靡不有始　待盡全功

一、前 言

中共「十六大」已經順利召開，同時也平和地完成世代交替和權力轉移的艱鉅使命，因而也贏得海內外比較普遍的肯定。

大體而言，在人事佈局的部分，大家的肯定主要集中在政權的和平轉移，而一般的微詞都集中在欠缺制度，而懷疑的部分就是「胡接班，江掌權」。

本文嘗試從接班、掌權、合作三個角度來討論「十六大」的人事佈局，以及新領導上台之後可能面對的人事困擾和前景。

二、接 班

「十六大」人事接班的優點真正是在和平轉移嗎？個人以為並不盡然。如果說和平是代表沒有內戰的話，那麼華國鋒的繼任並沒有內戰，鄧小平奪權也沒有內戰，包括江澤民的竄升也沒有內戰。如果說以是否有過政治鬥爭的話，則不論共產國家或民主國家的權力奪權豈有不鬥爭的可能？更不必說是此次「十六大」的交班，政權交接的過程中豈有可能是相互謙讓，揖讓而升的道理？而「十六大」的缺陷真是無制度嗎？事實上，鬥爭也是某種意義上的制度，因此，大家對「十六大」的肯定，恐怕不是表面所說的形式和平，而可能另有原因，個人以為以下三點是值得深思的。

第一，可預測性明顯增強：在「十六大」會議召開之前，幾乎是全世界各地關心「十六大」的人都是對「十六大」之後新的領導班子進行預測，如果我們排除掉對中共的政治運作太陌生或太離譜的預測之外，如：「十六大」政治報告由胡錦濤報告。歸納大家的預測，基本上大家的預測都沒有太失真，大部分的領導人上上下下，都可以被期望。此次的人事安排也許沒有西方政治學所謂的「制度」，但是可預測性的增強顯然是大大有助於人們對「十六大」的好感，換言之，人們對「十六大」人事評價的第一印象不是表面的和平轉移，而是「我猜對了」或是「我大部分都猜對了」。然而我們深一層去對照西方強調的制度的優點，除了公平性之外，就是可預測性強，「十六大」的人事接班是否公平是見人見智的問題，但可預測性的增強自然是重大的優點之一。

第二，預測的脈絡清楚化：在「十六大」的人事佈局揭曉之後，大家會感到這與一般人民的期望落差不大，不論是總書記、常委、政治局委員都和大家原先所知雷同，不論大陸民眾是否贊同此一安排，但是大家都在會前猜測可能是這樣的安排，結果也沒有很大的意外，因此人們會自以為以後對中共人事的異動大致有些脈絡可以追尋，從而對中央人事的不確定感也就相對減少。再進一步思考這些脈絡是什麼，具體如任期制、廢除終身制、七十劃線等不成文的習慣或默契，或是集體領導等等，以往大家雖有耳聞，這次試著以此來預測，結果產生了一定的可靠性，大家會設想這些不就是建立制度的初始狀態嗎？因此大家也感到如果以上的習慣、默契形成具文的制度，那麼大家對中共中央以後的領導人也就有可能從相對透明的習慣和默契去預測，也就不會太離譜了。這是大家肯定「十六大」人事安排的第二個原因。

第三，晉陞管道的可歸納性：在「十六大」的人事佈局中自然有一些是大家沒有預測到的人選，這又可以分成兩大類，一類是如劉淇(北京市委書記)、陳良宇(上海市委書記)、劉雲山(中宣部長)等這一類的失誤是個別的人沒有猜中，但是他們的職位在政治局上長期具有功能性，所以不論是誰有了上述職位，必然進入政治局，這是毫無疑問的，因此大家都不意外；另一類是中組部長賀國強、統戰部長王兆國、天津市委書記張立昌、浙江書記張德江、湖北書記俞正聲、新疆書記王樂泉、重慶市變為直轄市之後的四川省委書記周永康等這些第一次進入政治局的新貴。外界雖在個別的人選上沒有猜中，但在職位功能上大致沒有離譜的誤差，大家也都發現領導的年輕化，領導人選拔是按政治路線要求下組織路線來選拔，都是可以理解，如以西部大開發的政治需要為例，如新疆、湖北、四川的省委書記進入政治局自然都可以理解。至於中組部長和天津市委書記以往也有進入政治局的紀錄，是以政治局人數擴增的情況也不意外；唯一比較意外的是統戰部長進入政治局是比較沒有先例可尋，所以在預測誤差的部分，基本上也可整理出若干可以追尋的脈絡，而且這些脈絡對中國的未來發展，基本上也是正面的，而非完全是派系、人脈的考量而已，這是大家對「十六大」的人事安排會肯定的第三個原因。

三、掌 權

在胡接班之後江仍在掌權的情況，大家仍有憂慮和疑慮，不過大家疑慮主要擺在胡身邊的江系人馬對胡自主行事產生的監督作用有可能對胡形成掣肘，否則就可能引發權力鬥爭。另外江留任軍委主席，對胡也「黨指揮槍」的傳統是一種威脅，這一部分個人認為確實有此可能，但是在江留任中央軍委的部分，我們仍有後續觀察的必要。

目前有三種說法：一是為軍隊的統一指揮，江留任至明年政府部分改組之後，將黨和國家的軍委主席一齊交予胡；二是「扶上馬，送一程」有可能再擔任一年多至後年的人大開會時卸任；三是江戀棧權位，可能在二、三年之後才退。個人以為第三種可能性將有損江澤民在「十六大」所辛苦經營的名譽，應該是得不償失，可能性並不高。前述的二種可能性都在可理解的範圍，何況江想控制胡，繼續發揮其影響力還有其他方法，不一定非擁有軍委主席不可。此其一。

其二是江的人馬優勢於胡，所以胡難以自主，但是個人以為胡的接班人地位長達十年而終膺其位，代表了此人的政治手腕過人一等，同時目前政治局的領導與胡也是舊識，以胡的待人方式和人格特質，難道沒有可能發展成為「江提拔，胡重用」？而且我們也注意到胡在新領導集體面前，已經公開表態未來的重大事仍會向江報告請益，這就看出胡的高明之處，如果按一般的判斷，江系人馬會對江報告，胡自己也有管道，因此江只能協助胡，以維持政治局的穩定，何況江系人馬之間也不可能沒有矛盾，所以從人事佈局來掌控，其實只是輔助而已。

個人以為「十六大」的「三個代表」進入黨章成為中共與中國大陸以後的「思想路線」，反而有可能成為胡與江之間矛盾的引爆點。在中共而言，「意識形態」的運作不是靠教條式的空喊，而是實際情境中的行動與實踐，所以「意識形態」的口號和行動中，存在著解釋的問題。

以往中共意識形態的解釋權總是掌握在最高領導人的手中，目前是第一次有可能出現總書記的「三個代表」解釋和「三個代表」的原創人的最後解釋權分開，在此情況下，江的解釋顯然比胡更有效，因此，江在這一方面如果不公開支持胡，就有可能為胡帶來困擾，也就可能帶來中共新領導集體之中選邊惡鬥的情況，這才是胡的隱憂。因此胡除了與江及江人馬相處之外，在意識形態上也必須有一套周延的說詞，才可能提升與江的互動，開創穩定的過渡和掌權的局面。

最後江在「十六大」政治報告對胡所作政治任務的提示和政治議題的設定，在江的「政治報告」中提出要有新思維、新政策、新方向等，從江對第四代領導的主導權來看，這也是一種「高屋建瓴」的戰略佈局，未來第四代任何新生事物的出抬都是江的高明，但是錯誤也都不會是江的問題，因為他並沒有具體地指示新政策、新方向。

總之，在中國文化的傳統中，一個領導者如果想要戀棧權位，退而不休，休而不隱，肯定可以有不少的方法，但是如果中共的新舊領導人都能體會「與時俱進」地自我改造，才有可能不斷提升執政的合法性，則有必要在此權力傳承的過程，不但樹立和平的交班，也樹立平順的交權，這才能在共中共的歷史上以建立制度的功績與第一代的建立政權，第二代的改革開放並駕齊驅。

四、合 作

無論從任何一個角度來分析中共第四代領導集體，我們都可以看出派系的痕跡，同時再加上胡本人又是隔代指定的接班人，因此第四代領導集體儘管以往也都共事、認識，然而後今而後就不只是共事、同志而已，而是共同治國，他們肩負了國家興衰，政權榮辱的重責大任，而且他們之間的相處肯定不是也不應該更不可能是一年、兩年，而是短則五年，長則十年，是以這裡所謂的合作就包括了三個層面：第一個層面是第四代領導集體之間的合作，這也是最根本最重要的合作；第二個層面是第四代領導集體與第三代領導人之間的合作，這一個層面合作的重要性在正常的狀況下存在著與時俱進的特性，不過在最初的幾年，此一層面的合作是十分重要，它也影響到第四代領導者之間的合作問題；第三個層面是第四代領導集體與第五代的接班人的合作問題。按目前中國大陸的憲法以及目前第三代已經辛苦建立起來的二屆一換及七十則退的慣例，我們相信到了中共「十七大」就必須有第五代的領導人將出現在領導集體中，屆時就必然出現與第五代相處的問題，而且這一層面的合作又存在著與時俱進的特徵，朋友之間的合作是靠交情，經濟方面的合作是靠利益，政治上的合作依靠的可能是共同的敵人，可能是共同的理念，或是可行的制度和規範。以目前第四代的各個層面的合作來看，既不是朋友間的合作，也不是經濟上的夥伴，而是政治上合作，然而在政治合作中，前面兩種合作模式主要是表現在共同奮鬥這種掙扎、反抗的過程中，這種合作常是從「無」開始，所以合作的難度低，而第四代在三個層面的合作並不是從「無」開始，而是在分享有基礎的過程上再出發的過程。一般認為，此種合作道德約束和理念分享固然也可以奏效，但恐怕只有依靠制度和規範，才有可能真正作到在其位者各安其位，各盡其責，不在位者議政、論政而不參政、干政。

從中共目前的政治生態而言，所謂的合作就是領導集體的「集體領導」，「集體領導」從管理的角度來看，是一個難度極高的領導模式，因為在權力的頂峰的領導者，從權力的角度來看，他們已經不可能把餅(權力)作大，來滿足個人的權力慾，他們之間就自然而然出現權力的零和競爭，所以「集體領導」的結果通常不是分裂鬥爭，就是逐步邁向個人獨裁。

如今第四代的領導集體人數增加，分工的重疊增加，而大家的年齡、學、經背景也都雷同，加上第三代的領導各有所屬，因此第四代領導集體之間確實具備了派系鬥爭分裂的危機感。是以樹立合作的制度規範，這顯得更具有急迫性，此一制度和規範必須包括了如何借重老人的治國經驗和智慧，第四代之間的明確分工合作和制衡的方式，第五代接班人的產生方式以及產生之後任命的合法性過程，所以第四代領導集體而言，「合作」的過程也就是制度建立的過程，規範建立的過程。

中國大陸目前的發展已經走到發展遲滯和再上台階的關鍵時刻，過去依靠領袖魅力、個人權威的改革，如今已是越來越式微，取而代之就是建立習慣、建立制度，才有可能鞏固改革的成果，擴大開放的好處，表現中國特色，彰顯與時俱進精神的唯一途徑，則能在第三代平順交權的基礎上，建立第四代開創制度的新貢獻。

五、結 語

中共的「十六大」開得很成功，這是大部分人都可以公認的，西諺云：「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確實在事情的一開始如果很順利，是可以節省許多原先預計的時間、精力，自然就為以後的奮鬥奠下很好的基礎。不過成功一半並不是真正成功，所以中國的古老智慧也警告說：「靡不有始，鮮克有終」，這就提示了我們在開創奮鬥一件事情時，開始自然重要，但只有堅持不懈的努力，才真正算是成功。

上面引用的西諺重在鼓勵，中國的古諺重在警惕，不論是第三代的平順交班，或是第四代的治國，在「十六大」的表現都有值得鼓勵之處，然而我們更需牢記中國古諺的警惕繼續努力。我們以為只有建立中國人自己的政權和平轉移及管理制度和規範，才能使中共不斷宣示「絕不照搬外國的三權分立、政黨政治」的豪語，不成為「代表先進文化」的反諷，不成為「與時俱進」的反面教材，而是代表了更先進的文化，而「與時俱進」的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