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家寶訪日行對中日關係的影響

陳建仲
(國家政策基金會特約研究員)


中國總理溫家寶於十一日赴日「融冰之旅」,儘管日本首相安倍去年十月輔上任即走訪中國,開啟日中「破冰之旅」;然而,中、日兩國「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難以因高層的互訪而立即轉變。橫亙在中、日兩國間關於日本侵華史實與東海油田爭議仍糾纏難解;日方高唱中國軍事威脅、而中方憂慮日本軍國主義復活;尤其在對東盟的爭取,乃至中國希望領導的「華人經濟圈」與日本的「大東亞共榮」,中、日「誰主亞洲」的爭奪正在交鋒,雙方實際是「既圍堵亦交往」;日本希望實現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願望,在中方設下重重關卡下,短期內也無法實現。中日兩方歷史舊瘡未平而新的矛盾又起,在今後一段時日,中日關係雖然因經貿合作打開契機,但所謂戰略互惠關係的建立步步都是險阻,未來仍將持續起伏震盪,中、日封凍一甲子的冰原仍待時間慢慢的消融。

溫家寶訪日,是中、日刻意營造的「外交暖風」,安排溫家寶與日本天皇的會晤,間接進行中日戰爭爭議的對話;建立經貿領域戰略互惠關係與高層對話機制;中方在國會的演說,旨在「就中日關係的改善和發展及中日合作闡述中方的政策和主張」,表達願意同日方加強軍事交流和防務安全對話,以增進瞭解,消除誤解,避免衝突,共同維護東北亞地區以至世界的和平與發展;希望化解日方對中國崛起的不安。日中雙方達成三項共識:一是雙方領導人將在包括政治在內的多方面、多層次加強交流和對話;二是雙方經濟高層對話機制得到確認;三是雙方同意在能源、環保、金融、IT(資訊科技)、知識產權等方面加強合作。溫家寶刻意穿上棒球服打球,與日本民眾搏感情,希望將高層對話和民間交流相結合,改善兩國國民的冷淡感情,達成一次成功的融冰之旅。

中國海關總署公佈的數據顯示,中日貿易總額2002年突破1000億美元,但2006年達2073.6億美元,與中國和整個歐盟的貿易水準相當。中國在日本外貿中的地位顯著上升,日本對大陸貿易增速高於其他國家。2006年1至10月日本對華貿易占日本外貿比重由2001年的11.8%提高到17%,較第一位的美國僅少0.5個百分點。而日本在中國外貿中的比重則明顯下降,已由2001年的17.2%下降為2006年的11.8%。日本不僅是中國第三大貿易夥伴,還是中國第二大外資來源地。2006年11月底,日本對華投資累計實際到位金額為574.5億美元。在日本對外投資中,對中國投資比由2000年的2.98%躍升到2005年的14.5%。日本已成為中國重要的經貿合作夥伴。日本累計對華投資超過3.6萬個項目,中日之間結有近300對以上友好城市,今年兩國人員往來將超過450萬人。來自經貿上的利基,成為雙方希望建立互利共贏關係的動力。

由溫家寶與安倍正式啟動今年的「中日文化體育交流年」活動,根據最新統計資料顯示,目前在日本高等學校讀書的中國留學生約有八萬多人,中國已成為日本留學市場上最大的生源國。與此同時,日本各大學府不約而同前往中國,目前已有20多所日本大學在中國設立事務所,展開各種招生活動,以吸引更多中國學生到日本留學。日本在中國的留學生也超過二萬人之多。

然而,溫家寶訪日前,中國的《了望東方週刊》與日本《讀賣新聞》聯合對兩國千名大學生進行同題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生們認為當前兩國關係不太理想,雙方也不將對方視為可以信賴的國家。不僅民間如此,雙方政府的敵對與猜疑並未根本的化解,甚至都在進行著防堵對手的「預防性外交」。去年日本安倍首相在訪問歐盟期間,高分貝提醒歐盟日本反對解除對中國武器禁運;以往日本和歐盟領導人會談的重點多為經濟和貿易議題,但安倍和歐盟委員會主席若澤.巴羅佐等歐盟高官舉行會晤時,卻討論包括伊拉克問題、巴以衝突、中亞局勢、北韓核問題和全球氣候變暖諸多議題,議題延伸至政治、外交和軍事領域。近年來,隨著北約全球戰略的調整,北約與日本的交往與合作越來越緊密,日本為北約阿富汗維和行動提供財政支援並積極參與阿富汗的重建工作,北約也要求日本擴大對災害和衝突地區的重建援助活動,還期待將來自衛隊能和北約軍隊共同訓練並向阿富汗派遣部隊;而這些正是日本為謀求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求之不得的良機。因而安倍在政策演說中強調:「北約是與日本擁有共同價值觀的夥伴。我們應該為了解決全球課題共同行動。」使過去因受和平憲法制約的日本,藉反恐和消除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機會,擴大與歐盟的合作。

美、日、澳、印的新中國圍堵圈

實際上日本正進行著以建立美國、日本、澳洲、印度的同盟關係,並擴大與歐盟的合作,成為圍堵中國的新集團勢力,這一結構是由美國學者奧根斯基(A.F.K.Organski)和古格勒(JacekKugler)、譚門(RonaldL.Tammen)等倡議的「權利移轉論」(PowerTransition)中,針對中國軍費擴張、因應中國崛起的威脅而提出的對策。日本外相麻生去年三月在參院預算委員會即再次鼓吹「中國威脅論」,在答詢時指責中國軍費增長「內容不透明」,而這種增長可能會使別國「認為很受威脅或感到恐怖」。日本自民黨外交聯席會議上曾提議「鑒於中國持續擴充軍費,是否仍有必要繼續提供日圓貸款」;而此前日本解凍2005年對華貸款時,日本國內也曾有評論人士抗議,認為解凍對華貸款是對中國的讓步與妥協。日本共同新聞社報導稱,日本自民黨外交聯席會議同意2006財年(截至2007年3月底)對華日圓貸款將縮減到623億日圓左右,較2005財年下降了17%。日本對華日圓貸款已連續6年同比下降,與2000財年頂峰時期相比更是減少了71%。麻生外相近來全力提倡「價值觀外交」,宣稱日本在推動外交的同時,要高度重視民主主義、自由、人權及市場經濟等普遍價值;推動與澳洲、印度、歐盟等北約各國--「為自由和繁榮的彩虹的形成、擴大,而努力。」日本政府為自衛隊參加擴大國際反恐活動開路,並與北約組織加強軍事交流,撐開日本和平憲法對日本自衛隊的限制。同時,日本制定「曲線進入安理會」,希望再度成為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並以此作為跳板,最終實現「入常」的目標;甚至構想以「ODA(政府開發援助)換取議席」的計劃;但中國對日本「入常」高度警戒,設下重重關卡,儘管中日兩國去年恢復防務安全交流,在東京舉行中日第七次防務安全磋商,但中方僅由參謀長助理章沁生參加,日方則為防衛廳事務次官守屋武昌,層級不高,日方對中國軍事透明度的不安仍有待化解。此外,中日圍繞東海油氣田開發問題雖然已進行長達兩年的磋商,共進行了七輪司局長級會晤和對話,但在如何界定可能進行的共同開發的海域方面,雙方依然分歧嚴重。中國要求日本接受其單獨開發位於「日中中間線」附近的春曉油氣田;但日方則認為春曉油氣田應列入共同開發;雙方爭執不下。

此外,中日雙方對台灣問題除了在即有的公報上打轉外,日方堅守與美國建立的日美安保聯盟體系,反對台海片面改變現狀,設法在中、台間保持平衡的策略並無改變。中方企圖拉攏日本以進一步孤立台灣的設想,目前仍難在日本朝野形成足夠的影響力。從民調顯示,中、日民眾對彼此的厭惡與敵視仍深,中、日目前能設法修補前首相小泉造成中日的緊張關係。尤其在北韓核試爆後,日本安全受到威脅,日本自民黨政調會長中川昭一、外務大臣麻生太郎去年甚至曾宣稱有必要討論日本擁核問題,為使朝核六方會談能有進展,日本受自身需求的壓力,必需改善日中關係,但目前中日高峰的互訪,只是緩和雙方關係的第一步。

日本對中國既圍堵又交往

實際上日本國內對中國應該圍堵或交往,至今纏鬥不休,自民黨內部形成兩大陣營。一是以自民黨前幹事長加籐弘一、前副總裁山崎拓等人為主的「親大陸派」,組織立場親中的「亞洲戰略研究會」,成功促成安倍擺脫右翼的糾纏,訪問中國。另一個是以中川昭一等為首的「親台派」,成立新的「價值觀外交推進議員聯盟」,「親台派」多具有右翼思想,反對「自虐史觀」,大唱「中國威脅論」,對日本政府中國政策的走向,兩派展開激烈的拉鋸。三月間,防衛省的智囊機構發佈《2007年東亞戰略概觀》,中國成為最重要的論述對像,不僅比美國和俄羅斯的篇幅大,甚至超過了一直被稱為「日本最大威脅」的北韓。《戰略概觀》在題為「中國的東亞戰略--為了確保主導權」的第一章中,列舉中國積極參與去年10月的東盟首腦會議和六方會談等事例後,指稱「中國正試圖構建自己掌握主導權的新秩序,並削弱美國影響力」,因此呼籲「對中國在本地區的活動保持警惕。」報告在第四章專門論述中國的軍事動向,指稱中國從俄羅斯等引進先進的軍事技術後,「中國軍力正超越台灣海峽,在整個亞洲太平洋地區增強彈道導彈和潛艇等投射能力」。報告稱中國正在開發射程為8000公里的「巨浪2型導彈」及搭載該型導彈的核潛艇,一旦成功,「中國對美國的抑制力會大大強化」。報告中評估:「中國的中程彈道導彈可把日本在內的整個亞洲收在射程內,而遠端彈道導彈更能把包括美國本土在內的世界大部分國家納入射程內」,中國雖然在現階段對製造航母表示出慎重姿態,但日本必須重視這些動向。報告最後建議;「日中之間在經濟方面雖然有廣泛的共同利益,但是在政治、安全方面還存在著多方面的對立因素……作為經濟大國的日本,必須要開展比中國更加積極的政策。」

另由外務省發表的《2007年外交藍皮書》則闡述中日為了共同的戰略利益應日益強化合作;其中關於中國的部分共有12頁,旨在說明日中間為了擴大共同戰略利益的合作、雙方經濟關係的深化以及各層次的交流。在溫家寶訪日前夕,日本政府發佈的兩大報告,正反映出當前日本對中國既懷有戒心,又期待合作的矛盾心態。

由於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35週年,但也是「七.七」盧溝橋事變70週年,安倍在國會改選的壓力下,必須全力促成日中經貿合作的深化,使日本進一步擺脫經濟景氣循環的壓力;而中方十七大即將召開,為領導換屆及成功舉辦2008年奧運的需要,雙方都必須進行這場「面具外交」,中日關係既面臨發展機遇,也面臨挑戰。兩國為解決歷史爭議而籌組的共同歷史研究,自去年12月間首次在北京啟動後,能否在2008年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30週年前發表專題研究共同報告和綜合研究共同報告,仍困難重重。由自民黨國會議員成立的「歷史研究委員會」,即徹底否定戰後對日本的審判結論,另行編寫《大東亞戰爭的總結》,重修教科書,以「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為代表的歷史修正主義抬頭,否認慰安婦、南京大屠殺、細菌戰與毒氣戰、對勞工進行強制性迫害等日本在侵華戰爭中犯下的有代表性的暴行問題;這種右翼史觀已成為日本目前興起建立新的國家形象中,重要的一環。

實際上自80年代中期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經濟大國之後,部分急於把日本變成政治大國的日本政客便把戰後對日本的審判與處理看作成為政治大國的障礙,提出對戰後40年進行「政治總決算」的主張。強調戰後40年來把日本作為發動侵略戰爭國家的判斷是錯誤的,要以「大東亞戰爭史觀」取代把戰爭定性為侵略戰爭的史觀,要用「終戰」的概念取代「戰敗」,要拋棄被東京審判束縛的日本近代史觀,敘述歷史的時候應強調「國家的光榮」,使日本人建立自豪感。日本政客結合右翼學者開始肆無忌憚地對歷史問題進行翻案。比如國土廳長官奧野誠亮1988年曾明確提出:日中戰爭「對於日本來說沒有侵略的意圖」。

90年代後,更多的日本政客捲入對歷史問題的翻案活動中,特別是部分自民黨國會議員成立的「歷史研究委員會」,徹底否定戰後對日本的審判結論,編寫《大東亞戰爭的總結》,而且通過對日本歷史教育的批判,把歷史問題的爭論擴大到日本社會。於是以「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為代表的歷史修正主義抬頭,認為戰後日本的歷史觀是一種「自虐史觀」,這是由美國佔領軍強加的歷史觀(東京審判史觀)和以蘇聯為中心的社會主義勢力影響的歷史觀(共產國際史觀)的混合物。他們認為接受這種史觀而進行反省的日本學者就是在「自虐」;這種史觀不是日本國民主體意志的自由表達,必須在「東京審判史觀」和「共產國際史觀」之外尋找第三條路,即不受意識形態束縛的,而且是描寫「光明的日本」的「自由主義史觀」。

從而「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以否認日本在侵略戰爭中犯下的有代表性的暴行問題為突破口,在日本全國上下掀起了將「慰安婦」的記述從日本歷史教科書中刪除的運動,同時連篇累牘地發表否認南京大屠殺,否認細菌戰與毒氣戰,否認對勞工進行強制性迫害等文章。1996年底「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為修改戰後日本歷史教科書,決定成立「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2001年該編纂會編寫獲得文部科學省審定的扶桑社版《新歷史教科書》,但由於採用率極低,該編纂會繼續在2005年推出修訂本,從而把日本的歷史教科書問題變成亞洲社會關注的歷史認識問題。

針對中日共同歷史研究,日本《朝日新聞》和《讀賣新聞》等主流媒體接連提出「日中歷史認識的鴻溝能否填平」與「日中的相互理解能否深化」的疑慮,甚至認為中國應改變「把歷史問題當作一張外交牌打」的做法。足見兩國間圍繞歷史爭議的巨大鴻溝,短期內很難彌平;而中日糾結封凍了一甲子的心結,如果日本首相仍堅持繼續參拜靖國神社,所謂的破冰與融冰都只是表面的與暫時的。◆

(陳建仲,《海峽評論》197期2007年5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