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冷戰時代美國外交政策的批判（上）

一、前 言

二十世紀最後十年，由於蘇聯解體，美國成為世界上唯一超級強國，世界也進入「後冷戰時代」。美國在二十世紀末期享有了歷史上空前的卓越地位，從軍力到經濟，從科技到文化，美國莫不居絕對優勢。美國在二十世紀一百年內，繼一九一九年的凡爾賽體制，一九四五年的雅爾達體制，到一九九一年老布希(GeorgeH.Bush)總統的「世界新秩序」的提出，已經有三次機會建立國際秩序。與前兩次不同的，第三次的國際秩序不是經由戰爭的勝利，而是經由「冷戰」的結束。事實證明，沒有經由戰爭建立秩序比經由戰爭建立秩序要困難的多。這就是老布希「世界新秩序」無疾而終的原因。

迄今為止的「後冷戰時代」有一個基本的矛盾，一方面美國幾享有足夠的力量去貫徹美國的意志，不論以武力干涉或經濟制裁去壓迫其他的國家接受美國的法律或符合美國的利益；另方面，美國對國際社會以及其他國家提供解決問題的方法代表的多是美國自己的利益和價值。其結果是美國的優勢地位與世界秩序脫節，其他國家也無從理解到底什麼是美國的理想和目標。

對多數國家來說，冷戰結束是何等的大事，但美國人民卻把他簡單解釋為美國的成就。美國自由派人士認為這是美國民主的勝利，相信美國只要繼續推動經濟和人權就會主宰世界；保守派人士認為這是美國對蘇聯強硬政策的結果，所以只要美國強化其霸權，就能解決一切難題。這兩種觀點使美國在一個變動的世界中，難以建立一個合理的政策。

美國修正主義學者關心的問題不是冷戰是如何結束的，而是為何它會存在如此之久？他們認為在一九七○年代美蘇「和解」之時，冷戰就可以結束了。可能的原因是美國並不願結束冷戰，因為有太多的既得利益。傳統主義學者則指出美國可能會懷念冷戰，因為在冷戰中，美國有固定的職業，有明顯的主要敵人，更有一種號召和使命，如今卻什麼都沒有了。身為一個沒有對手的超強，沒有聖戰的十字軍，美國要何去何從，要如何自處？要如何調適自己的角色？這當然是令美國十分頭疼的問題！

二、美國對後冷戰時代特性的辯論

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花了無數的人力和物力研究蘇聯，但幾乎沒有人預測在一九八○年代末期，蘇聯會走上解體。因此，面對蘇聯的解體後的世界新情勢，美國的學者和政策官員幾乎一時不知所措。在一九九○年代，不同觀點的論述一波一波的推出，一如美國傳統的外交政策辯論，主要仍是樂觀論和悲觀論之分，也是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之爭。

(一)樂觀論點

最早的樂觀論者是日裔美人福山(FrancisFukuyama)，他是一位與美國政府關係十分密切的學者，他認為冷戰以不流血的方式結束，代表的是一個歷史的終結(TheEndofHistory)，自此之後全世界將走向西方的、自由的民主資本主義，因為隨著蘇聯集團的瓦解，世界歷史上最大的辯論已經結束了，所以美國今後的外交將是和平的時代。

隨著這種看法，一些學者主張美國應有責任在全球推動民主，並認為民主的國家比不民主的國家較易和平相處，如BruceRusset之GraspingtheDemocraticPeace(1993)，TonySmith之America'sMission(1994)，以及StrobeTalbott之TheDemocraticPeace(1996)。

隨著福山的「自由，民主資本主義」時代的來臨以及在全球推動民主，美國興起了一批新的力量，這一股力量的範圍包括政治學者、新聞界、律師、投資顧問、企業界及經濟學者。他們的目標要成為全球主義者(theGlobalists)，他們的樂觀和信心遠超過任何傳統的政治菁英。他們認為傳統的民族國家在國際關係中已落伍了，代之的是國際與跨國的利益。

麥休斯小姐(JessicaMatthews)一九97年在她「權力轉移」(PowerShift)一文中指出「全球公民社會的興起」，經濟成為世界最強大的力量。克林頓政府商務部次長蓋頓(JeffreyGarten)明白的指出由於美國已沒有軍事上的敵人，推動商業是美國外交政策合乎邏輯的基礎。越飛(JosefJoffe)指出，如果強權以服務他人而被接受才是維持強權之道。

一九九八年葉金和史坦尼斯洛(DenielYerginandJosephStanislaw)合寫了一本《制高點》(TheCommandingHeights)，把過去五十年的國際關係歸納為自由市場和國營經濟的競賽，冷戰結束後因為思想上的分歧減少，全世界國家將更加團結。

在美國最知名的此類著作是紐約時報外交專欄作者佛萊德曼(ThomasL.Freidmen)所寫的一本書《高級車和橄欖樹》(TheLexusandtheOliveTree)。他的中心論點強調美國外交應以犧牲橄欖樹來促銷高級車。換言之，鼓勵世界採取最新的資本市場模式，不鼓勵對領土或教條的辯論和衝突，其結果是更全球化、更多的高級車，甚至連橄欖樹也不反對全球化，反而成為全球化的助力。佛萊德羅更進一步推出他「防止衝突的金黃色弓型理論」(GoldenArchesTheoryofConflictPrevention)，認為只要有麥當勞連鎖店(McDonald'sfranchise)的國家，彼此之間就不會發生戰爭。不可否認的，佛氏對全球化已有了一種使命感的熱心。這些全球主義者很認真的相信在後冷戰時代，只有高舉資本主義的美國才能贏得其他國家的信賴。

(二)悲觀論點

悲觀論者始自漢廷頓(SamuelP.Huntington)的《文明的衝突》(TheClashofCivilizations)，他把世界分為八個「文明」，每一種文明有其地緣上及價值上的特點，並對其他文明有排斥性。在冷戰時期，由於美蘇長期的緊張對峙，壓制了這種文明上的差異；在後冷戰時期，這種文明上的差異成為國際關係上的決定因素，以及外交政策上的基本事實。

漢廷頓論點是建立在人類的彼此仇恨上，同時他對文明的定義也過於主觀，他的論點基本上代表著白人的優越感，有強烈種族主義的味道，我很懷疑他對中國的儒家思想有多少瞭解。

由於美國在一九九○年代動輒以人道的理由進行軍事干涉(Somalia1993,Haiti1994,Bosnia1995,Kosovo1999)，若干美國學者對「民主和平」反感，他們不認為有所謂「公正干涉」(impartialintervention)的存在，也不認為美國有這種能力，他們甚至懷疑美國追求的往往變成「非自由的民主」(illiberaldemocracy)－有民主之名而無民主之實。

這些論點強調美國應扮演較保守的角色，他們認為評估美國能力比評估美國利益重要，有一位學者曼德包(MichaelMandelbaum)甚至批評美國不能把外交當作社會服務(foreignpolicyassocialwork)來做。曼德包的同事，JohnsHopkins大學的哈潑(JohnL.Harper)也持同樣的立場，認為決定成為美國夥伴的重要條件不是「民主」，而是「利益」。

在美國政府擔任過重要職務的人士，多以地緣政治，權力平衡及國家安全為其主要訴求，一九九六年蘭德公司(RAND)的一篇研究報告建議美國作為全球領導的國家,必須扮演一個平衡者的角色。季辛吉(HenryA.Kissinger)建議美國應扮演十九世紀英國的角色，在歐洲加強北約，阻止俄國再起；在亞洲借助中共力量維持亞太均勢。越飛(JosefJoffe)認為或應學習十九世紀末德國俾斯麥的政策，以各種雙邊或多邊同盟來阻止反美力量的結合。布裡辛斯基(ZbigniewBrzezinski)認為為了防止挑戰美國地位的聯盟出現，美國應鼓勵北約東擴，拉攏中共，最終建立一個共負責任的全球核心。

曾擔任國防部長的史勒辛吉(JamesSchlesinger)認為後冷戰時期，美應恢復傳統的國家安全目標，並應特別重視核武擴散問題。歷史學者小史勒辛吉(ArthurSchlesinger,Jr.)認為如果美國不能建立新的集體安全體系，就會面對一個混亂而危險的世界。他甚至說，如果美國不肯付出代價，包括金錢和鮮血，就不可能建立「世界新秩序」。他坦率的指出，美國必須有一個敵人，才能凝聚力量。

比較折衷的觀點，以哈阿斯(RichardN.Haass)為代表，在其《不甘情願的警長：冷戰後的美國》(TheReluctantSheriff:theUnitedstatesAftertheColdWar)一書中，哈氏說美蘇競爭和核戰威脅的的結束，產生了「失序的」(deregulated)的世界，其中若干國家在追求自身利益時及處理敵對國家問題上享有較大的自由。哈氏認為美國在重建秩序過程中可做兩件事，一是在其他國家之間防止侵略，二是鼓勵其他國家參與全球經濟。哈氏指出美國不可擔任全球警察，但應公平的與其他國家合作，擔任一個「誠實的掮客」(honestbroker)。兩年後哈氏在一九九九年外交事務上的另一篇文章「WhattodowithAmericanPrimacy?」更進一步闡述了這種折衷的觀點。他說：美國外交政策的正確目標，是鼓勵一個合作和協調，而不是一個競爭和衝突的多極結構。在這種世界中，秩序不是建立在權力平衡上的和平，或對升高衝突的恐懼，而是對全球目標和問題上的廣泛協議上。正為季辛吉在其早期大作AWorldRestored一書中所說的「國際共識」(internationalconsensus)。哈氏認為理想的後冷戰國際社會應建立在四個基礎上：(一)盡量減少使用武力解決國際爭端，(二)減少毀滅性武器的數量及擁有這種武器的國家，(三)有限制的人道干涉，(四)經濟公開－貿易自由化和市場透明化。

(三)模式分類

不論是理想主義的樂觀論點或者是現實主義的悲觀論點，在後冷戰時代，美國希望面對一個什麼樣的國際社會呢？根據漢廷頓的分析大致有六種國際社會的結構：

一、單極穩定(unipolarstability)

以美國的單極配合多邊主義(multilateralism)，將是最和平、最穩定的結構，前提是美國不濫用其權力，並與主要大國維持友好關係。

二、雙極合作(bipolarcooperation)

在二○二五年左右，美國與中共合作。

三、多極合作(multipolarcooperation)

民主和平的範圍擴大，國際社會相互依存程度提高，聯合國的功能大幅化。

四、全球共治(globalcovernance)

世界上四分之三的人民接受共同價值，一個超國家的公民社會在形成中。

五、挑戰霸權(challengetohegemon)

中共崛起，取得挑戰美國霸權資格。

六、巨大混亂(fragmentedchaos)

美國因權力使用不當，朋友愈來愈少，敵人愈來愈多，終於造成內外交迫，進退兩難的困境。

漢廷頓認為以上六種情況，對美國最不利的是五、六兩種，最有利的當然是第一種，但可能只存在十年左右，第二種情況容易變成第五種，也不是美國所樂見，所以較理想的應該是第三、四兩種情況。

美國的若干現實主義學者認為在單極體系中，其他重要強權會不斷努力去創造多極體系，而他們的利益與超強的美國多半是衝突的。所以美國的單極時代不會太長，換言之，從冷戰時代的兩極，到今日的單極再到未來的多極，大約為二十年的光景。難怪布里斯辛基（Zbigniew Brzezinski）說美國將是第一個、最後一個、也是唯一的全球超強（The first, the last and the only global superpower）。

三、美國角色的自我定位

（一）良性霸權

冷戰過後，美國成為全世界唯一的超強，在可見的未來，也沒有任何國家能在軍事上，經濟上超越美國，由於美國認為自己是世界上不可缺少的國家，但美國對其他國家並無領土的野心，只希望依照美國的想法來維持世界的和平和美國的安全，所以美國自認是良性霸權（benign hegemony）。

良性霸權的意義：

一、世界的事就是美國的事。

二、美國的利益和其他國家的利益是結合在一起的。

三、一個正義的美國使其他國家既不恐懼也無需猜忌。

問題是，全世界接近二百個國家中，有幾個國家會接受這種定義？

（二）廉價霸權

在克林頓政府時代（一九九三～二○○○），由於在外交政策上重視經濟合作以及在對外干涉時儘量減少美國的損失，被認為以極少的代價維持了後冷戰時代美國的特殊地位和既得利益，被其支持者稱之為「廉價的霸權」（hegemony on the cheap）。克林頓政府外交的特色便是避免對戰略問題明確界定，基本上，他儘量不作重大決定，如反飛彈體系。

但美國這種廉價霸權事實上對美國所標榜的人道主義是一大諷刺，一九九四非洲小國盧安達（Rwanda）發生內亂，五十萬人以上遭受種族屠殺（genocide）。在事件之初，只須少許兵力便可阻止此一悲劇發生，但美國竟然無動於衷，美國政府面對批評，居然不承認所謂種族屠殺一事。在介入南斯拉夫內戰時，為了避免美軍傷亡，美國堅持採取高空轟炸，與聯合國地面維和部隊大唱反調，結果造成眾多無辜平民的死傷。如果美國的「廉價」是以其他國家人民的損失為代價，美國有什麼理由沾沾自喜呢？

（三）超強而不主宰

由於一時之間失去了明顯的敵人，美國不得不對其維持龐大的全球軍力尋找存在的理由，如文明衝突、回教勢力對西方的反撲、國際恐怖主義、中共威脅，甚至把「流氓國家」提昇到直接威脅美國的地位。這些說法都不具備知識上及政治上的可信性，而僅是建立在猜測及最壞情況下的「拼湊」而已。

很明顯的，後冷戰時代，美國一直在尋找適合自己的定位，從一個「普通的國家」、「改革的美國」、「全球管理人的美國」、「實用主義的美國」，到「新圍堵政策」、「大美和平」、「平衡者」，再回到「孤立主義的美國」，似乎有很多的選擇。但事實上，美國的選擇也不大，因為權力和責任是相對的。

美國必須在「追求全球霸權」和「支持全球多極體系」中作一選擇，前者有極大的誘惑力但卻十分危險；後者要求美國自我克制，但有利真正的和平與安全。

一九九○年代的大辯論已近尾聲，老布希和克林頓兩任總統的表現尚能相當自制，力圖「超前而不主宰」（preeminent, not dominant）。只不過二○○○年後出現了一個野心勃勃的小布希政府，到目前的言行早已踰越了前兩任政府的「規格」，令人擔心，也令人憂心！

四、美國外交政策的表現

一、力行獨斷主義，拒絕多元結構

後冷戰時代的國際社會是多元的結構，美國雖為超強，但為了安全與和平，理應與聯合國合作，與主要國家磋商，以取得共識的方式來處理國際問題。以美國優勢地位，只要師出有名，各主要國家也會儘量配合，如 1991 年的波斯灣戰爭之例。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