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孝乾其人其事

翻開當代學者撰寫的台灣共產黨史，幾乎皆把謝雪紅視作最高領導，這是誤解。因為謝雪紅曾到過日本、蘇聯，許多人認為她是國際支部連絡人，應具有首要地位。同時，她的名氣稍高，所以把她捧為開山鼻祖，這是不公道的，也非事實。筆者摸索研究台共發展史數年，或許所知有限，但對蔡孝乾卻瞭解頗多。

依我的淺見，台共的最高領導人應為蔡孝乾，他已病逝多年。他曾參加兩萬五千里長征，任蘇維埃中央政府內務部長，八路軍敵工部長。毛澤東愛看的淪陷區報紙、三五牌洋煙，便是通過蔡孝乾給他弄來的，這是外界罕知的秘史。

台灣共產黨的全名應是「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即台灣地區無產階級政黨。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五日在上海成立。出席第一次代表大會十一人：包括中共代表彭榮、朝鮮共產主義代表呂溫亨，台灣籍黨員代表林木順、謝雪紅、翁澤生、陳來旺、林日高、潘欽信、張茂良、蔡孝乾、林兌。大會選出林木順、蔡孝乾、林日高、莊春火、侯朝宗為中央委員。林木順為書記，林日高（後為書記）、蔡孝乾為常委，翁澤生、謝雪紅為候補常委。會後，有些黨員回了台灣，從事抗日民主革命鬥爭，一九三一年五月，在淡水舉行會議，決定脫離日共領導，成為共產主義國際支部。同年秋，台共大部分黨員被捕入獄，一些黨員逃離台灣，去了大陸。

台共在上海成立後，在上海設置辦事處，由翁澤生負責，主要任務為聯絡中共。當台灣共產黨員遭受圍捕時，翁澤生也在上海被捕。一九三四年，中共曾派出一批福建籍的黨員與台籍黨員回到台灣，重建台共組織，但由於日本強化法西斯統治，台共一直無法展開活動。抗日戰爭勝利，蔡孝乾從延安回台灣，建立了台灣工作委員會，黨的力量逐漸展開了。一九四九年政府播遷來台，為了穩固最後基地，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終於瓦解了台共組織，蔡孝乾被任命少將副處長。從此隱居士林，撰寫回憶錄。他的這部《台灣人的長征紀錄》作品，早在二十年前便已出版，原名是《江西蘇區．紅軍西竄回憶》。

一九六七年秋，軍方籌拍《寒流》電視劇集。編劇小組成員邀請專家開會。那日蔡孝乾先生坐在我對面，因而交談機會比較多。也許我提出問題比較內行，引起蔡老的興趣，他談起延安的整風運動，痛斥陳伯達的迂腐作風；他同情王實味、周揚，並且讚揚當時投奔延安參加抗日的廣大青年。蔡孝乾風度很好，握手、談話，充分流露出高級幹部的風範。直到如今，他的音容笑貌依然栩栩如生展現眼前。

蔡孝幹那時年近六旬，身材魁偉，記憶力強，思維敏捷，分析任何問題絕不拖泥帶水，讓你如讀列寧的文章，必須先記下來，回去再通過反芻過程，才會完全明白過來。後來聽別人說，他每天傍晚散步，精神苦悶，使人聯想起「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的詩句。我畢竟年輕些，見聞少，經歷淺，難以體會出蔡老的孤獨心境。但是我內心是佩服他的。後數年，我還見過他一次，想不到他還記得我，這是我感到光榮的事情。

李白、杜甫的氣質與風采與販夫走卒不同；納爾遜、拿破侖也和水手不同；蔡孝乾這位台灣前輩早年參加共黨，他在中央蘇區多年，爬雪山、過草地，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最後到了延安。他使我聯想起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校長延聘愛因斯坦作教席，愛因斯坦起初並不應允，他是物理學家，他在實驗室研究出相對論，揭示了空間與時間的辯證關係，無論在哲學上或科學上皆有重要的歷史意義。他並不會教書。校長告訴他：「我請您來學校的目的，只是讓學生瞻仰您的丰采，這就是一種教育。」

據蔡老回憶錄記述，台共在一九二八年四月在上海召開成立大會，到了八月便遭受破壞，他們為了怕波及台灣島內組織，決定將數名重要幹部暫時撤離台灣。「八月下旬的一個夜晚，我（蔡孝乾本人）和洪朝宗、潘欽信、謝玉葉在北部後龍港秘密乘船逃出台灣，來到漳州，寄寓於城內東半後街枕頭巷。為了生活和掩護，或先後在石碼中學和龍溪女中教書。」〔注〕換言之，蔡孝乾並未參加一九三一年的淡水會議。歷史可以作出具體的檢驗，七十年前淡水會議，台共作出脫離日共成為國際支部的決議是極端錯誤的，盲動的，它犯了左傾冒進主義的歷史錯誤教訓。蔡孝乾、洪朝宗、潘欽信、謝玉葉等人及時撤離台灣是正確的，「留得青山在，不愁沒柴燒」，他們決定向中共靠攏的路線，不僅安全，而且充滿希望。

蔡孝乾在漳州時化名楊明山，在工作上直接受設於上海的台共總部領導，與中共組織只有橫的聯繫而已。和他聯繫是「巡視員」李文堂，海南島人，海員工人出身。實際上當時他是「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央蘇區執行局委員」。一九三二年紅軍打進漳州，李文堂來找蔡，邀他去紅軍工作。首先見到「紅一軍團」政治部主任羅榮桓，羅介紹兩位青年幹部蕭華、舒同和他認識。原來部內編印的《紅色戰士報》，是羅榮桓自己編，現在馬上交給蔡孝乾主編，看起來紅軍對蔡老是非常信任的。當時，和蔡孝乾一起參加紅軍的台灣青年沈乙庚，協助辦報；林飄萍、施碧晨、沈存薦、余曉陽等四人到各師政治部服務。

那時國軍發動第四次圍剿，紅軍要保衛蘇區中央所在地。時任中央局組織部長的任弼時，拍電報邀蔡孝乾進入中央蘇區。任弼時於一九二四年潛伏上海時，曾任上海大學俄文教授。那時蔡孝乾選修過他的課，有師生之情。

蔡孝乾和另一批台灣青年到了「紅色小上海」汀州，見了任弼時、周恩來，受到親切接待與歡迎。到了汀州第三天清晨，周恩來偕任弼時去看望蔡老，拿出兩本日文書給他看。列寧著的《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份》，另一本是當時日共頭目，佐野學著的《國家論》，為佐野學對列寧《國家與革命》的通俗闡釋。當時中共尚無譯本。周恩來請蔡老先把列寧著作譯出，後一冊容後再說。蔡孝乾說身邊沒有日文辭典，周說到了瑞金葉坪「中央人民委員會教育部」可借，那邊正籌建「中央圖書館」，有大批日文書剛從漳州運來。從這件小事可以看出，周恩來是思考縝密的領導者。

蔡孝乾在瑞金「中央教育部」服務，確實受到重視。「中央圖書館」成立，台灣籍劉月蟾便被派任「館長」。那時代理部長徐特立編的課本，蔡老提出批評，不能偏重「政治」，也為對方虛心接受。從此可見中共領導層把台共黨員視為同志，沒把他們當「外人」看待，這是鐵的事實。蔡老在江西「中央蘇區」工作兩年多，接觸過不少中共黨政軍領導人，包括周恩來、項英、毛澤東、劉伯承等人。他在回憶錄中對當時蘇區的土地鬥爭、查田運動、擴紅運動、財經運動、勞動政策、文教工作、肅反工作、合作化運動，以親身經歷與歷史相結合，寫出了珍貴的第一手資料。

蔡孝乾於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從贛南地區開始長征，迄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日到達陝北蘇區吳起鎮，歷時一年零一個月，據林彪部製作的「長征行程一覽表」統計：行軍二百五十六天、休息一百天、作戰十五天，共三百七十一天。全部行程六千英里，合二萬五千華里。經過十一個省，越過十八座四千至六千米的高山，其中五座是終年冰封的大雪山。渡過二十四條大河，包括烏江、金沙江和大渡河。通過回、苗、畬、傜、壯、彝等邊疆民族地區。

蔡孝乾到了陝北，參加「講長征故事」會議。從一九三六年春到次年春，包括陳賡、陳光、張愛萍、何長工、羅榮桓、劉亞樓、羅瑞卿、彭加倫、徐夢秋、蕭華、譚政、蕭向榮、宋時輪、曹理懷、康克清、楊立三、宋任窮等長征幹部，合寫了一部《紅軍長征記》，由朱德題字、徐夢秋編纂，當年曾印發高級幹部作研究戰史參考。這部書的影印本，現存於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蔡老的回憶錄參考了這本書寫成的。

在抗戰時期，蔡老因懂得日語，他曾在太行山任八路軍總政治部敵軍工作部長，對日軍和汪偽軍隊進行心戰工作，後因形勢嚴重，他在中共「保存幹部」政策下調回延安。抗日勝利，蔡孝乾被派中共台灣省委書記，倉促到了台北，時為一九四六年初。有關蔡老被捕經過，筆者茫然不曉。我於一九四九年六月底自穗來澎，一九五一年秋才抵台北。我常想，蔡孝乾這位南征北戰的無名英雄，若是得逞，他會走進巍峨的那棟總統府大廈，坐鎮指揮數載的。

〔注〕：見《台灣人的長征紀錄─江西蘇區．紅軍西竄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