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明的衝突》到《我們是誰?》

一、颶風卡崔娜對美國文明的衝擊

兩年前(二○○五年)，颶風卡崔娜席捲美國南部，重創紐奧爾良等地區，不但造成了嚴重的死傷，對美國經濟帶來了負面的重擊，而且也使布希總統與聯邦政府的治國能力，備受美國民眾的質疑，其聲望下滑一洩千里，降至多年來的新低點，至今難以平復。

但是，撇開這些政治、經濟層面的負面影響不論，更為深刻的文明考驗課題則是：為什麼一場暴風雨下來，美國人長期以來引以為豪的「美國文化價值」，包括權威、秩序、安全、民主與對人權的尊重，竟然一掃而空，蕩然無存？為什麼，一個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advancedcapitalistsociety)，在面對自然災害的無情衝擊時，竟然變得如此脆弱，甚至可說是不堪一擊？

但是，對於每年都要經歷過好幾次颱風的台灣與東亞民眾而言，颱風的侵襲卻是家常便飯，災後重建工作也不過是年度性的日常任務。相較之下，對於地理環境得天獨厚，自然災害不算多的美國而言，一場颶風下來卻經歷了人間的煉獄，彷彿象徵著文明的終結。不但燒殺、搶掠，災禍橫生，而且社會秩序一度崩解，變成無政府的「自然叢林狀態」。

自許為「高度文明」的美國人與美國文化，恐怕不能理解：所謂的「自然叢林狀態」，其實仍有其與時俱進，與環境共生共榮的運作規範。中國傳統道家哲學的「師法自然」，大禹治水的「因勢利導」，不就正是一種與自然和諧共存的「潛規則」？相對於這種中國傳統「天人合一」的哲學觀與世界觀，西方現代主義與物質文明強調人定勝天、戡天役物，甚至不惜藉一切聲光化電的人為力量，扭轉、對抗大自然的規律，並強力改變生態體系自身的運作規範。其結果則是：在大自然的反撲之下，摧枯拉朽、不堪一擊，而且還連帶的危及人類所賴以生存繁衍的社會秩序與法治權威。多年前，密西西比河的洪澇災難即其先例，卡崔娜颶風的肆虐，不過是另一樁大自然反撲下的血淋淋教訓。

但是，以「現代文明模範」和「西方民主先河」自期自任的美國人和美國政府，卻很難從卡崔娜的教訓中真正醒悟過來。這正如同九一一之後的布希政府和美國主流社會，絲毫不覺得在「文明的衝突」之下受到恐怖衝擊的美國文明，必須學習寬容、謙卑、自省、並尋求與其他非基督新教文明的對話與諒解，進而發展出真正多元、包容的文明觀。相反的，以「單邊主義」(unilateralism)與「WASP」(即白人〔White〕－－盎格魯．薩克森〔Anglo-Saxon〕文明－－基督新教〔Protestantism〕)自豪的美國霸權主義，在布希統治集團煽動與蠱惑之下，卻反而變本加厲，不斷在阿富汗、伊拉克、伊朗和其他伊斯蘭地區肆虐，推動所謂「十字軍聖戰」(雖然布希事後已知錯改口，不再提此一辭彙)，儘管美其名曰推動「美式的自由民主」，實際上卻已種下了文明之間仇恨的火種，並釀就伊斯蘭與基督教文明之間的「世仇基因」。

二、「美國信念」與「文明衝突論」

以《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而引起高度爭議的戰略學者杭廷頓（SamuelP.Huntington），在他的新著《我們是誰》（WhoareWe?）（2004）中，公開表達了他對WASP宰制地位的看法：

「盎格魯－新教文化對於美國人的身份／特性來說，三個世紀以來一直居於中心地位。正是它使得美國人有了共同之處，……但在二十世紀後期，這一文化的重要地位和實質內容受到以下一些方面的挑戰：一是來自拉丁美洲和亞洲的移民新浪潮；一是學術界和流行的多文化主義和多樣化立場；一是西班牙語有形成美國第二語言之勢，美國社會中出現了拉丁美洲化的傾向；一是一些群體強調立足於人種和民族屬性及性別的身份／特性；一是移民社群及其原籍國政府對美國社會施加影響；一是精英人士日益強調其世界主義的和跨國的身份／特性」。

杭廷頓-口氣點出了六項對盎格魯－新教文化的挑戰因素，進一步，他指出了這些挑戰對於「美國特性」的可能影響，他概括為下列五項：

（一）出現一個只強調信念的美國，卻缺乏歷史文化的核心。團結的因素只是承認「美國信念」。

（二）出現一個分成兩半的美國，包括兩種語言（英語和西班牙語）、兩種文化（即盎格魯－新教文化和拉美裔的Hispanic文化）。

（三）出現一個排他主義的美國，再一次定性於人種和民族屬性，排斥和壓制非白人和非歐洲裔人種。

（四）出現一個再次充滿活力的美國，重申其歷史性的盎格魯－新教文化、宗教信仰和價值觀，並因為一個不友好的外部世界而充沛著力量。

（五）出現以上這些及另一些可能性的組合。美國人如何界定自己的特性／身份，將影響到美國的國際角色，究竟是成為一個世界主義國家，還是一個帝國性質的國家，抑或成為一個民族性質的國家。

(六)杭廷頓特別強調，他既是一位愛國者(patriot)，也是一名學者，「可是，愛國之心和治學之心有時是會有衝突的。……我對於這些現象的選擇和說明很可能還是受到我的愛國心的影響。」「請讓我說清楚，我強調的是盎格魯－新教的重要。……即使是創建美國的那些白人－盎格魯－撒克森－新教徒的後裔在美國人口中只佔很小的、無足輕重的少數，美國仍會長久地保持為美國。」

杭廷頓在這本新著中所持的立場和他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的看法如出一轍，亦即：美國在後冷戰時代必須尋找新的敵人，他坦承「尋求認同與重建種族身份的民族根本上就需要敵人，而潛在最危險的敵對關係存在於世界諸大文明斷層線的兩側。」這些不同的文明體系，分別是：

（一）西方文明

（二）拉丁美洲文明

（三）非洲文明

（四）伊斯蘭教文明

（五）中國文明

（六）印度教文明

（七）希臘正教－－東正教文明

（八）佛教文明

（九）日本文明

杭廷頓進而指出，在後冷戰時代，「最重要的國家分類不再局限於冷戰時的三大集團，而是世界上的七大或八大文明。非西方國家，尤其是東亞，正在發展其經濟財富，並創造一個可以擴大軍力和政治影響力的基礎。隨著他們的權力和信心日增，非西方社會對其文化價值的主張日益強烈，而對西方所加諸他們的價值觀則越來越排斥。」

但是，儘管非西方社會有強烈的自主要求和自信趨向，杭廷頓仍然堅持，西方文明「有別於其他文明的，不在發展的方式，而在於其價值和制度的獨特風格，其中犖犖大者，包括基督教、多元化、個人主義和法治……整體而言，這些特性為西方所獨有。」因此，「西方領袖主要責任不在試圖依西方的意象重塑其他文明，這已經不是其正在沒落的力量所能為，而是在於保存、保護和重建西方文明獨樹一格的特性。」其中，由於美國是最強勢的國家，責任自然主要落在它頭上。基於此，美國與歐洲國家必須合作以保存西方文明，以符合其國家利益。

在具體作法上，杭廷頓的建議則是：

－－美國與歐洲擴大政治、經濟和軍事整合，協調彼此間之政策，使其他文明無法利用美、歐之間的歧見，從中取利。

－－歐盟與北約應接納中歐邊緣的國家，包括波羅的海三國，斯洛文尼亞和克羅地亞等，此舉目前業已透過歐盟與北約「東擴政策」而成為事實。

－－鼓勵拉丁美洲「西化」，同時盡可能使拉丁美洲與西方國家結盟。在布希總統任內，此一任務顯然業已失敗。

－－限制伊斯蘭教和華人國家部署傳統和非傳統武力。

－－延緩日本脫離西方，擁抱中國的過程。我們從近來日本積極尋求改善東亞及中國關係一事，即可印證此一趨勢確難避免。

－－接受俄羅斯成為東正教的核心國家和主要的區域強權，對其南疆的安全可以行使合法的權益。截至二○○七年春為止，美國政府依然想藉「顏色革命」與「駐軍中亞」，顛覆俄羅斯南疆的安全情勢和國際秩序，並未真正接納俄羅斯成為東正教的核心國家和主要的區域強權。

－－維持西方對其他文明在科技和軍事上的優勢。

－－最重要的，承認西方干預其他文明的事務，也許是一個多元文明世界動盪不安和引發全球衝突唯一最危險的根源。

針對杭廷頓的觀點，余英時先生曾指出，他一針見血地點破了冷戰後世界新潮流的本質；杭廷頓所謂「文明的衝突」，分析到最後，便是民族的衝突。本文進一步要強調的是，杭廷頓認為，不論是國際主義或孤立主義，也不論是多元文化或片面行動，都不符合美國的利益。惟有採行大西洋主義政策，和歐洲夥伴密切合作，保護西方文明的利益和價值，這才真正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正是這樣的「美國中心論」觀點，突顯了杭廷頓國際戰略觀的本質。

三、是「文明衝突」，還是「美國霸權」？

杭廷頓的觀點相當繁複，而且論證細密，但其主軸清晰，一以貫之，不難全盤掌握。我們從上述的引文和論點中，可以清理出以下的基本理路：

（一）杭廷頓不是一個簡單、直線條、赤裸裸的種族主義者(racist)，而是一個重視文化歧異與文明衝突的戰略學家。他所堅持的，是WASP作為美國文化肇建者的主導地位，以及相較於其他兩支基督教(Christianity)文明－－亦即東正教(Orthodoxy)與天主教(RomanCatholicism)－－基督新教文明(Protestantism)本身的優越性與先占性。換言之，他不能接受任何其他一支非西方文明，包括拉丁美洲的天主教文明與東歐俄羅斯的東正教文明，向基督新教為主體的西方文明進行挑戰。至於儒家、伊斯蘭教、印度教、佛教等文明體系，自然更屬排拒之列。這才真正「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簡言之，杭廷頓是一個堅持WASP的優越性以及美國國家利益的「愛國主義者」(patriot)和文化優越論者。

（二）杭廷頓堅持「盎格魯－新教文化」的重要性，同時聲稱這是指「文化」而不是指「人」。即使這些美國「人」人數日漸減少，美國仍會「長久的保持其為美國」。但是他卻對拉丁美洲裔及亞裔人口在美國的快速成長感到嚴重不安。尤其對於美國國內出現「兩種語言」與「兩種文化」的趨勢，更是強烈不滿。他在《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頁274）即公開指陳，「墨西哥人對美國構成問題，假設目前的趨勢和政策繼續發展下去，美國人口……在二十一世紀上半葉大幅改變，變成大約50%白人，25%拉丁美洲裔。……拉丁美洲裔的核心問題仍在和美國社會同化的程度。」「墨西哥人傾向於保留他們的墨西哥定位。……墨西哥移民定居的地區，在墨西哥於十九世紀中葉被美國打敗後復加以併吞，……在時機成熟時，十九世紀美國軍力擴張的結果將飽受威脅，甚至可能因二十一世紀墨西哥人口擴張而情勢逆轉。」

（三）由以上不同的引文論證可知，儘管杭廷頓堅稱他所堅持的是「文化」而不是「人」，從而避免了「種族主義者」稱謂的責難。但實際上，他還是憂慮外來移民－－尤其是墨西哥人大量湧入美國，並且留在當年美國擴張時期侵略墨西哥人的土地之上，這種「墨西哥化」的傾向，讓他憂心不已。由此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杭廷頓強烈反對多元文化主義，並堅持WASP文化的優勢地位。但循此一思路推衍，杭廷頓和其他堅持「美國優越論」的戰略家恐怕也就沒有理由苛責，任何其中國家－－包括中國、俄羅斯……在其領土疆域內推動統一的語言與文化政策的作法。否則的話，這勢將陷入「美國能，其他國家卻不能」的論證弔詭。

（四）依循杭廷頓的論證理路，只要「對美國有利的，就是好的」，推而至極，也就是不折不扣的「美國霸權論」。對內，這就是WASP文化至上論，其他的語言、文化與宗教都必須讓位給白人、盎格魯文化和新教文明，形成英語獨尊、盎格魯文化獨大和新教至上的現象。即使是墨西哥裔，縱然他們接納了美國的憲法和政治體系、個人主義文明生活方式和資本主義的運作，但只要他們繼續講西班牙話和信仰天主教，就應被排斥和否拒。同理，在美的華裔和亞裔家庭，只要他們繼續說華語和其他亞洲語言，信仰儒家、佛教、或伊斯蘭教，也就在被質疑之列。這種以WASP獨尊、排斥異己的偏狹心態，其實絕非美國自民權運動（CivilRightsMovement）以來海納百川、接受多元、容納異端的主流趨向；也有違美國立國之初敞開大門，歡迎歐洲各種異教徒來美國避難、生存的自由民主氛圍。

至於由WASP文化擴展而形成的「西方文化中心論」，以及對其他文明體系的拒斥，就更加突顯了美國霸權主義對其他文明的強烈威脅。這種心態推而至其極，也就成為布希政府的單邊主義霸權思維--「只要美國喜歡，有什麼不可以？」美國進攻伊拉克的蠻橫作風，儘管一度有愛國主義的氣氛為之撐腰，但事後美國民眾卻發現布希政府以作假、造謠等拙劣手段「硬幹」，其結果則造成美國社會輿論的強烈不滿。

根據二○○五年十月二十八日《華盛頓郵報》與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所作之民調，有58%的受訪者不滿佈希的表現。而對於美國發動的伊拉克戰爭，《華爾街日報》公佈的民調（2005.10.26）顯示，有53%的美國人認為這是「錯誤之舉」。另外，由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和《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所做的民調（在二○○五年九月下旬完成調查訪問）也顯示，73%的美國人對政府領導人缺乏信心，66%的美國人相信，美國面臨著「領導的危機。」

由以上的民調數據不難看出，儘管美國的政治領導人選擇了偏狹的美國霸權論和單邊主義，並且任意妄為，但絕大多數的美國人卻仍然冀望和平、善意、人權、民主與國際秩序，並不贊成領導者個人蠻橫的作為，更不認同某些戰略家刻意製造敵人，追求單極獨霸、曲解世界局勢的偏執作法。但是，從國際政治與比較政治的角度觀察，精英領導與強權政治往往才是國際局勢真正的運作主軸，民意常如流水，往往變動不拘。基於此，針對文明衝突論與美國霸權主義的思維，下文將就孫中山的民族主義與反帝國主義，作進一步的分析與討論。

四、孫中山王道民族主義與當前國際情勢

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年)孫中山先生在《手著本三民主義》中寫到:

「夫漢族光復，滿清傾覆，不過只達到民族主義之一消極目的而已。從此當努力猛進，以達到民族主義之積極目的也。積極目的為何？即漢族當犧牲其血統、歷史，與夫自尊自大之名稱，而與滿蒙回藏之人民，相見以誠，合為一爐而冶之。以成一中華民族之新主義。如美利堅之合黑白數十種之人民，而冶成一世界之冠之美利堅民族主義，斯為積極之目的也。」

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孫中山先生進一步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指出，「民族主義有兩方面之意義：一則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二則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

從上述兩段引文中，我們可以清楚的掌握孫中山先生民族主義思想的兩項基本原則：

(一)反滿只是民族主義的消極目的，恢復漢族的平等地位，與其他各民族平等相處，並同化而為一中華民族，才是民族主義的積極目的。孫中山先生民族主義思想中確實曾有反滿的成分，但是在民國肇建之後，卻已經為更包容的「五族共和論」所取代。

(二)在國際經驗上，美利堅民族結合黑白數十種人民合一爐而冶之的經驗，是成就一個新的中華民族的重要參考範例。而其中之關鍵條件，對外是中國民族自求解放，爭取在國際上的平等地位。對內則系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漢族應放棄並犧牲其獨自尊大之地位，與其他各民族和諧相處，平等對待。

但是，在孫中山先生辭世後的八十年間，有關民族主義的國際發展經驗，卻顯示了上述的標的和理想，與現實的發展之間仍有相當程度的落差，這些重大的現實困境包括：

－－儘管美國被視為「民族之大熔爐」，但基本上卻僅限於白人範疇（或稱之高加索人種－－Caucasian）；至於黑人（現多改稱為「非洲美裔」－－AfricanAmerican），拉丁裔（Hispanic包括拉丁美洲裔及西班牙、葡萄牙裔）、亞太裔(Asian-Pacific)、印地安人(Indian)、印度裔(Hindu)、阿拉伯裔(Arabian)，乃至猶太裔(Jewish)等，則始終面臨著主流白人圈或多或少，似無還有的拒斥或歧視。而WASP一辭，則始終代表著美國社會中的核心族群－－白人，盎格魯－－薩克森文化，基督新教徒－－其他少數族裔，則甚難進入此一核心階層。

－－相對的，以漢人為主體的「中華民族」，在民族同化的過程中，則遠較美利堅民族的同化進程，更為順利。其中主因有三：（1）漢族所佔之人口比例大（超過全部人口之九成以上）；（2）經過長期融合，漢族與其他少數民族之「種族性」（包括膚色、體態、形貌等）差距不大，而且漢族在文化與宗教上之排他性，亦遠較美國之WASP為小；（3）歷代中央政府採取之民族政策－－包括懷柔、和親、招安，較西方之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遠為溫和、寬大，對少數民族也較具同化之誘因。相對的，美國政府對少數民族（尤其是黑人、印地安人、回教徒、亞裔等）的態度卻十分殘酷，而且血腥，導致族群傾軋事件層出不窮、難以善了。因此，美國的族群紛爭始終難以化解，少數民族唯有藉不斷推動民權運動的發展，向主流族裔爭取平等的權益和地位。

－－在國際關係與地緣政治方面，美國在後冷戰時代取得了「獨霸」的地位，但卻因布希總統所堅持的單邊主義，引起國際社會的強烈反彈，無論是在對阿富汗、伊拉克、以色列的態度上，均引起國際社會普遍不滿，導致美國領導威信的下頹，也影響到各國之間平等關係的維繫。連帶的，國際和平秩序也面臨到新的威脅。

－－在美國的獨霸地位面臨挑戰與反彈之際，中國正快速的進入「和平崛起」的新階段，並藉經濟穩定增長的優勢，取得了經濟大國的地位。但是，中國「絕不稱霸」的承諾，不但為東亞國際情勢提供了穩定與安全的保證，也為中國本身的和平與發展，奠定了平穩的基石。

可是，美國與西方部分強權卻仍然以冷戰時代的「零和」（zero-sum）思維面對中國的和平崛起。尤其是在台海兩岸關係上，支持台獨的民進黨政府，近年來不斷的加強對美國政界鷹派勢力的遊說與支援，同時也鼓舞應和日本軍國主義的復甦，甚至公開支持日本成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國。其企圖至為明顯，亦即強化國際反華勢力的威嚇能力，藉以阻滯中國的和平崛起與繁榮發展。至於台獨的行動能否成功，則端視中共官方本身的態度而定。

基於以上的分析，若從孫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角度出發，中國的和平發展，對內首應要求改善全體人民的生活，漢族與少數民族的基本權益應受平等之對待，使「各民族一律平等」的理想，逐步落實；進一步，則是建立憲政民主與監督制衡體制，發展由小康而均富的社會福利體制，以落實民權平等與民生康樂的理想。

就對外而言，則是「求世界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與霸權主義，與世界平等待我之各國友好相處，並在和平發展與王道之治的前提下，追求台海兩岸的統合，使晚清以來因西方帝國主義與日本軍國主義侵凌而導致的國家分裂，及早結束，並完成民族統一之使命。

五、結 論

但是，對於目前美國政府這種「追求獨霸」、「惟我獨尊」的強權思維而言，中國追求「和平與發展」的努力，卻彷彿「披著羊皮的狼」，是萬萬不能坐視與接納的。基於此，對於中國大陸的提法--「和平崛起」，許多西方戰略家的普遍看法是：「只要崛起就不可能是和平的」；至於鄧小平的二十四字真言－－「冷靜觀察，站穩腳跟，沉著應付，韜光養晦，善於守拙，絕不當頭」，就更不會為美國所認真對待了。

但是，難道我們真的要坐視「文明衝突論」之下西方文明對儒家文明、佛教文明的衝突與火並嗎？難道我們真要讓台海兩岸出現兵戎相見的困局嗎？難道，「文明的衝突」與「文明的終結」真的是無以避免嗎？台灣海峽絕不應變成浴血的中東、中亞和巴爾幹，淪為國際強權、民粹野心家和軍火掮客的血刃戰場。這是我們在美國面臨文明衝擊與自然災害威脅之際，應有的深刻警思。

這也是我們在中國和平崛起之際，應有的惕厲與自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