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打壓」變成台灣官員的機械化反應

長久以來，台灣政府習慣於將不能加入聯合國、不能加入國際組織、元首不能參與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運動賽事代表團的名稱問題………等，全歸因於「中共（國）打壓」。由於這四個字非常好用，尤其是在接近選舉期間──既對民眾有交代，又可把責任推給中共、博取同情、激揚同仇敵愾的民氣，於是我們的官員皆「朗朗上口」，屢試不爽。

此處順便一提，所謂「中共（國）打壓」的「打壓」兩字，是可以替換成「阻擾（礙）」、「杯葛」、「反對」、「迫害」、「干預」、「作梗」、「介入」、「運作」、「矮化」、「施壓」、「陷阱」、「搞小動作」、「統戰伎倆」這許許多多意思類似的用語，官員們可交互使用，挑個對中共殺傷力最大、對自己最好開脫或最有政治利益的辭彙。

這次「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的疫情處理，無所不鬥的兩岸偏偏冤家路窄，全球最後剩下台灣和北京在爭從世界衛生組織（WHO）的旅遊警示名單、疫區名單除名（日前加進了多倫多），台灣政府十分急切，稍有不合意的情況，就出現遠比過去更多的官員，以遠比過去更高的頻率，高喊「中共打壓」，只是，太過於濫用，不免露出破綻。

六月十七日下午三點半，台灣第三次向WHO申請從旅遊警示名單除名終於獲得通過（但仍屬於疫區或稱感染區）。全民鬆了一口氣；打贏旅遊警示這一回合的政府官員更是個個興奮、得意，之前兩次申請失敗所表露的怨懟和怪罪，也突然間煙消雲散，好像什麼都沒說過似的，很教人好奇與不解，這是該因素消失了？還是先前所講的根本不是事實？如果不是事實，為何當初老是這麼講呢？

首先，六月十日第一次受挫時，陳水扁總統說「世界衛生組織對台灣採取最高的標準」；疾病管制局長蘇益仁表示「（與香港、廣東比）WHO的作法很不公平」。顯然的，兩人對WHO的決定頗有微詞。

而另一些高官則把矛頭指向中國大陸。衛生署長陳建仁在六月十日的後SARS重建首長會議上，率先向行政院長游錫坤說明，指稱「中共正在WHO進行政治運作，希望能搶在台灣之前解除旅遊警示區」，〔註一〕。翌日，游錫坤院長與國安會秘書長康寧祥會面時，兩人即循著陳建仁的論調，認為「中共在這次除名申請中，確實有不少小動作，並希望能先我自旅遊警示區除名」；總統府副秘書長吳釗燮也說「據總統府幕僚會議所獲資訊，中共的確有耍小動作」；台聯立委陳建銘轉述陸委會副主委陳明通的話表示，申請案未過「是因為中共介入影響，希望兩岸同時除名」〔註二〕。很有趣，大家異口同聲「中共有小動作」，但什麼是小動作？具體事例為何？卻完全不說清楚、講明白；更妙的是，有的說「中共要先我除名」，有的說「中共希望與我同時除名」──事後發展證明，這兩種說法都不對。

儘管WHO鄭重否認台灣官員們所謂「中共干預」的說法，其發言人辛普森直言「中國政府不曾對世衛表示，台灣不能在中國之前從旅遊警示區除名」〔註三〕；另外一位資深發言人馬內布也聲明，「未解除台灣的旅遊警示是從技術層面考量，標準與其他國家一樣，世衛並不認為這項決定有所不公」。大陸外交部發言人章啟月則是澄清，「中共從未就世衛組織解除台灣旅遊限制向世衛施壓，中共希望看到台灣早日解除旅遊限制」〔註四〕。可是，到了六月十三日台灣第二次申請再度受挫時，政府官員又以同樣的應對方式兵分兩路開炮一次。衛生署長陳建仁對WHO相當不滿，說「這是雞蛋裡挑骨頭」；防疫總指揮李明亮也表示「WHO對我們是窮追猛打」，質疑WHO是雙重標準。游錫坤院長則指出，「中共只關心自己的霸權地位，沒有關心台灣」〔註五〕。

台灣官員連連對WHO不信任的發言令人很納悶，要是WHO真如他們所說的那麼不友善、不公平、不專業、不客觀、蓄意刁難、偏袒中共，這樣差勁的國際機構還需要台灣在意？可是台灣偏就是一再申請旅遊警示除名、五月中旬拚命想擠進去做世界衛生大會（WHA）的觀察員、陳總統甚至宣佈要公投進入WHO，實在是矛盾。說穿了，政府官員開口、閉口抨擊WHO，其實是指桑罵槐，還是在罵WHO裡面的中共。

然而，六月十七日的旅遊警示除名非但未讓SARS所引起的兩岸政治風波劃上休止符，當天一樣的戲碼還搬到海外上演，WHO在吉隆坡舉辦的「全球SARS研討會」，疾管局長蘇益仁戰戰兢兢，一下怕中共打壓，一下提防中共矮化（台灣為其一省），預先做了一大堆沙盤推演，結果是：什麼也沒發生，大陸出席人員的發言或報告根本沒提到台灣，蘇益仁的「三套劇本」，半套都用不上〔註六〕。所以說，這部分「不精采」，又沒有施力點，於是媒體輕輕一筆帶過，政府也不吭聲了；轉而利用高明見立委與會的邀請函問題，發動國內政治鬥爭──給民眾製造高明見、宋楚瑜等為「中共打壓」當馬前卒，甚至「賣台」的印象。

事實上，就WHO的立場和認知來看，台灣都是中國的一省，籌備全球SARS會議的侯爾女士曾做此聲明〔註七〕，如果直接看WHO的網站，隨便找個圖表，Taiwan一字的確是放在Country欄裡China之下的Area框內（或寫China,Taiwan）〔註八〕，無論台灣高不高興，這是客觀事實。因此，大陸必然是WHO最先聯絡的對象，台灣的與會者都事先經過大陸方面的默許或影響。台灣政府認為不妥，相關單位逕向WHO要求，替蘇益仁等四人更換了邀請函，卻單單「漏掉」高明見委員，行前會也突然取消，政府當局這種陷人於不義的作為，除了稱它作「搞小動作」之外，不知道是否還有更貼切的字眼？可是這在日漸接近總統大選期間，確實是一記讓政黨對手「啞巴吃黃蓮」的高招。也可以看出，政府的人海口水戰完全覆蓋、扭曲了國際社會的規範和普遍的認知。

六月二十四日北京超越了台灣，WHO西太平洋地區主任、日籍的尾身茂在北京宣佈，當地的旅遊警示和疫區雙解除。台灣官員沒有一絲的反省、檢討，行政院發言人林佳龍還酸溜溜的說，「北京資訊不透明卻能雙除名，是根據什麼除名？行政院真的抱持高度興趣」〔註九〕。他這段質疑北京的發言，不是又等於在質疑WHO的不客觀、不認真、不專業嗎？像這種情形，台灣涉外官員隨口抨擊中共時，經常不自覺的把國際組織──自己也想加入的國際組織也罵進去，或給國際組織官員帶來困擾。

很顯然的，陳水扁政府將台灣在國際社會的不順遂，簡單化約成一種彷彿是機器人的制式反應──全怪罪到中共（國）頭上，這在操弄民粹，坐收選舉利益上的確穩賺不賠。但是，這也透露了，原來現政府施政的目標，一切都鎖定在明年的大選，它的執政眼光只有八、九個月！這是台灣人民之福嗎？

正因為「中共打壓」在台灣島內太好用了，使執政者不僅失去了反求諸己的能力，也養成凡事「衝著中共就好」的毛病。相對於中國大陸領導人將國家建設、經濟建設乃至重大問題皆面向世界，連「中國SARS（陳水扁女婿趙建銘醫師的用語）」都可以巧妙地轉換成「人類共通的敵人」，而善加運用，作為強化與國際社會合作的契機〔註十〕，台灣是不是把自己的路越走越窄了！固然某些政黨、具反中意識形態的政客或許會驟得豐厚的政治利益，惟最後賠掉的，恐怕是未來整個台灣社會的前途吧！

今年五月四日，日本《朝日新聞》頭版頭條是一標題為「SARS中國軍方二月即認識該病毒卻沒向政府傳達」的報導，大意是說：在中國大陸擴大感染的SARS，根據《解放軍報》的消息，人民解放軍二月底就大致知道病原體是新型冠狀病毒了。然而，研究結果拖了一個多月都未向政府機構報告。美國、香港的研究人員公佈SARS是新型冠狀病毒，是在三月下旬之後，WHO等的確定則是在四月中旬（十六日）。如果早一點公佈，世界各國應該是可以提前啟動防疫措施的。大陸軍方的科研單位，四月九日才開始跟其他政府機構合作，提供所有的資料〔註十一〕。很明顯的，對此情況，日方是持批判的立場。

據瞭解，大陸軍方的醫院及醫學科研單位皆直屬於中央軍委會，配置在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系統下，通常不會跟國務院、北京市等行政機構或其轄下的醫院交換資訊〔註十二〕。這次大陸軍方未及時公佈研究結果，無論是不是外界所質疑的「組織自我保護意識」作風作祟，都是很值得改善的。不過，如果換個角度來看，就發現新型冠狀病毒這件事的本身，是不是也意味著大陸軍方的醫學科技人才、設備與實力遠超過我們的想像──我們聽慣的是政府官員對中國一切的不屑、媒體的擅加價值判斷和斷章取義，因而這種消息通常在台灣是不會被報導的，也沒有人敢報導。藉著日文報紙透露出來的線索，我們找到其他相關資訊，才勾勒出大陸軍方這次解析、防治SARS的過程概略如下──

農曆春節剛過，二月十一日，大陸廣州市政府首次公開對外宣佈廣東部分地區蔓延著「非典型肺炎（即SARS）」。二月十二日，大陸中國軍事醫學科學院（北京市豐台區東大街二十號）的病毒學專家祝慶余和流行病學專家曹務春，即奉命前往廣東疫區採集與SARS病毒相關的標本──病人血清、肺組織、口水之類的分泌物。

十五日他們回到北京便直奔（生物安全三級負壓）實驗室，而所屬單位已經以全軍微生物檢測中心為核心，組成包括他們兩人在內，還有病毒專家秦鄂德、病理專家王翠娥、細菌專家端青、生物危害醫學專家楊瑞馥等十三位權威學者的特別研究領導小組，再動員總共一百多位科技人員，進行猶如置身「戰鬥狀態」的研究工作。

他們先透過細胞病原體外培養與老鼠感染的方法，追查致病的「元兇」。二月二十六日，研究人員將分離出來的病原體放在電子顯微鏡下分析時，即初步認為「可能是冠狀病毒」。為了慎重、準確起見，他們還請出已退休多年、上個世紀七○年代大陸第一位分離出冠狀病毒的著名病毒學家陳德慧（女性），及另外五位也是已退休的專家出山，一同參與其事。當陳德慧看到電子顯微鏡拍下的照片時，立刻肯定那應該就是冠狀病毒了。三月二十一日，軍事醫學科學院第一個向大陸衛生部門提報，確認引起SARS病症的是一新型的冠狀病毒，此時國際尚無這一發現的報告。

一九七五年全球出現萊姆關節炎，科學家花了七年才找到病原；一九八一年登場的愛滋病（AIDS），科學家尋找病原也歷時三年。而這次軍事醫學科學院的專家，從涉入SARS課題到認定是冠狀病毒，只用了三十八天。

接下來，他們繼續展開新病毒的基因定序工作。四月九日下午六點，軍事醫學科學院（主要是微生物流行病學研究所）與中國科學院基因組研究所的領導，開會不到一小時即達成一項光是成本就需要一千萬元人民幣的高科技工程合作協議。自始至終雙方都沒有對成果歸屬、利益分配進行協商，談的僅是定序計畫與分工，並下達「軍令狀」，軍事醫學科學院的人員務必要在當晚深夜十一點前備齊所有病毒資料，十二點準時送到位於昌平的中國科學院北京基因組研究所（即北京華大基因研究中心，是大陸完成人類基因組定序百分之一的機構），雙方人員通力合作，緊追在加拿大（十二日）、美國（十四日）、香港的科學家之後，於四月十六日完成四株變異冠狀病毒全基因組的定序。然後，四月十八日鑒定出患者血液中的蛋白質，十九日臨床檢驗試劑盒出爐……〔註十三〕，節奏益發加快，成果越來越豐碩。

日本媒體報導說中間拖延了一個多月，應該就是指二月二十六日到四月九日開始跟其他機構合作的這段期間。的確，如果軍方早點公佈消息，外界是可以提前做準備的；如果早點找合作對象，說不定基因定序也會由他們拔得頭籌。所幸，自四月中旬，大陸行政部門及醫療體系吸取教訓，做了很大的變革，糾正過去的弊端，到六月下旬即快速挽回遭到損傷的國際信譽。

目前這件事已經過去了，SARS疫情也暫時告一段落。不過，由此處我們可以體認到，儘管台灣誇稱已自由化、民主化，但由於政府對中國大陸充滿敵意，從領導人到大小官員，一涉及大陸事務都刻意採用負面用語，或者予以篩選、「加工」，換言之，即「政府只讓你知道，它想讓你知道的消息」這種現象非常嚴重。而一般媒體，或跟著政府唱和，或更誇大其詞、危言聳聽，導致台灣人民接收的大陸資訊很難不被誤導！而沒有公允、客觀的訊息，如做出合理、互利的判斷呢？假使我們不想被蒙蔽，也許真的得多靠外文或網路了！

〔註一〕《我申請解除世衛旅遊警告未過關》，《聯合報》，民國九十二年六月十一日。
〔註二〕《政院：如系中共打壓我將嚴正抗議》，《聯合報》，民國九十二年六月十二日。
〔註三〕同〔註一〕。
〔註四〕同〔註二〕。
〔註五〕《中共打壓？何美鄉不以為然》，《聯合報》，民國九十二年六月十四日。
〔註六〕《蘇益仁三套劇本無用武之地》，《聯合報》，民國九十二年六月十八日。
〔註七〕《會議籌備人：徵詢兩岸後邀台灣五專家與會》，《聯合報》，民國九十二年六月十八日。
〔註八〕http:www.who.int/csr/sars/travel/2003-6-25/en/
〔註九〕《怎麼雙解除政院「感興趣」》，《聯合報》，民國九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註十〕「外交デビューした胡錦濤主席」，《世界週報》，二○○三／七／一
〔註十一〕《SARS中國軍、二月たウイルス認識》 《朝日新聞》二○○三年五月四日。
〔註十二〕《中國軍惡役迴避情報開示》，《朝日新聞》二○○三年五月四日。
〔註十三〕http://phorum.nst.pku.edu.cn/showthread.php？threadid＝495
　　http://www.cas.ac.cn/html/Dir/2003/05/19/2998.htm
　　http://www.stdaily.com/big5/stdaily/2003-04/21/content-82790.htm
　　http://www.pladaily.com.cn/item/sars/content/44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