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客退位 人民站起

從四月學運到「民主行動聯盟」

林深靖


林深靖 320總統大選之後,槍擊疑雲滿天,當選人的合法性和正當性飽受質疑;而選戰期間,當局以割喉手法推動本土愛台論述,理性退位,激情抬頭,造成社會嚴重撕裂。就在這樣恐怖而肅殺的氣氛中,一群青年學生帶著「要真相、反歧視、爭未來」的宣言,來到中正紀念堂大門口,展開無限期的接力絕食靜坐。

由於他們打著「重現野百合」的旗號,意圖召喚1990年野百合學運的靈魂,很快地就遭到當權機制的全面打壓。多位已經在朝為官的前野百合學運份子甚至多次出面,以教訓、輕蔑的口吻,指責發動廣場絕食靜坐的學弟學妹是「假學運」,是野百合的次級仿冒品。如此倨傲的姿態,引起了社運界和學界的不滿,工運團體「工委會」發表聲明,表示新起的學運就像是「照妖鏡」一樣,映照出這些「當官野百合」的嘴臉;東海大學教授趙剛也在報上發表文章,感嘆「百合既腐,其臭尤甚於蕪草!」

抗爭原是弱勢者的唯一武器,歷史上的青年集體叛逆,無不是源於對當權勢力的挑釁。然而,14年前的野百合,卻是很弔詭地扮演了護衛當權派,鞏固領導中心的角色。而當年踩著眾多同學的肩膀,乘著學運浪潮青雲直上的青年,如今在享盡人間榮華富貴之餘,反而表現出對新生學運的無比畏懼。且問畏懼從何而來?是不是發現弱勢者的武器已經指向了自己?4月12日,學生絕食靜坐已整整十天。在槍擊疑雲中險勝連任的陳水扁總統,為了安撫學生,避免學潮擴大,在西門町「紅樓」舉辦「青年國是論壇」,藉此回應學生的訢求。廣場學生拒絕到紅樓參加摸頭大典,並發表聲明指出:他們要求陳總統回應「要真相、反歧視、爭未來」的絕食靜坐宣言,總統府卻弄出一個所謂擴大參與的「青年國是論壇」來稀釋議題,模糊焦點,「我們要的是A,總統給的是不知其所以然的X或Y」,他們認為這在邏輯上根本完全不通,「如果這就是總統的回應,那麼我們只能說,這又是台灣政治圈最令人深痛惡絕的敷衍、偽裝、欺騙……」學生對於權力者虛假設局的厭惡,於此可以想見。

中正紀念堂的學生靜坐抗議,從4月2日進場,到5月4日以一場盛大的「五四青年文化之夜」畫下美麗的句點。長達一個多月的抗爭,即使攝影機、鎂光燈不再關注,學生依然在靜默中堅持下去,智慧的幽光反而在寂寞中滋長。

在學生靜坐區的外圍,日復一日的「廣場大學」已成為台北市區一個獨特的景點:每天晚間,總有3、5百位市民,寧願拒絕電視,離開舒適的客廳沙發,來到廣場,星空下,寒風中,陪同青年學子一起聆聽教授和社運工作者的講演。學生的堅忍加上諸多老師的積極投入,中正紀念堂已成為一個知識的廣場,一個真正屬於公民社會的活潑場域。

歷史上的經驗告訴我們,學生運動其實是一個新文化運動的契機,民國初年的「五四運動」預兆了三○年代藝文界的百花齊放;日據時代「農民組合」知識青年的下鄉宣講,為台灣民間的抗日鬥爭保留了火種,也為台灣新文學點燃了燦亮的煙火;1968年肇始於法蘭西的全球性學運,則開敔了1970年代昂揚奮進的叛逆性思潮,對於主宰當代社會的消費文明和文化工業,展開了恢弘闊達的省思與批判。

14年前的「野百合」學運,不到一週即撫觸權力而萎逝,所發展出來的,居然是見風轉舵、見縫插針的官場文化。今年的四月學運,根據靜坐學生的說法,已預定在5月4日做一個重大的轉折,同時,也有結合學界和社運界力量開拓出新一波文化運動的自我期許。這毋寧是一個可喜的發展方向,今年的「五四」,我們終於可以期待更深刻的歷史省思,更壯闊的文化波瀾。

85年前的五四運動,促成了青年知識分子的團結,李大釗、魯迅、陳獨秀、胡適、蔡元培、錢玄同丶劉半農……等人充滿生機活力與批判精砷的論述和創作,改變了一整個世代的世界觀。五四所開展出來的新文化運動,同時也推動了婦女的覺醒和解放,促成民間組織的蓬勃發展(譬如,學生聯合會、少年中國學會、曙光社、新民學會、文化書社……等),推廣大眾教育,讓勞工和窮人的子女獲得學習、翻身的機會。準此而觀,五四學運發展成新文化運動,後來又點點滴滴匯聚成改造社會的巨大能量。

學運可貴,因為青年的理想與活力,正是社會改造的泉源。「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動,如利刃之新發」,這是陳獨秀在《新青年》創刊號上的文字,他認為,要「力排陳腐朽敗者」,只有倚靠青春的力量。對於在廣場靜坐的學生,我們不忍苛以改造社會的重責,然而,我們期待這至少是一股足以抗拒陳腐朽敗的青春力量。

更可貴的是,五四精神帶給台灣知識界更寬闊的想像,就在5月4日當天,「民主行動聯盟」宣告正式成立;這是結合學界、社運界與青年學生的新生力量,希望在被政客嚴重撕裂以致「公義淪喪、民主蒙塵」的台灣社會,凝聚在野力量,制衡逐漸走向民粹式極權的執政當局。

民主行動聯盟號召「五四再出發」,中研院勞思光院士、楊國樞院士、中研院研究員李明輝、中正大學中文系主任謝大寧、台大哲學系教授陳鼓應、大導演侯孝賢……等人,以一篇《民主深化還是民粹極權》的宣言,領銜發起連署行動。宣言中指出:台灣在民主的實踐過程中,由於公民意識缺乏,社會幾乎不存在任何理性溝通機制,民粹政治應運而生。尤其是在涉及政權爭奪的選戰中,政治人物只要能煽起人民情緒,便可以掌握奪取權力的廉價籌碼。而在一次次民粹動員之下,謊言被合理化、欺詐被正義化、操弄被允許、言論被箝制,一切可資運用的資源,無論其合法不合法、道德不道德,都成為選戰的工具。他們並進一步對當權者發出嚴厲的告:一個靠民粹操弄而產生的政權,一個靠愚民手段巧取豪奪的政權,不具備合法性,也不具備正當性。宣言的連署信箱是people_up@lycos.com,其名稱也就是「人民站起」的意思。政客退位,人民站起,此其時矣!

這些知識界的話語也許過度凝重,卻無疑點出了當前台灣社會集體焦慮、躁鬱的源頭。在一個陰翳苦悶的社會,大概只有倚靠知識的良知良能來扮演提神和防腐的角色。「當人民都被民粹氣氛裹脅之後,在野力量必然弱化,制衡力量亦隨之消失,於是權力擁有者也就迅速由權力的傲慢,進而落入了另一個腐化的循環。」宣言中的這一段文字,其實就預告了知識人的任務。

「五四再出發」的發起人也對當今的媒體政治現象提出儼厲的批判,他們指出,當資訊取代了知識,市場主導了一切,必然就是「新型態愚民政治」的出現。執政者當今的愚民手段,表現為嫻熟的媒體操作。譬如,對媒體「 置入性行銷」,藉大量的語言肆意顛倒黑白,以供權力的浮濫操作;複製浮濫的標籤語言,致使知識份子所代表的社會良心噤若寒蟬。在這樣的媒體政治之下,當權者看不到「人民 」,只看到「愚民」和「賤民」。「國人而欲脫蒙昧時代,羞為賤化之民也,則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並重。」這是民初知識界指標性刊物《新青年》創刊號上的一段話,也從而揭示五四運動「 民主 」 與「科學」的兩大旗幟。於今,要「重現五四」,大概也必須從「羞為愚民」 、「羞為賤民 」開始做起,而關於「民主」與「科學」,有許許多多的課程,還有待我們去補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