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迫台灣實行社會主義不會有好結果

「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中國共產黨解決國家統一問題的基本方針，早經宣佈多年。從「葉九條」、「鄧六條」到江澤民的「八項主張」，已經形成了解決台灣問題的系統主張。這些系統主張所體現的原則是明確的、堅定的：一國就是一個中國，而且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和台灣都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國的領土和主權不容分割；用和平的辦法完成國家統一，統一以後的中國可以實行兩種社會制度，台灣繼續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大陸作為中國的主體繼續實行社會主義制度。海內外明達之士咸認為這是從中華民族的民族大義出發的，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唯一正確的主張。

周恩來早在一九五五年五月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上就說過：「中國人民解放台灣有兩種可能的方式，即戰爭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國人民願意在可能的條件下，爭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灣。」〔註一〕這是中國政府領導人第一次公開宣佈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主張。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台灣回到祖國懷抱，實現統一大業」的主張，放棄了「解放台灣」的提法。此後通過一系列文件，發展形成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針。

實際上，解決國家統一問題，無非是戰爭的手段或者和平的手段，除此以外，沒有別的辦法。有人研究，中華民族最近兩千多年的歷史中出現過九次國家統一問題，九次都是用戰爭方式解決的。〔註二〕我們希望第十次國家統一問題，能跳出這個週期率，用和平的方式解決國家統一問題。

香港、澳門問題的解決，已經為我們提供了用和平方式解決國家統一問題的強有力的證據。香港、澳門問題與台灣問題，當然並不完全相同。香港問題、澳門問題是中國與英國、葡萄牙之間的國家關係問題。台灣問題是一個中國內部因內戰原因遺留下來的問題。但是，香港、澳門的回歸祖國懷抱，留給台灣問題的解決以十分重大的參考價值，這就是，在國際國內諸多因素下，解決國家統一問題是可以避免戰爭方式的。這個非戰爭方式，就是用「一國兩制」來保證和平統一。

有人不相信。你們不是還不承諾放棄武力嗎？你們要公開宣佈放棄武力，就表明了你們的誠意。這是極為幼稚的想法。台灣問題的出現，從根本上來說，是國民黨發動反人民的內戰的結果，是美國出兵台灣海峽破壞祖國統一的結果。戰爭的遊戲規則就是實力原則。只有兵臨城下，才可能出現和平。這個原則，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一九四八年，在人民解放戰爭大決戰的形勢下，出現過天津方式和北平方式，所謂天津方式就是戰爭方式，所謂北平方式，就是和平方式。正是因為有了用戰爭解決問題的天津方式，才使得用和平解決問題的北平方式有了可靠保證。和平方式的得來，是實力較量的結果。在今天的海峽兩岸關係中，戰爭或者武力方式，不是針對台灣人民的，是針對台獨勢力的，是針對外國的武力干涉的。正是不承諾放棄武力，台獨勢力才不敢打出台灣獨立的旗號，外國干涉勢力才不敢肆無忌憚地支援台獨勢力。這就為和平地解決祖國統一問題奠定了最可靠的基礎。用放棄武力來表明和平誠意，和平是不能到來的。

有人認為統一後會降低台灣人民的生活水平。這是怕大陸去台灣「共產」。這種擔心是多餘的。其實，「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針如果得到落實，「共產」之說就不可能出現，台灣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不可能下降。「一國兩制」的「兩制」包含了十分明確的內容。所謂兩制是：中國的主體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台灣維持現有的經濟、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維持與外國的經貿文化關係，台灣人民的各種合法權益，包括私人財產、房屋、土地、企業所有權、合法繼承權和外資投資不受侵犯。〔註三〕

在一個中國內，兩種制度長期共存，共同發展，誰也不吃掉誰。這種「兩制」安排，完全是從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長遠利益出發而設計的，是解決海峽兩岸關係的最恰當的安排。按照這種安排，大陸怎麼可能到台灣去「共產」呢？不惟不會去「共產」，而且在台灣財政經濟有困難時，大陸還可以提供適當幫助。早在一九六三年，中國共產黨就做了這種準備，周恩來總理曾致函陳誠，涉及財政方面，就提到台灣「所有軍政及建設經費不足之數悉由中央撥付」。〔註四〕

鄧小平提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後，也指出統一後，大陸不派人去台灣，不僅軍隊不去，行政人員也不去。這就是說，中央政府不會去收台灣人民一分錢的稅。最明顯不過的是，現在兩岸雖未實現統一，兩岸經貿關係有了大規模的發展，據一九九九年底的材料，兩岸經貿總額累計已達到一千六百零四億美元，台灣順差一千零八十四億美元。二○○一年兩岸貿易總額為三百二十三億美元，其中大陸向台灣出口五十億美元，台灣向大陸出口二百七十三億美元，台灣順差二百二十三億美元。台灣是大陸第二大進口市場，大陸是台灣第二大出口市場和最大的貿易順差來源地。〔註五〕這不是為台灣經濟和社會生活做出了有力貢獻的鐵證嗎。怎麼可以說統一後大陸要到台灣去「共產」呢！現在台灣經濟狀況不佳，是李登輝推行「戒急用忍」政策的結果，是台灣當權者「台獨」意識膨脹，造成兩岸關係緊張的結果。

怕降低生活水平，怕大陸「共產」，這種疑慮在二十年前還情有可原的話，在今天，就更失去了立論的根據了。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大陸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已經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就。在二十世紀的最後一年，中國大陸的國民生產總值已經超過了一萬億美元，二○○一年底，外匯存底已經超過了兩千億美元，儘管由於人口多，人均數量並不多，但綜合國力已經進入世界前列，排名第七。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國土，經濟發展潛力極其巨大，經濟發展前景極其誘人。全世界商人的眼光都集聚於此。統一以後，台灣商人不僅可以在祖國的發展中取得更大的利益，台灣經濟也可以以祖國作為發展的腹地，而獲得同步發展。

在這樣的條件下，台灣人民的生活水平怎麼可以下降呢！除此而外，和平統一對於兩岸人民、對於整個中華民族至少還有兩大好處：第一，完成了祖國統一，實現了中國人民的夙願，這為中國現代化發展的進一步騰飛、為兩岸人民可能獲得更大的福祉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第二，用和平方式實現統一，避免了武力或者戰爭方式給兩岸人民帶來的損傷，造成了中華民族大家庭的空前大團結，這種大團結，是無法用生活水平來形容的。

有人以為，「一國兩制」就是維持現狀。按照「一國兩制」，台灣可以實行現行的資本主義制度，可以保留軍隊，可以享有終審權，等等，有人以為這就是維持現狀。似乎「你不吃掉我，我不吃掉你」，就是維持現狀。對此，我個人有不同的理解。試問：現狀是什麼？現狀是李登輝當政十二年以來所推行的「中華民國在台灣」、「兩國論」，是以「台灣獨立」作為綱領的民進黨的執政，是台灣當政者否認「一個中國」的共識。這個現狀說穿了，就是反對祖國統一。因此，這個現狀是不能維持的。「一國兩制」最核心的一條，是統一於一個中國，在一個中國的架構內保持兩種不同的社會制度。連「一個中國」的共識都不能達成的現狀是絕對不能長期維持的。其實，統一以後，台灣也不是簡單地維持現狀。在一個中國的架構下，台灣不僅可以保持現行的社會經濟制度，可以保留軍隊（軍隊的職責是維護祖國領土主權的完整不受侵犯，而不是以防範大陸為目的，不能構成對大陸的威脅），可以保留終審權，可以保持同外國的經濟文化聯繫，而且全國性政權機構中，還為台灣同胞留下一定領導職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政治協商會議都可有台灣同胞的代表出席，參與國家大事的管理。這就不是簡單地維持現狀了，在一個中國的架構下，台灣人民的代表可以參與全國事務的管理，這是台灣的現狀所無法容納的。所謂「你不吃掉我，我不吃掉你」，是指社會制度而言。兩種社會制度，井水不犯河水，長期維持，至少五十年不變。一九七九年，有美國客人問鄧小平：「你們是否要在將來某個時期激烈地改變台灣的現狀，在台灣實行共產黨的制度？」鄧小平回答：將來台灣實行什麼制度，可以根據台灣人民的意志決定，願意選擇什麼就選擇什麼。如果台灣人民感到它的現行制度要保持一百年，這個可以。我經常說一百年，一千年，意思是指長期，我們不會用強制的辦法使它改變。〔註六〕

鄧小平把這個問題已經說到底了，說得很透徹了。這種說法，是對祖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有信心的表現，是對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有信心的表現，是對中國應該對世界作出自己的貢獻有信心的表現。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廣大領域內，有幾萬平方公里（台灣地區加上香港、澳門，總面積不超過三點八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實行資本主義制度，還有什麼擔心呢。中國應該有這樣的心胸。五十年後，一百年後，台灣人民如果覺得現行的資本主義制度對自己更有利，何必要改變它呢。從另一個角度說，祖國統一了，台灣和大陸都是祖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究竟是誰吃掉誰呢？兩制共存，誰也沒有吃掉誰嘛。

還有人說，「一國兩制」不完全，不如改成「一國三制」，或「一國多制」。因為香港、澳門回歸祖國，「一國兩制」得以成功貫徹，頗有不願與港澳為伍的想法。這種想法不免有點小家子氣。

台灣、香港、澳門和大陸，都是祖國神聖領土的一部分，不必這麼小家子氣。再說，台灣的社會制度，固然不同於香港的社會制度，也不同於澳門的制度，從這個層面說，可以說成三制或者多制。但是相對於祖國大陸實行的社會主義制度（今天我們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仍然是社會主義制度範疇之內），台灣、香港、澳門都可歸納為資本主義制度，這應該是沒有分歧的。儘管三地在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等層面上仍然有著許多具體而微的差別。就像美國的資本主義制度不同於日本、不同於歐洲各國一樣，我們不能說他們實行的不是資本主義制度。所謂「兩制」，是就總體而言。

有人說，「一國兩制」沒有歷史經驗可循。這是缺乏歷史知識的表現。應當指出，作為「一國兩制」這樣完整的、明確的概念，是歷史上沒有過的，它是中國共產黨在新的歷史時期面對國際國內的現實問題，並且總結了歷史經驗後提出的。這個歷史經驗是什麼？我想可以指出近代中國歷史上的一些現象。

例如，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成立以後，就一直沒有實現一國一制。最典型的是抗戰期間，中共中央所在地的陝甘寧根據地被承認為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治下的陝甘寧邊區政府。隨著抗日戰爭的展開，晉察冀邊區政府獲得當時行政院批准作為「中華民國的組成部分」建立起來。〔註七〕此後，晉綏邊區、晉冀魯豫邊區政府等也陸續建立。以上中共領導的地方政府，都是抗日戰爭時期中華民國治下的地方政府，事實上得到了國民政府的認可。

上述陝甘寧邊區、晉察冀邊區等地方政府，與重慶（陪都）的國民政府並存，可以看作是中華民國時期的「一國兩制」現象。一國：大家都是中華民國，即一個中國。兩制：國民政府是中國國民黨領導，邊區政府是中國共產黨領導，邊區有自己的軍隊、轄區和人民，它是抗日的民主政權，實施一系列的抗日政策。它在領導體制、指導思想和追求的長遠目標上，與國民政府有根本差異。簡言之，一個是國民黨體制，一個是共產黨體制。但是有一點是相互認同的：國民黨體制下的國民政府是中央政府，共產黨體制下的邊區政府是地方政府，在「抗日高於一切」的前提下，「精誠團結」，「堅持抗戰到最後勝利」。〔註八〕這個歷史事實是客觀的，應該說，它很有點類似於我們今天所說的「一國兩制」。

其實，在國民黨內部，某些政要也在考慮類似今天我們所說的「一國兩制」的方案。在國民黨內任中宣部長及國民參政會秘書長的王世傑在一九四一年與蔣介石的政治顧問、美國人拉鐵摩爾(Lattimore)討論國際局勢和中國形勢，提出了對待共產黨的設想：「如共產黨有誠意，不到處擴充勢力，政府或可劃定一特殊區域，允其在該區域內實驗其理想，並保留若干軍力，同時並允其參政中央民意機關」，「此種辦法並可作為戰後解決方案」。〔註九〕事實上，一九四五年十月的重慶談判，蔣介石還親自向毛澤東提出了這樣的方案。但是在中共接受了這樣的方案後，蔣介石又親自把它撕毀了。抗戰勝利後全國人民盼望的一絲和平曙光，剛一出現，就被國民黨政府徹底破壞了。國民黨政府發動了大規模的國內戰爭，企圖用武力消滅共產黨，結果自己在大陸落得了完全失敗的下場。

也有人說，「一國兩制」不好，不如實行「一國一制」。十年前，李登輝在「中央研究院」院士大會上就這樣說過。搞「一國一制」當然好，但是李登輝能夠做到「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嗎，能夠做到和平演變中國嗎？這真好比蚍蜉撼大樹，無非夢囈。當然，大陸要在台灣推行社會主義，也未必能夠成功，強迫台灣人民實行社會主義，不會有好的效果。所以鄧小平考慮過，如和平解決不可能，不排除用武力方式解決台灣問題，即使武力方式解決，台灣的現狀也可以不變。〔註一○〕這就是說，即使用武力解決台灣問題，也可以在台灣實行「一國兩制」，就是這個道理。所以，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和平統一，最好的辦法不是「一國一制」，而是「一國兩制」。

換句話說，面臨海峽兩岸現狀，只有「一國兩制」是和平統一祖國的最佳方案，而李登輝的「一國一制」則是挑起戰爭的方案。李登輝鼓吹「一國一制」，實際上是鼓吹「中華民國在台灣」那樣的「一國一制」，這與他的「兩國論」是同義語，而「兩國論」又與「台獨」是同義語。李登輝想實行「台獨」那樣的「一國一制」，顯然是在玩火，是在挑起戰爭。所以「一國一制」是與和平統一祖國背道而馳的。

不管從哪個角度分析，「和平統一、一國兩制」都是解決台灣問題的最佳方案，是一個統一的整體設計。鄧小平說過：「是社會主義吞掉台灣，還是台灣宣揚的『三民主義』吞掉大陸？誰也不好吞掉誰。如果不能和平解決，只有用武力解決，這對各方都是不利的。」〔註一一〕只有實行「一國兩制」，才能保證「和平統一」的實現。「一國兩制」是通向和平的光明大道，企圖用「一國一制」挑戰「一國兩制」的方案，是通向戰爭的方案。試想，要求和平，又不接受「一國兩制」，反對戰爭，又要「一國一制」，怎麼可能得到呢！

〔註一〕中共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編：《中國台灣問題》，第六二至六三頁，九州圖書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
〔註二〕參見曾祥鐸：《從中國歷史上的九次大一統看海峽兩岸未來的統一》，《一九九一年九月海峽兩岸關係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灣研究會、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聯合出版，一九九一年。
〔註二〕轉引自前引書《中國台灣問題》，第七二頁。
〔註三〕葉劍英向新華社記者發表的談話，一九八一年九月三十日，《人民日報》，一九八一年十月一日。
〔註四〕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中卷，第三二一、五二四頁，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
〔註五〕訧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網站/與台灣經貿關係/外經貿部副部長安民在外經貿部等部門聯合舉行紀念江澤民主席《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而繼續奮鬥》講話發表七週年座談會上的發言。
〔註六〕轉引自前引書《中國台灣問題》，第七二頁。
〔註七〕見延安時事問題研究會編《抗戰中的中國政治》，第三七一頁，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翻印。
〔註八〕前引《抗戰中的中國政治》，第三七○、三七一頁。《晉察冀邊區軍政民代表大會致電國民政府暨全國同胞報告邊區政府成立的經過》，《新華日報》，一九三八年二月十四日。
〔註九〕王世傑日記，一九四一年七月三十一日。見《王世傑日記手稿本》，第一二一頁，台北，一九九○年版。
〔註一○〕鄧小平對海外知名人士的談話，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六日，引自《中國台灣問題》，第七二頁。
〔註一一〕鄧小平：《一個國家，兩種制度》，《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五九頁，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