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先生「惠州一役」與台灣》補正

戚嘉林氏所撰《孫中山先生「惠州一役」與台灣》一文（見《海峽評論》192期（二○○六年十二月一日）中，敘及日本在義和團事變期間，其駐台灣總督兒玉原太郎利用一九○○年八月十四日／十五日八國聯軍攻佔北京城的機會，即在廈門陰謀製造事件，並以此為藉口而佔領廈門，以在未來可能的列強瓜分中國的行動中做為搶佔福建甚至粵東的基地（八月二十四日)廈門日本人自己放火焚燒了該地日本東本願寺，二十五日日艦和泉號載來的海軍陸戰隊即登陸佔領廈門。九月二十八日孫中山抵達台灣基隆，兒玉源太郎與台灣民政長官後籐新平則極力鼓勵孫中山發動在惠州的革命起事（發生在十月六日）並答允提供孫中山革命黨的武器援助，後籐又答應革命軍可動用廈門台灣銀行金庫存銀二、三百萬兩。戚氏在文中又說：惠州起義後，適逢日本國內政局發生變化，原先支持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的山縣有朋內閣於九月二十六日倒台，伊籐博文於十月十九日組閣。新成立的伊籐內閣立即嚴禁兒玉源太郎向革命軍援助武器，且禁止日本軍人參加革命軍的隊伍（戚文，頁六十三）。

戚氏文中的第一個問題是，未點明日本之陰謀藉機佔領廈門並非是其駐台灣總督兒玉的個別策劃，而是日本中央政策的一項全盤計劃性陰謀的一部分。根據許介鱗教授的研究，一九○○年八月十日日本內閣會議已秘密決定出兵廈門。八月十四日，八國聯軍進入北京城，同日，日本海軍大臣山本權兵衛即下令兩艘軍艦必要時將兵員在廈門登陸；八月二十二日，參謀總長大山巖並獲得天皇裁可，訓令兒玉源太郎「有伺機佔領廈門的必要」（見許介鱗，《台灣殖民統治者援助中國革命的意圖──從廈門事件與惠州舉兵論起》，《孫中山與日本殖民時期的政治社會運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父紀念館，二○○五，頁174～175）。可見佔領廈門是東京中央政府的決策，只是命令台灣總督兒玉負責執行而已。所以，八月二十三日台灣民政長官後籐新平即遵命前往廈門；八月二十四日，廈門日本自己製造的東本願寺失火事件發生，次日，日陸戰隊即登陸進佔廈門。

惟日本此舉大大破壞了英、美、日合作遏制俄軍之進佔中國的東三省並遏制俄、德亟謀正式瓜分中國圖謀的大戰略（如英國先嗾使美國發佈了第二次「門戶開放宣言」，倡議保全中國行政主權的完整與維持各國在華商業機會的均等；英、法軍也搶先進佔山海關，以截堵二十萬俄軍之大舉入關），所以，日軍之進佔廈門馬上引起英、美兩國的強大反對。英駐廈門領事於探悉廈門事件系日本的一項重大軍事政治陰謀之後，即聯合美、法駐廈領事聯合向日本領事提出嚴重抗議；八月二十八日，英、美所派的各一艘軍艦駛入廈門港示威。八月二十九日，英駐東京代理公使則向日本青木外相質問日軍登陸廈門的理由，並指出英駐廈門領事對於所謂東本願寺火燒事件的前後情況與出入人員，均有目擊，該火燒事件是否就是日本出兵廈門的藉口（許介鱗前文，頁175～176）。當時日本正極力討好海軍最大國的英國，以對付俄國在它新掠得之囊中物朝鮮半島的作闌入式政治經濟的挑釁，所以，日本不只在英國的鼓勵下對於攻略北京的八國聯軍出動了二萬二千人之多的較大兵力（英先資助一百萬英鎊），在其他日本之軍用工業建設上英、美也是重要的財政援助國，因此，東京政府認為既然日占廈門的陰謀已經外洩，乃命令中止佔領計劃。從台灣派往增援的軍隊受命就在廈門港外原船折回；已進佔廈門的陸戰隊也於九月七日撤出（見許氏前文，頁176）。日本因此在國際上大失面子，在國內遭受到反對出兵者的攻擊，山縣有朋內閣因而於九月二十六日總辭。此次總辭，其主因之一是廈門案失敗的結果。

惟戚嘉林的大文卻稱廈門案是兒玉源太郎所策動，又說八月二十八日陸軍大臣桂太郎即命令兒玉與後籐新平中止佔領廈門（戚文，頁63），實在並非正確的敘述，不知其何所根據？

其次，戚嘉林氏大作中並未確切點明兒玉源太郎與後籐新平對孫中山答應大力支助革命軍的軍火與金錢二、三百萬兩的事，其實是一場騙局；因為孫中山於一九○○年九月二十八日抵達基隆後，即持軍火商中村彌六的介紹信由平山周陪同去台北會見民政長官後籐新平。其時廈門佔領事件已經失敗，台灣當局已經明顯地無力對孫氏的革命軍做出任何支持了；而且日本東京當局更於九月二十九日郵電台灣當局，命令其密切監視孫中山在台的行動，並嚴格取締之。九月三十日日本外務大臣也致電日駐廈門、福州領事館，應嚴防日本人協助孫中山的革命黨（許介鱗前文頁177,179）。實際早在伊籐博文新內閣於十月十九日之前，日本已改變了援助孫中山革命的策略了。所以，日本公私方面對於孫中山的革命運動，其實「援助只是幌子，製造混亂、製造侵略藉口，才是骨子」，這點歷史教訓在史實中表現的非常明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