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殖民歷史的「瘡疤」

最近，日本的《新潮》月刊九月號上，刊出了台灣年長作家葉石濤於今年六月十五日在日本東京大學演講的全文－－《我的台灣文學六十年》；同時，另外一份日本雜誌《找到了！》（Eureka古希臘語）九月號，也刊出了同六月十五日由日本學者山口守訪問葉石濤的文章－－《訪問葉石濤》。這兩篇文章的內容，再度呈現了近年葉石濤以「台灣主體」為名，實際上用選擇性的、機會主義的歷史回憶和搖擺不定的觀點的論述特點；葉石濤的這種特點是大家都已熟知的，本不足為奇。然而，這次發言卻有在性質上與他往常的言論極大變異的部分；對於這個部分，他自己也在文中得意地形容「將在台灣引起文化大革命」、「像地震一樣」；那個「將引起文化大革命」的觀點概括而言就是：他認為如果以「台灣主體」，去評斷台灣的前輩作家，楊逵和龍瑛宗都「不合格」，因為他們都是「大中國主義者」，「必須重新檢討他們在台灣文學上的地位」。

這個「大中國主義者」的意思，就像所有的「大××主義者」一樣，就是指對方有霸權、壓迫性、強迫性的意識形態，是一個基於對抗的心態具敵意的惡涉詞；它是所有的民族分離主義者或反華勢力慣用的政治宣傳語，這是很清楚的。楊逵一生站在台灣勞苦大眾立場，在日據期獻身反日反殖民的社會解放、民族解放事業，光復後，又力行省內外作家團結合作的文化事業，國共內戰中提出「和平宣言」而長期入國民黨黑牢；對於這樣的台灣前輩作家，葉石濤竟然指他是一個「大中國主義者」，這種作法與其說是文學的評論，倒不如說是政治的指控。有良知的人怎麼可以不說話？至於他據以評斷的所謂「台灣主體」又指的是什麼呢？其實九月五日的《中國時報》藝文版，也曾以極大的標題刊出了有關葉石濤這次發言的報導。報導寫道：「葉石濤說，如果『台灣獨立建國』，他相信楊逵的地位會被徹底改變，又譬如張我軍的成就也會被重新看待」；報導中，雖然沒有提及葉石濤說楊逵是「大中國主義者」這句話（實際上，至今台灣仍極少人知道他說過這句話）；但是，葉石濤又進一步把日據期台灣新文學的開創者張我軍也拉下了水。由此可知，葉石濤在日本人面前所說的「台灣主體」，其實，就是指「台灣獨立建國」，這在文學上，簡單地說就是「台獨文學論」；它是以「台灣獨立建國」的政治標準來評價文學價值的文學觀；葉石濤認為依據這種文學標準，楊逵、龍瑛宗以及他在台灣記者採訪中再加進去的張我軍，都是「不合格」的，因為他們都是「大中國主義者」。

可以說，葉石濤已經開始用「台獨」的政治標準來對台灣新文學的前輩作家進行思想檢查，清算、歸類和排除。然而，如果連楊逵、龍瑛宗、張我軍等也都要被歸類為「不合格」的「大中國主義者」的話，那麼，台灣新文學的前輩作家中，極少數不是「大中國主義者」的，甚至，恐怕連葉石濤自己的大半生都是百分之一百二十的「大中國主義者」哩！（關於這個部分，後面將會舉證討論）如果依照葉石濤這個標準去排除的話，所謂「台灣主體」的文學將會空無一物，而成為空洞主體的文學論。

葉石濤的這番發言，果然如《中國時報》所形容的，「在文學界扔出一顆炸彈」；它雖比不上李登輝最近暴言：「釣魚台是日本的領土」的「喪心」程度，但已差可比擬。雖然一則是文學上的發言，另一則是有關中國領土的發言，但兩者都是政治性的，都顯示了當今台灣的一個令人憂心的動向，那就是：台獨的政治勢力正「處心積慮」地在社會各領域推動去中國化的「一邊一國論」，而且是「得寸進尺」地推動。只不過，這兩人都是高齡長者，都在青少年期受了日本皇民化運動的深刻影響，因此，「皇民化意識」便成了他們的台獨論的最重要的思想和感情基礎。

從葉石濤這兩篇文章的內容來看，可以清楚知道，他以「台灣主體」為名的「台獨文學論」，其底流實際上就是「皇民意識」。

雖然他的演講題目定為《我的台灣文學六十年》，但絕大部分的內容都在細述他二十歲以前，也就是他在日據末的皇民化運動時期的文學經驗，好像這短短的四、五年的青少年的文學入門期，就是他六十年的文學活動的全部一樣；而關於台灣光復以後，他在台灣文壇上最活躍，創作和發表作品最多，成為一個真正的作家的時期，卻隻字不提，避而不談。為什麼避而不談呢？或許是因為他在這期間，不論在評論、小說或生活方面，都是不折不扣的、像他自己在這兩篇文章中指責楊逵的「大中國主義者」吧！（關於這一點後面會詳述）在日本人面前說這些，不但不光彩還有自打耳光的味道。也或許是，面對這麼多的日本人聽眾，而情不自禁地回到了他自己曾說過的「日本是我心靈的故鄉」的心態，而忙著傾訴自己「二十歲以前也是日本人」的文學經驗吧！

在演講的起頭，他便忙著先說明：「二十歲以前我是作為一個日本人長大的；並非我想成為日本人，而是一出生便是日本人。」這句話，和李登輝在七、八年前跟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的對話時說「自己在二十二歲以前是日本人」，如出一轍；這就像一個印度人說他在英國殖民時期是英國人，或一個印尼人說自己在荷蘭殖民時期是荷蘭人一樣，是令人臉紅又可笑的「表態」；更何況這話是出於一個開口閉口「台灣主體」的台灣領導人和台灣文學界的「大御所」（泰斗？）之口，更令全體台灣人尊嚴掃地。在日本人面前，怎麼所謂的「台灣主體」統統不見了，馬上轉化為「日本主體」去了呢？原來所謂的「台灣主體」只是對付自己兄弟的態度。這也顯示了台灣的後殖民問題的嚴重性和複雜性，五十多年前的日本殖民者的意識型態居然仍深刻地支配著一些台灣人的心靈。

也許有人會認為筆者這種說法是「民族主義」作祟；實際上與民族感情完全無關，這種說法完全是從客觀的歷史事實和世界史的常識出發的。誰都知道世界的殖民歷史中，從未有殖民宗主國把殖民地人當做自國國民的，否則它就不叫做「殖民」了！所謂的「殖民主義」，便是表現在宗主國國民與殖民地人民的在政治、經濟、文化地位上的絕對不平等，這已是普通的常識。譬如，在法國殖民統治下的越南人只是「法國的殖民地人」，絕對不會是「法國人」；在英國殖民下的泰戈爾是印度的詩人，絕對不是英國詩人，如果說他是英國的詩人，那是莫大的羞辱。再回到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史實；如果從法政層次來看，當時，日本帝國憲法或法律所涵蓋的所保護的日本國民（日本人）和只適用殖民地異地法的日本殖民地人（台灣還有朝鮮人……等）的地位，是絕對不同和不平等；因此，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人民只可說是「日本的殖民地人」，而絕對不是什麼「日本人」。說自己在日本的殖民統治下「二十歲以前是日本人」的說法和想法，不是在知識上對自己的歷史命運認識不清，便是在精神上，殖民者的意識型態已「內化」為自己的主體意識，而喪失了真正的主體，即成了後殖民主義常說的「移入主體」。

五十多年前，日本的法西斯主義、殖民主義早已被世界歷史前進的力量所埋葬了，可悲的是，它的幽靈卻內化為一些台灣人的主體識意，仍在台灣的現實中作怪！

認同殖民者身份的另一面，當然就是否定自己的身份。自認為自己在日本殖民統治下是「日本人」的葉石濤，至今仍站在日本殖民者的觀點，去看待當時絕大多數台灣人民過的傳統漢民族生活。在他的這兩篇文章中，就提到他出生中小地主家庭，父母親雖會說、寫日語，但在家中絕不說日語，堅持過著傳統漢民族的生活；對於這種生活態度，葉石濤批評道：「我認為父母親有民族的尊傲，然而它卻是錯誤的尊傲」；顯然，他否定了一般台灣人在日本殖民統治下，表面妥協內裡卻是抗拒日本殖民的傳統漢民族精神；而這種精神也正是日本殖民者在台灣施行的皇民化運動想消滅的對象。

事實上，葉石濤今天的說法完全背離了他二十年前的說法。他在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文學回憶錄》，其中有一篇〈日據時期文壇瑣憶〉，文中曾提到他今天譏為「錯誤的尊傲」的台南老家庭，當時他以這樣的充滿民族意識的筆調寫道：

「為什麼在日本殖民地的軍國主義教育下成長的我，尚能保有明銳的批判精神，這應該歸功於我的『民族意識』呢……我的台南老家一向過著我國傳統家族制度的生活……所以我很少被日本生活方式污染……我們這一群台南府城的老居民既不是四腳仔派，也不是三腳仔派，是道地的兩腳站立的頂天立地的傳統派。」

就像葉石濤在這篇文章所寫的：當時的台灣人民身受日本殖民的壓迫，對自己漢民族的身份認同是毫不含糊、清清楚楚的，因此自認為自己是兩腳站立的漢「人」，而蔑稱在台灣的日本殖民者為「四腳仔」的「狗」，更卑稱受日本御用的台灣人或裝著是日本人的台灣人為「三腳仔」。而五十多年前，歷史正義的力量已經使在台灣的「四腳仔」倒台，「四腳仔」又回復到一般日本「人」的身份而在台灣絕跡了；然而，也許是歷史的嘲弄，從二十年前，本來隨著日本「四腳仔」絕跡的台灣「三腳仔」，卻在台灣再現，並逐漸群聚為一股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

一個自認為「二十歲以前是日本人」、完全站在日本殖民者觀點的人，當然也會為日本殖民者在侵華戰爭末期，也就是日據末期在台灣推動的「皇民化運動」辯護。

葉石濤在這次的演講中居然明言：「皇民化」就是想使台灣人「日本人化」；「皇民化」就是使台灣「現代化」、「近代化」。葉石濤還自信滿滿地說：

「只要檢證一下台灣總督府發佈的這個『皇民化』中的每個條項就知道！」

那麼就讓我們先拿出當年日本殖民者的台灣總督府的《皇民奉公運動規約》，檢證檢證「皇民化」到底是什麼東西吧！

它的第一條說：「本運動是台灣全島民的『臣道實踐』運動。」

第二條又說：「本運動是基於『國體本義』，全力貫徹『皇國精神』……以確立『國防國家』的態勢，朝向建設『東亞新秩序』為目標。」

大家都知道所謂「臣道實踐運動」，就是要台灣的殖民地人臣服為日本天皇的「赤子」、奴才，為日本天皇國家犧牲；而所謂「國體本義」、「皇國精神」，就是要台灣殖民地人盲目地崇拜日本的天皇和信仰日本的神道，因而狂熱地為日本帝國主義獻身，並以此（皇民化運動）來建設日本的「國防國家」（軍國主義國家）；而所謂「建設東亞新秩序」，其實就是以「大東亞共榮」為號召的，日本對亞洲的侵略主義的美稱。簡單地說，所謂的「皇民化運動」，就是當年日本的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侵略主義的思想和國策在殖民地台灣的翻版。

當年，「皇民化」運動在台灣的具體措施包括：（一）改姓名（拋棄漢姓名改日本式姓名）。（二）廢止台灣人拜廟宇拜祖先的傳統信仰，改拜日本神道。（三）禁止漢語和台灣方言，改說日本話。(4)在台灣募徵兵源。其實，「皇民化」運動就是企圖禁絕台灣人傳統的漢姓名、宗教、習俗、價值，從根本消滅台灣人的漢民族意識，改造台灣人成為日本軍國主義所要求的、具有狂熱「皇國精神」的「法西斯式日本人」，為日本的侵略戰爭交出財富、物資、人力，為日本帝國主義犧牲，為日本的大東亞「聖戰」殉死。事實上，在維持政治經濟的殖民統治的同時，要台灣人在精神上「皇民化」，亦即要台灣人在精神上更加效忠。台灣人在政治、經濟上仍舊處於殖民地人的地位沒有絲毫改變，只不過在精神上被改造為有「皇國精神」的日本人；也就是，身體仍是殖民地人而頭腦卻成了所謂的「日本人」，「身首異處」的狀況。

簡言之，「皇民化運動」的本質，就是日本帝國主義為了在殖民地台灣搾取更多的物力、人力供其侵略戰爭當炮灰，而實施的精神動員運動。是整個日本殖民者在台灣的戰爭總動員體制（包括經濟、產業、金融、社會、軍事）的一環。

事實擺在眼前，這樣的「皇民化」，絕不是如葉石濤所讚美的「現代化」，而是要把台灣「戰場化」；不但是反現代化，摧毀「現代化」，更要使台灣人在精神上成為「法西斯式日本人」，為日本「皇國」「賣命」，絕不是如葉石濤所稱美的要把台灣人變成「日本人」。

歷史證明，這樣的「皇民化」，搾光了殖民地台灣人民的物資、財富、人力和人命，在日本的侵略戰場上化為煙硝；有二十多萬的台灣青年被送往戰場，其中三萬名成為日本侵略戰場上不歸的亡魂。日本戰敗後，留下一個經濟崩潰、資源枯竭和精神深層殘留皇民意識的台灣社會，復歸中國，跛躓地走上戰後的歷史。

請問！有血有淚的人會說這是「現代化」嗎？有自尊的台灣人會認為這是「日本人化」嗎？「皇民化」是企圖使台灣人「鬼畜化」呀！是要毀滅台灣人呀！開口閉口說「台灣主體」！「台灣主體」！原來它只是以日本殖民者的皇民意識為底流的「台灣主體」。

文中，葉石濤把楊逵、龍瑛宗打為「大中國主義者」，並認定他們在台灣文學的地位上「不合格」之後，卻把呂赫若、張文環評定為台灣文學的「代表作家」，因為他認為他們是「台灣主體主義者」。然而，葉石濤先生！您似乎忘了，或者不知您有沒有讀過呂赫若在台灣光復初用白話文寫的兩篇小說－－《改姓名》和《月光光》，這兩篇小說正是痛切地批判了「皇民化」的小說。如果呂赫若是所謂的「台灣主體主義者」的話，也是「反皇民化」的，它與葉石濤讚美「皇民化」的「台灣主體」是剛好相反的，有天壤之別的。何況，二二八事件以後，呂赫若更投身台灣的地下黨，獻身於紅色祖國的民族民主解放事業，有鮮紅的中國意識，絕對不是如葉石濤一般滿腦子只有「去中國化」的「台灣主體主義者」。葉石濤先生！您也似乎忘了，在日據末的皇民文學時期，您為了護主曾寫了一篇〈給世外民的一封信〉，文中便曾責備過張文環、呂赫若，說他們沒有「皇民意識」（在「皇民化」時期指別人沒有「皇民意識」，是一種政治羅織－－筆者按），如果你指責的是事實，那麼呂赫若就是沒有「皇民意識」的台灣作家囉！可是依據你今天讚美皇民化的台灣主體論的標準，怎麼又把呂赫若評為台灣文學的代表呢？

如此看來，在台獨文學論當道的今天，指責楊逵、龍瑛宗是「大中國主義者」，真像極了六十年前「皇民化」時期指責呂赫若、張文環「沒有皇民意識」的作為，都有政治羅織的味道。然而，葉石濤的故事還在異變呢，也就在皇民化時期的當事人都已物故的六十年後的今年，葉石濤居然又出面否認說《給世外民的一封信》不是他寫的，他沒有指責呂赫若，而是「西川滿用葉石濤之名寫的」（參閱《文學台灣》第四十二期，二○○二年四月）。這使我們記起龍瑛宗在台灣光復初寫的一篇短文－－《文學》，文中龍瑛宗自省自勵地說：「有謊言的地方就沒有文學」，力言謊言與文學不能並存。如此看來，今日的台灣是不是又變成「沒有文學」的地方了呢？特別是被捧為台灣文學界泰斗的「葉老」，到底那一個葉石濤是真；那一個是假的呢？

葉石濤是在兩篇文中的「訪問記」，指責楊逵、龍瑛宗是「大中國主義者」的；指責的標準是什麼？依文脈可知他是以所謂的「台灣主體」為準；而所謂的「台灣主體」的具體內容是什麼？也沒有說明；就像，所有站在「當道者」立場的「指責」都是不需要說明的一樣，只要是一頂「大帽子」，大家都知道。

即便如此，我們還是從再溫習大家已熟知的楊逵的文學活動和文學精神的特點，來逆推論葉石濤據以指責楊逵是「大中國主義者」的「台灣主體」文學論是什麼的東西吧！

大家都知道，楊逵在日據期是反日、反殖、反壓迫的社會運動和民族運動的實踐者，這反映在他隨創作上就是他的文學精神；這種實踐與精神，在當時的日本殖民者眼中，當然是「非皇民的」、在文學上也是「不合格」的、要排除的；同樣地，今天自稱「在二十歲以前是日本人」、讚美「皇民化」就是「現代化」，可以說實質上就是以「皇民意識」為主體的所謂「台灣主體」文學論，當然會視楊逵在文學上是「不合格」的，因此把它冠上今天台灣當道者慣用的「大中國主義者」，是最方便的。

更何況，楊逵在台灣光復初期，在日漸深化的省籍矛盾中，曾大力呼籲併力行省內省外作家的交流、團結和合作，主張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也強調台灣文學的特殊性；並批判托管派、日本派、美國派的文學是「奴才文學」；在國共內戰日漸進展到台灣海峽的一九四九年，他勇敢地提出《和平宣言》，呼籲國共與兩岸的中國人和平相處、要求台灣自治，並言明反對台獨；直到他逝世的前二年，他仍然不斷主張「中國與台灣要『統一』，但不要『一統』」（《追求一個沒有壓迫、沒有剝削的社會》，《前進廣場》雜誌第十五期，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像楊逵這樣的務實的、理性的看待兩岸關係的主張和精神，在今日分離主義基本教義派眼中，仍然是不夠「純血」的，在台灣文學上是「不合格」的「大中國主義者」。這和當年國民黨政府入罪楊逵的這種主張和精神，把他打入黑牢的作法有什麼不同？

由上可知，葉石濤在這兩篇文章中的「台灣主體」文學論，它的實質就是「皇民意識」和「民族分離意識」的混成物。他就是依據這種文學論來臧否台灣作家的。

然而，「葉老」似乎有嚴重的健忘毛病，因為他似乎都忘了，至少在他六十歲以前（當然要和扣除自稱為「日本人」的前二十年）所寫下的白紙黑字，大多是以今天他指責的大中國主義的「中國民族意識」為基調的。如果以他今天指責楊逵為「大中國主義者」的標準來看，這個評定的標準，恰好也適用於他自己吧！

讓我們抄錄幾段他六十歲以前的文章來「溫故而知新」！

在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二日到二十七日，由《聯合報》副刊所主辦的一次「光復前台灣座談會」上，葉石濤的書面發言是這麼寫的：

「光復前的新文學運動是屬於抗日民族新文學運動中的重要一環……那便是推翻日本人的殖民統治，獲得解放和自由，重歸祖國的懷抱。因此，台灣新文學運動始終是中國文學不可分離的一支流……。」

該文後面還有一句比他今天所指責的「大中國主義」還要「大中國主義」；他竟然說：「光復前的台灣新文學是實踐三民主義的文學」哩！這完全是當時國民黨政府當道的、肉麻的「大中國主義」論。

也許葉石濤會不平的辯白說，那是國民黨政府正在恐嚇鄉土文學派的氣氛下不得已的「表態」。那麼請問，當時有那個鄉土文學派作家這樣表態了？當時，總還有保持「沉默」不說話的權利吧！

那麼，讓我們再看看他在一九八三年出版的一本叫《文學回憶錄》的書，其中有一篇文章《「文藝台灣」及其周圍》；這篇文章有一部分談到在「皇民文學」時期他寫了一篇《給世外民的一封信》，指責了台灣文學的「現實主義」是「狗屎現實主義」的問題，文中他深深地自我反省道：

「這種見解的錯誤，來自我的意識型態的不明確，那時我還未確立堅定的世界觀，我的思想裡充滿著日本軍國主義教育的遺毒。一直要到台灣社會發生巨變，即台灣光復，回歸祖國懷抱，擺脫殖民地的枷鎖，接受來自大陸的各種思想形態，讀破了五四文學運動以後豐富的文學作品以後才扭轉過來。」

這段話正恰如其分地批判了今日的「葉老」。請問「葉老」，你說這段話時，沒有國民黨政府的恐嚇吧！應該不會不是「由衷」之言吧！

把時間拉大來看，這段話也似乎印證了葉石濤在回答前述《中國時報》記者採訪時，自圓其說的文學觀，他說：

「文學歷史的觀點，是隨政治環境的空間與時間改變的，我認為，我自己的文學定位也是需要檢討的。」

原來葉石濤的文學觀是隨著政治「當道」的變化而變化的；換句話說，原來他的文學觀就是「政治正確」的文學觀。結果，所謂「台灣主體」文學論又有了另一個面貌，那就是，它只不過是「當道者主體」的文學觀。不知道他會不會擔心，這種文學論將淪落為一個沒有主體或虛假主體的文學論。

這是台灣百年來殖民歷史的「瘡疤」，也是中國百年來在列強欺凌下民族自求解放的掙扎歷史中遺留的「傷痕」；只不過，這個「瘡疤」和「傷痕」在當今新的歷史條件中，在新的國際形勢下再度發作，隱隱作痛，牽扯著全民族的健康發展。

然而我相信，不管它是瘡疤也好，是傷痕也好，都是我們身上的一塊肉，是我們身體上生病的肉，只要我們身體自立自強，它總會好起來的。我們只有用科學的方法去認識它，「辯證論治」，而且一定要用最大的愛心和寬容、最堅強的耐心去呵護它、調理它。同時，更要講究整個身心的健康發展，才是調理身上疾病的根本之方，這是「不可或忘」的道理。

有批評才有進步，但「哀矜勿喜」卻是筆者內心的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