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範陳水扁言行的源頭在北京

陳水扁的五二○講話讓人看來空前的低調。但一如各方所瞭解的，這事實上是華府和北京共同能接受的最低極限。

美國的中國／台灣政策到今年四月廿一日亞太助卿凱利在國會作證時，就已經進入了一個新階段。事實上，就是在這一個新階段的證辭的概念下，美國與中共共同規範了陳水扁的五二○講稿。

換言之，現階段已是美國與中共「共同處理」台灣問題。

四月廿一日的凱利講話，除了警告台北在兩岸問題上要謹言慎行外，還明白表示，如果台北真的讓北京覺得台灣獨立是一個不可挽回趨勢的話，在這種況下北京一旦動武，「那我們阻遏中國威嚇的努力可能失敗。」

凱利並且明白表示，「反對片面採取改變我們所界定的現狀之舉動。」這是針對台北近來一連串說法的反應；陳水扁總統從二○○二年的八三講話開始，台北就意圖將兩岸定位在「一邊一國」的情況下，並且大力要求「兩岸關係正常化」。而台北近來的作法是一再以重新詮釋兩岸「現狀」，來達到一邊一國的要求。

但這與美國的定義完全不同。美方對所謂兩岸「現狀」的解釋，是兩岸現在仍是處於一個「未結束的內戰」（an unfinished civil war）這是自一九四九年迄今仍未解決的問題。這種說法，從柯林頓時代的亞太助卿陸士達，到布希政府官員甚在今年年初都是如此定義。而也就是在這樣定義下，美國才有所謂的「兩岸和平解決」的要求與政策。

凱利甚至公開表示，「我們期望陳總統能展現確保台灣未來和平繁榮所必要之負責、民主和自製的領導力」。這話對一個國家領導人來說，不能說是不重。

真正重要的是，美國自小布希政府成立以來，是在凱利的這份證辭中，首度的承認了有「九二共識」的存在。證辭中說，「1990年代開展了兩岸漸進式建立共識的十年。雙方於199年同意一個中國，但對一中的詮釋采各自表述。此種模糊及決定保留雙方歧見，順利促成了1993 年台灣海基會和中國海協會兩個民間中介組織的領導人，於新加坡舉行第一次高層會談。」

不止如此，這份證辭中甚至連「九二共識」的名稱都出現了：「兩岸非官方代表組織人員於1997年舉行非正式會談，恢復了兩岸非官方的交流。海基海協兩會的直接接觸在1998年4月重新展開，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於1998年10月訪問大陸。他和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同意於政治、經濟和其他議題展開進一步對話，汪也同意到台灣回訪。但是他的訪台行程後來取消，原因是李總統於1999年7月9日接受德國之音廣播訪問時，談到中國和台灣的關係應是『國與國』或至少是『特殊國與國關係』。海協會立即駁斥李總統的言論，認為此言論嚴重違反了『九二共識』。」

在四月廿一日凱利的講話之後，亞太副助卿戴利也在新加坡放出重話，戴利在台海問題上的講話，除了再度警告台灣當局在兩岸政策上要極為謹言慎行外，更明白表示；美國並不支持台海現狀，而且「美國準備看到現狀的改變」；而美國唯一的條件，就是要看到「各方同意的和平的解決」。但在這說法的一個前提是，「美國不支持台灣獨立」。

至於這是否代表美國已經改變其政策，戴利的說法更是耐人尋味。他說，他「準備的講稿都是在華府經過國務院、甚至是國務院上級單位協調的，所以我說的是列入紀錄並且代表正式美國的政策」。而且他還語帶調侃地說，「如果我的記憶不錯的話，你們在一年前不曾看到過那樣的表述（you would not have seen that formulation a year ago）。

在這兩樽重炮轟擊台北之後，總統府秘書長邱義仁出現了突然低調赴美溝通的情況。台北還一再強調是台北「主動」赴美，其實，不論這是台北或是美方主動，事實上就民進黨政府而言，情況已惡劣到非如此不可了。

自選前開始，華府與台北的溝通就非常困難，這個情況已早為眾所周知，美方還曾婉拒台北派員就若干政策進行解釋；而此一情形到選後並沒有好轉。

真正讓台北相關人士開始擔心的，其實是美國副總統錢尼訪問北京。華府當局大違以往常規，事前僅以電話告知，而內容之簡陋等於事前沒有對台北例行簡報。但台北高層當時只忙於內鬥和搬風，完全不把國家安全當回事。

隨後，錢尼返美，美方雖依約對台北官員進行簡報，但瞭解內情人士表示，簡報內容只能用「太正面了」來形容。美方只告訴台北，「美國的台海政策沒有任何變化」。所有有爭議或錢尼本人用語出現變化的地方，美方的回應只有一句話，就是「政策沒有變化」。如錢尼在上海在回答學生有關美國的「一中政策」（one China policy）時，他兩度回答美國是「一中原則」（the principle of one China），台北方面曾就此提問，美方回答則是，「那是口誤」，所以「政策沒有變」。

台北知情人士私下都感到「美方一定留了一手」；因為這種答案「好得異乎尋常」 (Too good to be true)。

果然，隨後的情況發展，讓台北傻了眼，完全措手不及。

美國亞太助卿凱利在廿三日赴國會眾院作證，用了幾乎是歷來最嚴重的說法、完全警告台北的字眼來形容美國的政策；但更讓台北緊張的是，凱利在證辭中這一連串的重炮式政策用語，事前也沒有知會台北。

最後一根稻草則是美國副助卿戴利在次日，也就是廿四日在新加坡的「亞洲安全對話」上有關台海政策的講話。而這個講話的內容事前也沒有知會台北。

更荒謬的是，這個「亞洲安全對話」根本就是一個半官方的會議，戴利的講話和當場的問答，都是開放的。但台北幾乎所有的相關單位，事前都不知情。事後也搞不清狀況。

在美國用這樣子的態度來對待台灣時，同時卻看到錢尼在北京、凱利在華府聽證上一致表示把對台軍售和中共的對台部署要做關聯性的解決；同時也看到錢尼和凱利異口同聲要推動兩岸對話，再加上戴利的「改變現狀說」。邱義仁還能不去嗎？

結果邱義仁到了華府，只見到了凱利，連以往規格中的副國務卿阿米塔吉與白宮國安會亞太事務資深主任格林都沒有見到。

在記者問到邱義仁的訪美之行是否澄清了美台之間的「誤會」時，阿米塔吉還口出重話，把邱義仁往訪美國之行表示成「我不會稱之為澄清。但我們得以把我們的看法講清楚，我們與台灣持續在非正式場合溝通，那些算是嚴肅的會晤」的原因。

更何況，美國原本還期待陳水扁在就職演說中，重申「四不一沒有」，結果連這一點都遭到陳水扁的拒絕，這對原先就一直擔心陳水扁未來走向的美國，更是心生不滿。

在這樣的情勢下，美方對於未來台灣的走向更沒有把握；而為了維護美方本身在台海的最大利益，美方轉而與中共合作，實屬必然。

美國小布希政府的這種作法，其實與柯林頓政府相去不遠了。

在這樣的架構下，美國不只是事前看了陳水扁的五二○講稿，更是為了彼此的利益，而與北京就此一講稿的內容進行磋商。這是一種「圈住」台北的作法，讓台北的作為，起碼是在北京可以容忍的範圍內；而如果台北有何言行不一、越軌的動作，美國就是那一個仲裁者，或是這一個架構的「保人」。

柯林頓時代華府、北京共組對抗李登輝的「防火牆」概念，也不過如是。

遙想三年多前，當布希政府剛上台時，那種對台北的支持，完全推翻了柯林頓政府的中國政策概念；讓台北的氣焰之盛，固有一世之雄的氣魄；但曾幾何時，小布希不僅本人在公開場合中，點名對台北的領導人表示不屑；而連他政府中的一個助卿，都公開在國會中指明，要陳水扁更負責任些。

歷史的反諷，確是非常無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