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的論述與願景

本文為中國國民黨文傳會於今年三月三十日以廣告形式刊載《中國時報》的文章，表明該黨對兩岸歷史觀點隨時代變遷有所改變。堅持兩岸的和解與開放，堅持民族的認同與民主的精神，為中華民族的復興奮鬥不懈，這是全球炎黃子孫對中國國民黨的期特，也是我們的期待，故特予轉載。編者

再過幾天，就是先總統蔣中正先生逝世32週年，我們衷心地紀念這位對台灣現代化有重大貢獻的偉大人物，並期待他確保台灣安全和實現經濟平等的資產能繼續為人民所享有，以為台灣永續經營的基礎。2000年陳水扁先生當選十任中華民國總統後，為了表示對所有對台灣作出貢獻的歷史人物的敬意，曾在中正紀念堂向蔣公銅像行禮，不過在二任總統任期結束前夕，卻又突然翻臉，扣以「二、二八元兇」、「獨裁者」、「獨夫」等罪名。重棒敲擊之下，或以為過往者無從辯駁，而當下的國民黨必也魂飛魄散，噤聲不語，不過歷史自有平衡之道，國民黨歷經百年滄桑洗禮，我們曾遭遇許多比現在更艱困的時刻，但總能克服挑戰，再造新局。而重新出發之時，我們必先回顧過去，釐清歷史的是非曲折。

當陳總統及民進黨將老蔣總統冠以「獨裁者」的大帽時，卻不敢說出他們經常掛在嘴邊的「出賣台灣」，難道是他們忘了嗎？不，原因正是老蔣總統「保住台灣」的歷史地位深植人心，以致於他們也默默地接受。1950年初春，世局動盪，台灣海峽情勢凶險，新成立的中共政權憑藉軍事勝利的氣勢，大舉徵用民船，在福建佈署50萬之眾，準備強行渡海「解放台灣」。「二、二八」後逃到香港成立「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台盟）的台籍赤色領袖謝雪紅等人，將總部由北京遷到上海，接受中共華東局指揮，訓練幾千名台籍幹部，利用他們對台灣社會的瞭解，準備隨共軍來台建立民政組織。許多歷史學家都同意，中華民國歷史很可能在這一刻完全結束。事實上，共產黨的威脅不僅存在於台灣海峽，而是世界性的，二戰結束時達到高峰。歐洲被分成兩半，在亞洲，金日成領導的北韓正準備南侵，日共領袖野阪參三在日本掀起政治熱潮，越共領袖胡志明已與法軍展開激烈的戰鬥，柬共、緬共也伺機而動，戰後的南洋叢林陷入更大的內戰風暴。就人類史的角度來看，這些戰鬥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兩百多年前的工業革命，機械化生產帶來前所未有的富裕生活，也激發了無止境貪婪，爭奪和壓搾。由於爭奪原料和市場，發展出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國家之間不僅爆發慘烈的戰爭，其內部資本家和勞動者的深刻矛盾也瀕臨流血邊緣，尤其社會底層勞工、婦女、兒童的悲慘生活觸動了知識分子的良知，迫使人們認真思考問題的答案。大體上，重新分配財富實現社會平等已是無可置疑的共識，不過在如何達成這項目標卻有兩種主流意見，一是在代議制度上保障底層人民的生活，提供更多發展的機會以促成社會階級的相互流通，最終實現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自由平等。二是以激烈的暴力手段推翻資產階級統治，沒收其財產，實現全民的公有制以及工人階級為主的專政制度，最後達成人人平等的共產主義社會。這二種主流思想在追求平等的基礎上都代表某種普世主義，但在實踐的哲學和手段上有著根本的差異。因此，它們所化約的政治力量既聯合又鬥爭，二戰即是以美國和蘇聯為代表的兩種普世意識形態力量聯合起來打倒德意日軸心國所象徵的種族主義。不過共同敵人既倒，兩種力量彼此旋即劍拔弩張。在亞洲被侵略殖民的國家中，共產主義所描繪的民族解放與社會平等的遠景對知識分子產生無比的吸引力，激發年輕人的熱情，吸引他們競相投入共產主義陣營。在現實中，這些貧窮國家的社會矛盾主要集中在農村土地的分配上，土地集中在少數地主手中，廣大的佃農生活在飢餓的邊緣，世世代代貧窮，無力改變自身悲慘的命運，這種情況為暴力革命創造了條件。

近代台灣的歷史無疑是世界史的一環，日據時代1915年，台南縣民余清芳以傳統宗教廣招信徒，高舉「大明慈悲國」義旗，日本軍警大舉鎮壓，噍吧哖一帶鄉鎮俱毀，直接死於戰火的百姓婦孺約一千多人，事後當局又處決了一百多人。儘管余清芳借用迷信起事，與近代人權革命意涵有異，但這件日據時代南台灣最重大的事件無疑提出一個深刻的問題：殖民當局在嘉南平原廣興水利，改良水稻品種，建立了日本帝國的米倉。對於這樣的成就，無論殖民者或殖民附和者均引以為傲，經常津津樂道。如果事實果真如此，那麼雨露均沾的嘉南農民對殖民當局理應感恩戴德，怎會群起響應余清芳的號召，瘋狂攻擊日本統治機構呢？事實上，這場大半台南縣都捲入的起義事件反映的正是日本殖民統治的本質，當局引進了近代農業耕作技術，同時扶植地主階層以鼓勵生產，然而底層農民的地位不僅沒有改善，反而更為惡化。農民終日勞作不得溫飽，成了任人搾取的奴工。於是在這塊大明王朝追隨者後代組成主要人口的老台灣之地，余清芳以民間宗教撫慰人心，又以「大明慈悲國」喚醒農民強烈的中華民族認同，瞬間就捲起了狂風暴雨式的抗爭。余清芳事件最終被鎮壓下去了，可是人心並沒有死，農民、工人擺脫被奴役命運成了日據台灣抗爭的主要方向，並迅速與世界性的左翼思潮結合，而且所有抗爭者都以強化中華民族意識作為民族解放的精神旗幟。1921年台灣文化協會成立，接著發生著名的「二林蔗農事件」等一連串的農民抗暴事件，以簡吉為首的「台灣農民組合」使用的就是共產黨式的赤旗。1927年蔣渭水成立台灣民眾黨強調工農鬥爭，反映的也是整體的情勢，隔年四月，謝雪紅、林木順、翁澤生、陳來旺、林日高、潘欽信等人在上海成立台灣共產黨，其中翁澤生同時具有中共黨員的身份。儘管台共不久即遭破壞，民眾黨也被迫解散，抗斗活動遭到全面鎮壓，但是抗爭者20餘年經由參與文協、農民組合、民眾黨等社會活動已累積了豐富的社會經驗，鍛練了堅強的鬥爭意志。

台灣光復初期，日據時代的政治禁錮解除，昔日的抗暴英雄昂首闊步於陽光下，他們與大陸來台的文人合作，舉辦文藝活動、辦講座、評論時局，社會上洋溢自由活潑的氣息，然而正是此時，世界性的東西熱戰席捲而來。遺憾的是，國民黨輸掉了中國大陸，根本原因不僅在於內部腐化問題，更在於我們重新分配土地的決心不夠堅定。共產黨在農村地區進行殘酷的土改政策，他們殺害地主，驅其家屬，將土地房屋分給佃農，並且在佃農的支持之下建立了農村政權組織，解決了共軍兵員和糧食補給的問題，並形成了全面的社會革命。這就是1950年我們面對的艱苦的生存環境。儘管不久韓戰爆發，美國軍艦駛來台海，中共部隊由福建調往東北，台灣外部威脅暫時解除，可是美國軍艦無力阻擋的台灣內部共產革命問題如何解決？越南是個重要的事例，美國大量的軍經援助無法避免越南遭受赤化，解決越南社會矛盾的只能靠越南人自己，如果越南人自己失敗了，無論美國軍事力量如何強大，也絕無成功的可能。因此，可以說，台灣戰後的歷史是從東西熱戰開始，而台灣生存發展的歷史是從杜絕島內共產革命開始。「二、二八事件」期間，原有的左翼力量透過三青團組織展現強大的抗爭力量，這些在日據時代即累積豐富組織經驗的台灣菁英迅速進入戰鬥狀態，以戰鬥最為激烈的台中和嘉義兩地為例，台中的謝雪紅是舊台共的創始人，後來潛往大陸出席中共的建政大典；嘉義的領導者張志忠則具有中共新四軍背景，原本就有軍事作戰經驗。「二、二八」之後，紅色力量迅速壯大，許多對國民黨強烈不滿的台灣青年轉而加入紅色組織，包括許多人熟知鍾理和的弟弟鍾浩東、蔣渭水的兒子蔣時欽、青年作家呂赫若、在《中外日報》寫出第一篇「二、二八」報導的工人作家周青、台大青年郭琇琮、吳克泰、李登輝、李友邦的侄子李蒼降……等等數百人，他們開始進入全省各行各業組織，在山鄉地區建立秘密武裝基地，在熊熊烈焰下，與國民黨處於你死我活實戰狀態。

走過這個年代的台灣人都會記得，這是一個驚心動魄的時代，充滿了獻身的精神，年輕人隨時準備投入戰鬥，金馬前線每天都爆發海空戰鬥，反共的標語四處可見，天空經常響起演習的防空警報，交通管制的街道頓時空無一人。在積極的鬥爭之下，台灣的共產黨組織於1952年徹底瓦解，關鍵並不在於軍事追剿政策，而是國民黨記取了大陸失敗的慘痛教訓，將貫徹社會平等當成任何政策最優先的考慮，這才是杜絕共產革命釜底抽薪的辦法。在老蔣總統的政策之下，政府強行將地主的土地分配給貧苦的佃農，再提供信貸和農業技術支援，此舉不僅使農民獲得最重要的生產資料，也使得他們失去了支持共產黨的理由；至於地主們雖然失去了土地，但卻可以在穩定的社會環境中投身於工商業。然而不可否認的是，一些沒落的地主們長年對國民黨是懷恨在心，他們是最早提出台灣獨立的群體，並將強分他們土地的國民黨說成「強佔台灣人的財產」。無論如何，1949年後整整20年間是台灣發展的關鍵期，社會在經濟平等的前提下迅速發展。走過那個時代的人都記得，同班中成績好卻家境清寒的同學放棄高中，跑去讀師專，因為師專免學費將來還可以當老師，也有許多農家子弟透過普考成為公務員，或者投考軍校成為有就業保障的職業軍人；日據時代台灣的養女制度被嚴格禁止，上萬名出身赤貧家庭的女孩脫離過去被欺凌的悲慘命運，許多人透過介紹跟大陸來台官兵結婚，生活雖然談不上享受，卻安全可靠。這是光復後本省外省底層社會的血緣大融合，原本無依無靠的人們如今相互扶持，生兒育女，當他們笑著臉抱著年幼的子女拍全家福照片時，洋溢的是難以言喻的歷史美感。這是老蔣總統執政時期，社會上出現最深刻的變化，幾乎每一項經濟政策制定之前，都考慮到公平，在公平的前提下，為人民創造個人發展的機會，戰後台灣第一代最頂尖的創業家絕大部份都不是日據時代的望族名門，而是出自貧寒的工農家庭，如果將這20年形容為底層社會階級的大翻身毫不為過，儘管1975年越南、柬埔寨、寮國三邦連續赤化，撼震了亞洲的非共世界，但台灣的危機感已不似1950年那樣，因為我們很清楚台灣人民生活和教育水準大幅提升，自信心越來越強，這些物質和精神條件都為了現代民主奠定了不可動搖的基礎，也為台灣後來的經濟起飛，民主改革，打下深厚的社會根基。

過去東西兩大陣營的自我反省就在人類歷史進入二十一世紀的此刻，左翼出現了反省的思潮，今天世界各地的共產黨，無論下野的或仍然當權的都已心知肚明，回到本國傳統文化軌道的某種民主社會主義，已是未來無可迴避的選擇；另一方面，即使非共世界也同樣認真回首自己所作所為。美國人確認了麥卡錫反共狂潮對自由心靈的迫害，看清了CIA協助推翻智利左翼民選總統阿葉德是何等荒謬。歐洲、日本、韓國也開始省思過去迫害左翼人士的錯誤。至於我們，今天則是更看清楚了熱烈的反共思想和行動固然保住了台灣，建設了經濟，但背後的威權政治、白色恐怖、二二八事件等，也掩蓋了許多破碎家庭的淚聲；個人崇拜的政治風格蒙蔽了國民的心智，抑制了個人和集體的建全成長。今天的世界正處於冷戰結束後新的發展階段，全球化成為新的普世主義，但人們卻還沒找到國界逐漸消失後弱者不被強者併吞的方法。在這個混沌的情況下，新的極端民族主義，激進宗教勢力以及新的社會平等思想，在相互激盪衝擊中，有同時重新崛起的跡象。

這也是今天我們站在台灣面對世界的基本思考，三民主義是國民黨的基本路線，無論在任何情況下，我們都堅持政治的民主、社會的平等以及民族的團結，我們與大陸共產黨的交流合作也是堅持這項原則，只有更開放的態度才能促成兩岸的歷史和解，並且提醒彼此反省那段血腥對峙的歷史，找出共存共榮之道。這正是現代民主政治的理性精神，當陳水扁總統高呼中共每年增加多少對準台灣的導彈時，彷彿是天下奇聞。他似乎忘記了國民黨執政的早年，幾乎每天都有傷患由金馬前線運回台灣，即使駐防本島的官兵隨時都有投入實戰的準備，我們當年喊「共匪來了」聲音比他大得多了。至於陳總統的成長經歷，他經常掛在嘴邊的三級佃農貧戶成功的故事，反映的正是上面所提及日據時代台灣底層社會在光復後集體翻身的歷史，是國民黨執政最為光榮的一頁，青年陳水扁兩度申請加入國民黨是發自內心的，這是他從小看見自己家庭分得田地後的巨大變化的政治選擇，他在撰寫入黨自傳時是抱著強烈的榮譽感的。我們相信他剛當選總統前往中正紀念堂致敬時，內心並無任何做作。然而政治的荒謬也在於此，今天陳總統最願意聽信的卻是一些被分掉田地的前地主組成的「台獨大老團」，作為先總統執政受益者的陳總統如今卻假裝受害人的角色，在總統大選的前夕，利用批判老蔣總統來挑撥社會情緒，這算是「轉型正義」嗎？這些台獨老大團中只有當年田地被分掉而至家道中落的憤恨，他們對底層人民毫無感情，對今天貧窮家庭暴增導致層出不窮的自殺事件無動於衷，台籍慰安婦的遭遇，他們更公然站在日本殖民當局這一邊。由於缺乏任何社會平等的意識，也沒有為人民創造發展機會的能力。在他們厚顏的「台灣主體性」的口號執政之下，社會貧富兩極化問題急速惡化，悲劇不斷發生。因此，在提到「轉型正義」時，我們要請陳總統清楚地回答，當年先總統的土地改革政策是否錯了？陳總統是否願意以「蔣家共犯」的身份將土地以及成長時期力爭上游的美好回憶一併還給原地主，以充分實踐「轉型正義」呢？一位出身台南佃農世家的總統強調學習台灣歷史，卻對本鄉佃農大量遭屠殺的「大明慈悲國」事件隻字未提，為什麼？眾人皆知，反共戒嚴主要的對象是共產黨和左翼思想，許多民主人士和無辜的民眾受害，但最慘烈的被鎮壓群體仍然是共產黨以及與中共存在組織或精神連繫的左翼人士，他們是飄散在馬場町的靈魂，彷彿依然歌頌著「社會主義祖國」。請問陳總統「轉型正義」必須經由歷史真相的追求實現歷史的和解，為何戒嚴時期被害的最主要的關係人沒有被邀請來參與和解呢？這樣能得到真相嗎？強調人權普世價值的陳總統看見國民黨槍斃共產黨是否內心暗自高興？如果不是，他覺得應該怎麼做才最好？陳總統是真的想和解還是只是想竊取紅色革命者的鮮血作為自己的政治資本呢？今天國民黨所做的正是與共產黨進行歷史和解，以創造兩岸各自和平發展的條件。在兩岸共同走向繁榮、進步與民主同時，自然地溶蝕冷戰遺留的歷史問題。

今天台灣發展的障礙不在左右，也不在統獨，而在執政者缺乏真正理想，只為一時權力而可以隨便改變立場，犧牲人民的利益。尤其在大選前一年，各種「奇門遁甲」的招數必然會陸續出籠。我們會密切注意，但並不害怕，我們國民黨前輩，像孫中山、陸浩東等幾個年輕人聚在一起，就有信心改變整個世界；黃埔軍校不過幾百支步槍就可以要北洋軍閥退出歷史舞台；蔣渭水前輩面對日警殘酷鎮壓原住民時仍勇敢地向國聯控訴；抗戰初期的淞滬戰役，我們70萬軍人以血肉之驅阻擋30萬配備重兵器的日軍精銳部隊，最慘烈的時候幾乎一天打掉一個師；即使到了1950年台灣情勢最危急的時候，我們也未曾喪失信心。因此在經過百年種種坎坷後的2007這一年，當我們面對一個政治投機者最新變裝秀時，何懼之有？相反地，我們會告訴人民這紛亂的一年也將是充滿希望的一年，我們會在政治變裝秀每一幕上場的同時，向台灣社會提出完整一致的歷史、政治、社會和文化的見解，以作為2008年後一個新台灣勇敢邁步向前的藍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