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評中共十六大的意義並兼談中美台關係

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大會，在很多意義上，都是一個劃時代的事件。它不只是一個從第三代領導班子轉移至第四代的程序與交接儀式。對國內來說，它也為中共「轉型」奠定了基礎。在對外關係（尤其對美關係）以及對台關係上，由於劃時代的領導班子更換，也是一個政策與作法上檢討或創新的機會。本文先對這次十六大的意義做一個總的評價，然後再將焦聚點轉向十六大以後的中國對外（包括對美）關係、與兩岸關係。

十六大可說是中共建黨八十一年以來最具挑戰性的一次大會。其挑戰性高，乃是因中共面臨前所未有的轉型任務。有人認為十六大最重要特性應該說是創新。個人不盡以為然。因為在過去諸次黨大會，幾乎每次都有不同的創新，但是並沒有轉型。至少轉型之牽涉面從來沒有如這次的深與廣。這一點需要在歷史縮影中才能顯現出來。譬如中共政權於一九四九年成立以後第一次召開的黨大會，是一九五六年的八大。這次不能說沒有創新，甚至還負有在「變天」後再塑造全國政治體系的任務；但卻不涉及黨的轉型。以後的各屆黨大會，也不涉及轉型。在文革期間的第九屆黨大會（一九六九年），是四人幫與林彪兩股勢力攜手將他們「奪權」合法化的場合。那不是轉型，是排除黨內中堅與異己份子的鬧劇（內定林彪為毛澤東接班人還寫進了黨章）。一九七七年八月召開的第十一屆黨大會，可說沾到一點「轉型」的邊。因為這是毛澤東過世後的第一次黨大會。但也不過是在葉劍英主持下處理華國鋒接班與協調鄧小平復出與安頓四人幫殘餘勢力的集會。所以也說不上甚麼真正轉型。倒是華國鋒提出的「第二個長征」口號，頗有創新的意味。

殆至一九八二年的十二大，是在消除了四人幫與凡是派勢力以後的一次盛舉。可說是鄧小平路線完全指導的情況下召開的。時間正是與美國關係「正常化」以後的第三年。這次大會有創新，也可說有轉型。創新是確認了鄧在一九七八年已提出的「實踐檢驗真理」的信念；決定更確切地貫徹改革開放方針；並走向經濟體制改革。在外交上，創新還包括結束中蘇交惡並開始與蘇聯緩和。也有類似轉型之舉。譬如設置「中央顧問委員會」，俾使當年長征元老之猶健在者得以榮譽退休。其他，諸如打擊「三種人」與「兩種人」，清除精神污染等等，實際上應屬於「整黨」，而非轉型。以後的三次大會（十三、十四與十五屆）也有年輕化、專業化、知識化，甚至於基層執行差額選舉辦法等創新措施；但算不上轉型之作。所以知道創新，在各屆黨大會多少都出現。而轉型，則唯有這次十六大面臨的才是真正徹底轉型。

這裡所謂「轉型」也者，乃指中國共產黨須從一個自稱為革命黨、而又已執政五十三年的政黨，轉變為一個制度化與名副其實的執政黨。所謂「名副其實」即它不只是代表任何一個（或二個）階級的黨，而是代表全民的政黨。所謂「制度化」，概括好幾重意義：譬如領導班子更替的和平轉移，決策辦事須依法有據（這裡的「法」包括既定程序與具有「合法性」而言），司職人員須稱職而有操守，社會秩序須有法治規範與保障（不受朝令夕改影響）等等。

中共執政五十三年歲月中，歷經「三面紅旗」急功躁進與文革只破不立浩劫。鄧公起方力挽狂瀾。再歷改革開放、勤奮二十五年，方有今日小康可望之成就。鄧公於一九九七年辭世後，其所奠定之基礎，經其手選之江澤民總書記繼續貫徹發揚。今胡錦濤第四代領導班子接手，是在鄧公辭世近六年之後。其失怙日深而肩負歷史轉承重任益為艱巨。面臨之問題，尤以農民負擔艱苦、社會分配嚴重失均，與有司貪婪腐敗、銀行呆賬失控為最。是對中國共產黨走向制度化之一大挑戰。

在如此情況下，十六大是否能顯示中共確有遠見並能提供迎刃而解的果斷措施，乃眾目睽睽引頸所望。從江澤民的報告，再加領導班子全部汰換，可以知道中共領導班子對於轉型以及目前國內面臨諸多問題，已勝券在握。表示確有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以及開創「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之決心。「三個代表」入黨章，表示中共轉型走向全民政黨已有適當照顧，而且走向合法路徑。江總報告的第五部份，亦表明對中國須走制度化與法制的道路有了進一步認識與具體做法（當然法制並非「法治」，美中不足）。

總之，只要我們抓住了「轉型」這兩個字，對於十六大一切發生的事情與決定（譬如為甚麼要延攬企業家入黨等），都完全掌握了。如果要講「創新」的話，那應該是在對外關係與對台政策上了。

江澤民對十六大的報告中，提出中共在未來的三大歷史任務。其中第一項推進現代化，僅涉及中國大陸。第二與第三項任務，是「完成統一」與「維護世界和平與共同發展」，牽涉到對台政策與對外關係。其實這兩項是休戚相關的。我們先看對台政策。

在作分析前，我們應該認識到江澤民的「三個可以談」絕非中共因為台灣成功地堅拒和談（而又有美國作後盾）才迫不得已對台灣讓步。「三個可以談」的內涵，據個人經驗，早在鄧小平時代私底下已有暗示。而現在由江澤民具體表達出來，是因大陸今日有足夠信心，才會如此毫無顧忌地表示它的「氣度」。再者，江總的報告，是代表中共第十五屆中央委員會向十六大的報告。所以不只是代表個人的意思，而是一個具有承上啟下對未來中共政策有約束力的文件。故知江澤民報告中有關對台灣部份，將是十六大以後大陸對台灣的政策。何況，在今年五月胡錦濤訪美時，已對美國政府給了同樣說詞。因此，對台灣來說，應該認識到：第一，十六大以後對台問題已被中共列為三大歷史任務之一；第二，江澤民報告中的「三個可以談」將是大陸對台政策的定位。不會因為新領導班子上任而有改變。因此，台灣不當期望將「有鴻鵠之將至」而掉以輕心，更坐失良機。

台灣自李登輝開始到今日陳水扁總統，一向對中共敬而遠之的理由，官方說詞是：（一）中共對台灣仍懷敵意；（二）不給台灣國際空間；以及（三）將台灣矮化為地方政府；不以對等相待。台灣對美宣傳也是如此說法；而美國似乎也聽進去了。現在中共的「三個可以談」正是針對這三點而來。所以，第一，可以談「結束敵對狀態」；第二，可以談「台灣國際活動空間」；第三，可以談「台灣當局的政治地位」。在這種情形下，無論開始「談」是否就有結果；亦無論有結果是否就一定會兌現，但無可諱言，中共等於在全世界面前（不僅是對台灣的同胞與美國政界而已）發動了一個宣傳戰。台灣當局如何「接球」應戰，將決定這場宣傳戰之勝負。台灣縱使不接球，也已敗陣。如果率然回絕，那敗得更慘。因為這是個非常微妙的對陣。如果全世界（尤其是美國）都認為這「三個可以談」的提出，至為合乎理性；至少可以給台海雙方帶來一個可坐下來試以談判解決兩岸長期敵對的一個啟端（連酷愛台灣的布希總統亦一再表示希望陳水扁總統能與彼岸和平對談），而台灣如率然拒絕的話，那麼後果是甚麼﹖

很顯然地，後果將是：如果所有這三點的反面全都發生在台灣身上的話，國際輿論（包括美國政界）將認為台灣「咎由自取」了。所謂這三點的反面，即（甲）如果大陸繼續對台敵視；（乙）如果大陸外交孤立台灣，斷絕台灣的國際空間；（丙）如果大陸繼續矮化台灣，不予對等相待。這說法並非毫無根據，更非杞人憂天。十一月八日在華盛頓舉行的一次座談會，特別探討了中共十六大對美中關係與兩岸關係的影響。席間到了兩位已卸任的美國駐北京大使（羅德與李潔明），另外還有一位原美國在台協會（AIT）主席（丁大衛）。他們的意見可綜合如下：第一，中共十六大釋出的對台說詞至為具體與理性化。第二，台北最需要而也可能最缺乏的是與北京對話的「政治意願」。在外交官的修辭來說，這種評語代表甚麼，台北想必是心知肚明的。

江澤民的報告第九部份，涉及國際秩序。特別強調幾點。第一，國際發展與和平是不可分的。第二，中國始終不渝地信奉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第三，中國外交宗旨，是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並主張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第四，反對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

這四點中，反恐怖主義一條，是針對美國而言。而且反對的是「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其中除了賓拉丹的嘍囉以外，當然也包括了新獨與藏獨。確認與美國彼此成了反恐搭檔。其他三條幾乎是針對全世界（尤其是第三世界），所以亦可能引起普遍共鳴。至於建立公正合理的政治經濟國際秩序一點，是中國大陸歷來的主張，確也符合世界潮流。如果我們注意聯合國近年來熱門議題的話，當知冷戰結束後，世界的一個共識是如何扶貧濟困。世界銀行在二○○二年啟動了一個「聆聽貧窮地區人民的聲音」（VoiceofthePoor）項目，要輔助貧窮國家發展他們的經濟。世界貿易組織去年Doha年會時，也通過了一項決議案，也對輔助世界上最貧窮國家起了呼應，並呼籲發達國家市場對他們的輸出開放。該年的年底，美國、歐洲與日本還曾經聯合行動，將世界上二十二個最貧窮國家當年的外債，一筆勾消。這是破天荒的扶貧義舉。可見當今國際秩序中，社會正義（扶貧即其代表之一）已為主流。

因此，江澤民十六大報告中勾畫出來的中國外交政策，其中有關維護和平與促進發展部份，正是符合國際社會主流思想的。至於這對中國的國際關係與外交有何影響，我們難以僅由這一篇報告來預測。正確的預測辦法應該將當今中國綜合國力與國際地位考慮進去。除了大陸經濟發展之雄厚動力外，並須考慮中國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後對它的對外關係有何影響。

一言以蔽之，中國大陸加入世貿組織後，有經濟學家估計對美國、日本、歐洲各國的經濟成長在頭五年均將有幫助。值得指出的是：中國與美國和其他同是WTO會員國的關係，有了一個質上的轉變。譬如與美國的經貿關係，已不僅是雙邊的範疇，而是受WTO多邊的規範所管轄。由於加入WTO，中國大陸法律需要符合世貿組織的要求而改革。因此，外商投資者可以在大陸投資而設立全部控股的公司（這是前所未有的）。因而，美國公司在中國設立分公司，趨之若鶩。這些美國的分公司，在中國境內就地生產，也就地銷售。故美國在中國的投資，大量增加；去年總額為七十五億美元。這種在對方投資與設立公司，按照WTO互惠原則，當然是雙向的。由諸此，美國與中國大陸間已經是一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形成了一個美國無法損傷中國而不自戕的局面。一般人只看到了由於「反恐」才使得美國與中國有了共同凝聚點，殊不知中美之間在經貿層面上所形成的共同體，其實還更密切與重要。

同樣地，中國大陸與亞太地區的關係亦有驚人的發展。譬如，由於中國加入了WTO，它對亞太地區輸入物品的關稅將有原來百分之十六點七在五年內減至百分之十。並且要把原先要求的進口營業執照，由三百種減為零。如此則亞太地區的貨物將大量進軍中國的廣大市場。東協各國與日本貿易，年年逆差。而與中國大陸貿易，則是順差。此外，大陸也已經變成東協各國外來投資的一個新的來源。同時在亞太地區有另兩項發展，值得注意。第一，是東南亞協約國（簡稱東協）已與中國成立了「東協加一」的自由貿易區。這表示，醞釀了很久的「東協加三」（加日本、南韓、中國），已失去了它原來構想的意義。正因如此，東協國對台灣所企盼的「東協加台灣」自由區興趣缺乏。第二是人民幣與日圓在本地區競爭。德國前總理施密特（HulmuthSchmidt）認為人民幣趕過日圓，僅是時間問題。東協冀望本區變為人民幣區的，大有人在。

另外，中國大陸與歐洲的關係，在它進入世貿組織後，也有類似的親密進展。歐盟已調整其對亞洲政策，認定（一）中國是亞太地區發展的火車頭；（二）中國是歐盟的亞太政策軸心，代替了日本。在美國布希總統宣佈對某些進口鋼增加徵稅後，歐盟與中國（再加日本與南韓）攜手抗拒，並聯名告進世界貿易組織。

以上三項有關中國大陸與外界關係的發展，沒有一項是對台灣有利的。首先，大陸與美國成了經貿共同體，如此台灣在美國的遊說工作無異將更困難。何況，十六大中共提出的「三個可以談」，美國認為合乎理性，反而認為是台灣缺乏和談之決心（已如上述）。這對台灣向美國如何推銷它不接受和談的說詞將難度增高。第二，亞太地區對中國大陸的向心力越來越大。這意味著台灣除了在亞太地區面臨孤立之外，還有一個後果，即亞太地區國家不太可能與美國（為了台灣）聯手對付中共。第三，歐洲國家與中國利益一致，無形對美國起了制衡作用。何況，去年歐盟與中國高峰會時，還公開表示希望台灣以一個中國立場和中國大陸和談。所以台灣越來越孤立了。這也是我前面為甚麼要強調江澤民的「三個可以談」之拋出，是由於大陸今日有了自信心；而不是因為台灣一再堅拒和談（且有美國的撐腰）才導致大陸只好讓步。事實上，美國（甚至布希二世）是非常希望台灣能與大陸和談來解決兩岸的問題的。台灣一再堅拒與大陸和談，有人只擔心中共的耐心能維持多久。個人認為台灣恐怕更應該擔心美國這個靠山的耐心，還能維持多久。

總而言之，台灣今日之計，不能僅顧及如何嚴拒大陸之「誘和」。說得更明白點，不應該以能拒絕和談來作為自己的成功，甚至引以為榮。兩千三百萬人的生家性命，不是可以任性賭氣的。為政者應該把和談看為保衛台灣全體利益的的理智選擇。台灣當局需要深謀遠慮，萬一真的到一天連美國這個靠山的耐心都沒有了也不撐腰了，那麼在需要完全靠自己的時候，台灣有甚麼撒手呢？當今之計，至少應該顧及如何把握時機突破越來越孤立之局面。這是我們解讀中共十六大對台灣影響的必有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