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終究還要回到台灣的」

方生，本名陳實，一九二五年出生，二○○二年四月逝世，福建連江人。
早年就讀於福州中學和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一九四六年二月，從福建來到台灣；先是透過一個親戚的介紹，在台北一個糧食部門教國語；同年九月，進入台大農經系就讀。

「當時，」方生說：「就我的瞭解，相對於大陸，台灣的學生運動並不活躍。後來，從內地到台灣來念大學的外省籍學生漸漸地多了起來；我們這些外省學生大體都受過學運的洗禮，因此就克服語言的障礙，透過與本省同學一起讀書、辦壁報及搞社團活動，開展台灣進步的學生運動。」

可以這麼說，台灣光復後的學生運動，是在大陸內戰和學生運動的推動和鼓舞下，逐步從小到大發展起來的；它的矛頭直指美國帝國主義和國民黨腐敗政府。它的具體行動是「二．二八」爆發前一個多月，為了抗議美軍暴行而在台北發動的愛國示威運動，也就是「一．九」事件。

為了「援助」國民黨打內戰，進而達到控制中國的目的，美國派了大批美軍到中國來。這些美軍在中國的土地上，橫衝直撞，為所欲為，因而激起各地群眾的強烈不滿。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底，美軍強姦北大女生沈崇的事件發生後，終於導致全國學生抗議美軍暴行的大規模示威運動。美軍暴行的消息一傳到台北，立即引起全市學生和廣大台灣同胞的憤怒。當下，台灣大學和台北師院的學生領袖們，立即起來帶頭，串聯全市的大、中學學生，準備以實際行動響應內地學生「反內戰」、「反美帝」的愛國運動。這時，台大和師院的同學們衝破了國民黨當局的新聞封鎖，紛紛奔走相告，傳遞運動的信息，他們並且通過辦刊物、出壁報、散發傳單，在宣傳戰線上取得輿論的支持。學生們的行動因此也得到學生老師和社會人士的大力支持。

一九四七年一月九日上午八時，全市大、中學生一萬多人，從四面八方集中到新公園（按：今二二八和平公園），舉行抗議大會。在會上，許多學生發表演講，揭露事實真相，抗議美軍暴行。整個會場氣氛熱烈，群情激昂。「美軍滾出中國」、「反對內戰、要求和平」的口號聲此起彼伏，響徹雲霄。

大會根據與會群眾的要求，作出兩項決定：一是要成立台北市學聯，一是會後舉行示威遊行。警備司令部參謀長柯遠芬聞訊慌忙趕到會場，企圖鎮壓群眾，阻撓遊行示威，但沒有得逞，很快就被群眾轟下台去。大會後，開始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一路上，學生們喊著口號，揮舞標語牌，散發傳單。在大街兩旁圍觀的群眾，對學生的愛國行動無不表示同情與支持，不少人出於義憤臨時參加到遊行隊伍來，更多的人在浩浩蕩蕩的遊行隊伍經過時情不自禁地熱烈鼓掌，表示支持。整個示威遊行歷時四個多小時，最後以勝利而告結束。

這就是台灣一九四七年「一．九」事件的原始型態。

方生認為，「一．九」事件有三大意義：

首先，它是由台灣青年學生發動的一次愛國群眾運動。長期遭受帝國主義壓迫的台灣人民，素有愛國主義的光榮傳統。在歷次反抗外國壓迫和反動統治的愛國運動中，台灣青年正如同大陸青年一樣，總是起著先鋒作用。過去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是這樣，在面對美軍暴行和國民黨的腐敗時也是這樣。

其次，「一．九」事件說明，台灣人民的命運和大陸人民的命運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國民黨在大陸發動的內戰，不僅遭到大陸人民的反對，也遭到台灣人民的反對。同樣地，國民黨接收政權在台灣貪贓枉法的作法，不僅引起台灣人民的不滿，也引起在台灣的大陸同胞的不滿。當時參加抗暴示威的，有很多就是從大陸來的外省學生，當然更多的是台灣本省的學生。學生們在運動中團結一致，並肩戰鬥，結成親密的友誼。「團結就是力量」，是學生們的共同行動綱領。這種在運動中結成的友誼，在後來的「二．二八」事件與「四．六」事件中，進一步發揮了團結的力量。

第三，「一．九」事件是台灣光復後，台灣人民第一次以街頭遊行示威的方式表示對國民黨當局惡行劣跡的不滿和反抗。這對以後台灣愛國民主運動的開展是有一定影響的。經過「一．九」事件鍛煉而湧現出來的許多積極分子，大多成為日後愛國民主運動的骨幹。在「二．二八」事件中，他們站在實際鬥爭隊伍的前列，起了帶頭作用。「二．二八」過後，雖然台灣愛國民主運動暫時處於低潮，但是，經過了一段沉寂之後，作為整個台灣愛國民主運動重要組成部分的學生運動又重新活躍起來，並且在四九年「四．六」事件達到了高潮。

方生記得，二．二八事件發生的前一天，即二月二十七日晚上，他正好住台北城裡一位福建同鄉家裡。

第二天上午，全市已經罷市、罷工、罷課，氣氛顯得十分緊張。當天午後，突然有二、三名本省籍同胞衝進方生的同鄉家裡。方生和同鄉一家人趕緊從後門跑出去，他因慢了一步被打了一下。跑出來後，他就躲到附近新公園假山後面。

方生認為，這個賬應記在國民黨當局頭上。其次，所以發生誤打，是因為當天中午，廣大群眾湧向台灣長官公署請願，國民黨衛兵用機槍掃射，當場打死打傷許多老百姓，這樣才進一步激怒了廣大台胞，他們把仇恨集中在國民黨官僚身上，而這些官僚絕大多數是從外省去的。

當方生初步弄清楚事件性質之後，開始下決心用實際行動表示對台灣同胞的支持。於是，他向台灣同學借來一套舊學生制服穿上，和他們一起投身到鬥爭中去。

當天傍晚，方生到新公園去，看見那裡已經有了好多人，把設在公園裡的台灣廣播電台團團圍住。他情不自禁地也參加到人群中去，並衝進電台，和他們一起呼口號、提抗議，要求電台向全省廣播事件真相和廣大台胞的要求。

方生痛心地指出：四十年來，有少數人喜歡說「二．二八」事件是「省籍矛盾」的產物。的確，「二．二八」初期，在混亂中是有部分不明真相的本省人毆打了一些無辜的外省人（我自己也挨了打），但是，我認為，這是在任何群眾運動中都難以避免的支流現象。何況，當人們一旦醒悟過來，誤會很快就消除了。至於事件中，許多本省人保護外省進步人士（包括歐陽予倩）的感人事跡，更為人們所稱頌。尤其重要的是，在事件中，台灣人民反對貪官污吏、要求民主自由的愛國行動，從一開始就得到廣大大陸同胞的同情和支持。不少在台灣的大陸同胞還和台灣同胞一起參加了鬥爭。

二．二八事件被鎮壓後的一段時期，台灣學運一度處於低潮。但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經過了一陣表面沈寂之後，台灣學運又逐漸活絡起來。

一九四七年八月，台灣公費留學大陸院校的大學社團「台灣同學會」，組成了「九人演講團」，利用暑假的機會回到台灣。演講團在台灣各地向青年學生和廣大群眾講述了大陸國共內戰的形勢、國民黨日益嚴重的政治經濟危險，以及風起雲湧的「反飢餓、反迫害、反內戰」的學生運動。

演講團的巡迴演講，為當時正處於低潮、苦悶中的台灣學生打開了一條思想的出路：他們這才認識到，在大陸除了黑暗的白色祖國之外，還有另一個充滿希望的祖國。

另一方面，從一九四七年下半年到一九四八年上半年，台大各學院先後成立了學生自治會，自治會幹部都是通過學院學生大會選舉產生。當時台大共有理、工、農、醫、文、法六個學院。在六個學院學生自治會的基礎上，經過各方協商，於一九四八年下半年，成立了「國立台灣大學各學院學生自治會聯合會」，方生被推舉為主席。

「這樣，」方生說：「台大就有了一個全校統一的學生組織，領導全校是全市的學生活動。像這樣的學生組織，在台灣歷史上還是破天荒第一次。」

台大自聯會成立後，舉辦過許多活動，台大自聯會通過自己的辛勤工作，贏得了同學的信任，在同學中享有崇高威信，但也因此成了當局的眼中釘。

方生特別強調，最讓他難以忘懷的就是，當台大學生組成的「麥浪」歌詠隊抵達台中時，受到已故的抗日作家楊逵的熱情歡迎。

「由於我們的行動已經受到國民黨特務的注意，演出的過程並不順利；」方生說：「楊逵不但幫助我們找到一家戲院，解決了演出場地問題，會後並且安排了一場以『文藝為誰服務』為主題的座談會。除了『麥浪』全體隊員，楊逵還邀請了當地文藝工作者（主要是青年作家）和新聞界朋友參加。會上充分發揚民主精神，各抒己見，暢所欲言。」

方生記得，討論中大家都一致認為「文藝應該為人民服務」；但是，首先遇到的一個問題就是：究竟誰是「人民」？「人民」的概念是什麼？「人民」中該不該包括國民黨等等。「麥浪」中有些看過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隊員就明確指出：「人民不應該包括國民黨反動派，國民黨反動派是敵人，是人民要打倒的對象，文藝不是也不能為他們服務。」但是，有人卻認為：「反動派也是人，也就是人民。」這樣，爭論就由此展開了。經過激烈的爭論，最後取得了較為一致的意見，就是：「人民不應該包括國民黨反動派，不要把『人』和『人民』混為一談。反動派是人，但不是人民，他站在人民的對立面，是反對人民的。我們的文藝，是人民大眾的文藝，不能為反對派服務。」

座談會快結束時，楊逵發了言，他首先肯定這樣一次討論是很有益處的，提高了大家的認識。然後，他結合自身的文藝實踐經歷，深刻地闡述「文藝必須為人民服務、必須反映人民的心聲」。最後，他還即興朗誦了一首詩，送給「麥浪」。現在，人們能夠回憶起來的就只有詩的最後兩句──

麥浪、麥浪、麥成浪，

救苦、救難、救饑荒。

因此，方生個人認為，從楊逵的詩句內容來看，寄托著他對中國革命即將取得全面勝利的期待。因為當時，中國人民最大的苦難莫過於內戰之苦。反內戰、反迫害、反飢餓，是當時愛國民主運動的迫切要求。麥浪的全部演出活動都配合了這一要求。所以得到了楊逵的讚揚。至於詩的後面一句，就體現了老作家的這種喜悅心情，它實際上也凝聚著老一輩的作家，在經歷了一場「二．二八」的民族悲劇後，對青年一代的期望。

然而，這個期望卻在不久後的「四．六」事件那天，隨著楊逵與無數青年學生的被捕系獄而破滅了。

一九四九年二月，「麥浪」回到台北。

當時的形勢是，一方面，國民黨在大陸內戰戰場上的大勢已去，黨政要員一批又一批地從大陸撤到台灣；另一方面，台灣學生運動正向縱深發展，學生組織日益發展壯大，這對國民黨無疑是心腹之患，所以，對學生下手只是時機問題。

在這樣的形勢下，方生作為台大自聯會主席兼「麥浪歌詠隊」旅行演出領隊，在巡迴演出的過程中，已經被特務嚴密盯梢了；另外，其他幾個主要幹部也被盯了。

「我們判斷國民黨特務隨時可能逮捕我們，於是準備離開台灣。」方生解釋說：「大約是三月二十日左右吧，我不得不離開深深眷戀的寶島台灣，結束了我在台灣整整三年的生活歲月。」

果不其然，四月五日晚上，在警備總司令部電令台大當局迅速「拘捕歸案」的「不法學生」名單之中，方生就名列第二要犯。

第二天清晨，當局在學校拒絕交出上述學生的情況下，悍然動用軍警侵入校園，製造了「四六事件」。

學運從此轉入地下。另一方面，脫險潛返大陸的陳實，為了慶賀自己經歷暴風驟雨洗禮後重獲新生，改名方生。「有一天，我終究還要回到台灣的」。方生這樣告訴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