送到新店安坑國防部軍人監獄服刑。

伍金地和他的侄子伍石慧被分配到信監第七號牢房。不久以後，伍金地和一批難友被調離軍監，關到一個四周都有高牆圍住的陌生大牢房。大約三個多月後，伍金地才又被送回安坑軍人監獄。不久，他便接到妻子過世的惡噩耗。伍金地暗吞淚水安慰自己說：「在這個苦難的時代，跟別人比起來，我的遭遇又算得了什麼！」只是，不管他表現得如何平靜，內心卻無時無刻地惦念著他那沒爹沒娘的四個孩子今後要怎麼活下去？其後，伍金地歷經酷熱的獨身牢房折磨，又被送去勞動隊強迫勞動幾個月後，才又回到智監後半部的集體牢房。

伍金地服滿六年刑期後，軍監當局又以他「思想頑固」的理由，將他留置軍監，多關了三個年頭。

一九六一年，伍金地跟另外六名難友，從台北到東港，一路腳鐐手銬地移送小琉球「第三職訓總隊」。在那裡強迫勞動一年後，伍金地終於可以回家團圓了。他雖然只被處刑六年，實際卻被監禁了長達十年之久。

面對自己十年來被侮辱與被傷害的黑牢生涯，伍金地認為，在大時代下，那不過是小事一樁。所以，他很少主動講自己過去的經歷。他對生活總是抱著「平生只向前，不計昨天事」的態度。

當然，如果有想要認識台灣歷史的年輕人問起他在農組搖旗吶喊的青春歲月，他也會把他所知道的歷史與人物熱烈盡情地講述給他們聽。因為，他希望，通過這樣的口述，可以把革命的火種延續下去。

就是這樣的革命熱情，使得出獄後的伍金地，仍然在晚年不辭辛苦，為了延續年輕時候追求民族與階級雙重解放的理想，而投身台灣的民主統一運動。

伍金地先生走了！為台灣勞動人民的出頭與祖國統一奮鬥了一生的伍金地先生終於走了！他帶著一種願望沒有實現的遺憾走了！他遺憾的是：有生之年，未能親眼看到祖國的完全統一！

伍老先生生前的遺憾，正是留給年輕一代繼續努力的歷史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