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八中共的「一條三八線」

一、今年三件大事：

時歲進入戊子年以來，中共政權亦將接受三大考驗：江南雪災、「入聯公投」和北京奧運，之所以稱之為考驗，因為這三件在本質上完全無關的事件，對北京政權而言，確存在著三個相通的特質：

第一這三件大事都是中共所無法掌控的，中共是一個以黨領導一切的國家，習慣掌控一切，所有不能掌控的因素，都盡可能地在事前加以排除，加以調整，到了公開的時候一切只是儀式性的演出而已；但是年初發生大陸江南的大雪，三月台灣將舉辦的「入聯公投」，和八月的北京奧運三件事都不是北京所能掌控：雪災是「拉尼娜現象」(反聖嬰現象)當然不是任何政權所能控，也無法預防；至於台灣的「入聯公投」可以說是政治考驗，中共雖然努力遏止，但是看來也很難如願，結果如何，任何政權也(大陸、台灣、美國)無法掌控；北京的八月奧運，當然是大陸朝野全力爭取得之不易的盛會，但這畢竟是中國第一次舉辦如此大型的、世界級的盛會，而且還有部份西方的所謂「人權團體」和若干東突組織也準備大力杯葛或破壞，因此其結果會如何也是中共無法控制的，從發生的時間來說，真可謂「一條(一月雪災)難以控制的三(三月公投)八(八月奧運)線」結果如何，只能等待。

第二這三件大事都會從不同層面考驗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危機」，近三十年的「改革開放」政策大大提升了中國的綜合國力和中國人民的生活水準，當然也加大了共黨統治的合理性，但是全面的開放和生活水準的提升，又回過來對目前中共所制定的「在黨領導下，人民間接參與」的統治方式之「合法性」形成挑戰，而「一條三八線」如果不能妥為處理，則就可能為政權增添「合法性危機」；從雪災來看，考驗中共政權因應重大公共危機事件的行政能力，從公投來看，考驗中共政權因應重大政治挑釁事件的政治手段，從奧運來看，考驗中共政權組織與管理重大活動以及因應突發嚴重緊急事件的綜合能力；任何處置得不適宜就有可能使行政的、個別的、情緒的危機上暴發所謂的「合法性危機」，反之則有助中共統治的穩固；如今看來，中共政權在第一個雪災的考驗中，其總體的表現來看，不論是機制的啟動、物質的支援、人員的配合、災區的重建等應該勝過九八年的水災和零三年的非典，因此縱使仍有批評，然而至今並無重大抗爭，特別是胡、溫的表現為中共政權贏得不少掌聲，可以說沒有引發任何「危機」。然而相較於中共可以完全揮灑的國內舞台，則「公投」和「奧運」的危機考驗，因為增添了不少的國際因素，因此其挑戰也將複雜得多。

第三這三件大事都具有後遺症的事件，這就從不同面向考驗中共政權的「戰略佈局能力」，地球今日的「拉尼娜現象」或是「厄爾尼諾現象」(聖嬰現象)，其實都和人類片面重視「發展」有關，而中國在近三十年的發展之後，面對今年的特大雪災，中共政權在救急方面的表現確有進步可取之處，然而危險過後，如何檢討此次的因應之道的成功和過失的教訓，尤其是從「科學發展觀」角度和高度思考如何濟「窮」的方略，如何應對今後可能發生或更嚴重、更頻繁的聖嬰或是反聖嬰現象，這都是中共政權在雪災之後應有的作為，否則，類似的災難只會越來越頻繁，這是雪災的後遺症。至於今年三月台灣的「入聯公投」，不論結果如何，肯定對中共的對台政策和兩岸關係的現狀，都只是挑戰的開始而非結束，正如1996年台灣開始民選總統一樣，從此之後，兩岸關係每四年都必然受到一次考驗，首先受到考驗的是中共的對台政策，而台灣人民的若干有針對性「公投」，更是對中共的對台政策的直接答覆，從此一意義來講，「入聯公投」可以說是最有後續效果的事件，因此，中共對此事件的處理是影響中國下一階段發展的重要關鍵。八月的「北京奧運」一般相信，中共中央是有能力，也有足夠的資源辦好此次的世界體育盛會，也有充分的能力處理和掌控在奧運期間可能發生的任何公安危機，但是「奧運」之後，北京市民的素質，奧運單位的效率，奧運期間的新聞自由，以及中國人民在奧運期間與各國人民及選手的接觸，數以幾十萬計的外國人和中國及中國人近距離的接觸和生活，這些在奧運期間發生的事件，肯定對中國日後的變化將發生影響，將如何發展，何時發展我們並不知道，但是中共政權如果不重視這些因素的存在，在處理某些事件時，依然遵循以往的模式，則有可能成為暴發「合法性危機」的因素之一，或是直接根源。

而在所謂的「一條三八線」現象中，「雪災」和「奧運」的處理及其後續影響，比較更多的屬於大陸內部的事件，也都是中共政權相對可控性比較高的事件；反之「公投」則不僅僅是涉關大陸政權，同時更涉及此一地區的周邊各國利益的問題，而且不論中共的政治處理為何，後續再發生的機率也很高的事件，因此在今年的「一條三八線」中，三月應該是中共政權比較嚴肅的考驗。

二、三月的兩岸政治「大考」：

今年三月初是中共國務院的新領導班子，將在新的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按當前的資訊來看，大部份的部、委領導都將留任，但由於新一屆的國務院將推動「大部委制」，因此，這個國務院的班子將在這個任期內出現一些變動；而三月在台灣的政治變動更大，人會變、政策會變、立場也會變，所以三月是兩岸政局一個嶄新局面的開始，大體而言，在中國大陸部份因為人事的變化不大，而且去(2007)年的「十七大」在「對台政策」上已經定調，依「胡四點」的指導思想，「牢牢把握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主題，真誠為兩岸同胞謀福祉、為台海地區謀和平，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維護中華民族根本利益。」(「十七大」政治報告) 雖然「台辦」主任一定會是新人，不過「台辦」在對台政策上所扮演的角色和功能，基本上只是執行政策、闡釋政策，因此預測的情景是中共的「對台政策」不會出現重大的變化。反之，台灣則必然出現換人，甚至換黨等明確的變局，所以台灣的大陸政策也自然有可能出現明確的轉變，那麼中共新的領導班子將如何看待此一新局，便是今後一階段兩岸關係能否出現「和平發展」的穩定局面的主要關鍵性因素之一。具體而言是如何看待台灣的選舉結果和台灣「公投」的結果。

(一)三月底台灣的選舉結果出現換人和換黨的意義：

如果只是換人而不換黨，則代表中共對台系統對台灣近多年的政局研判出現兩大迷思：一是對台灣在2000年政局變天的真正意含理解不足，這就是大陸一位學者所提出的，他從社會學的角度解釋說，台灣在2000年政局變天的真正意義在於李登輝在1994年提出「外來政權」說之後，便大力推動「台灣認同」，強化「台灣意識」，建構本土化政權，到了2000年支持連蕭和扁呂的「台灣認同」的票，超越宋張的選票，(這不是說宋張不認同台灣而是純度上不如而已)換言之，2000年台灣政局的變天代表了認同台灣的本土意識首次戰勝了台灣的移民意識，台灣的政治開始回歸到多數族群的統治時代，2004年扁呂的再勝，再次說明了本土意識的台灣認同戰勝了移民意識的台灣認同，這說明多數族群捍衛政權的決心可以忍容一切的不義，從某種層面來看這也是激情理性的。而2008年如果只換人不換黨，應該說還是此一因素的作用，我們細看台灣謝陣營的選戰策略主軸仍然不出此一思考，以台灣人害怕失去自己的主人意識來聚積選票。二是對台灣在近八年的現象的誤解，「不到台灣不知道『文革』還在搞」，這句順口溜最足以形容大陸對台系統，對台灣近八年總體現象的認知，其實這句話，是台灣人在看過大陸「文革」的報導和紀錄之後的比擬，但是台灣想像的「文革」，其實與大陸人民經歷的「文革」存有很大落差；大陸的「文革」是由上而下發動的、有計劃的、全面性的破壞行動，所以國家的運作，經濟的生產，社會的價值，文化的傳承無一不受到波及，其結果是國家和人民總體的退化；而台灣的現象更多的是，台灣的社會對政府的無能和腐化的憤怒，但基本上人民之間沒有大規模不理性的對抗，特別是私有制社會的台灣，經濟之與政治存在相對的獨立性，所以政府縱使失靈，經濟仍具活力，所以八年以來，台灣的經濟也受波及和影響，但是體質仍強，活力仍在，這也是台灣的本土認同還有續航力的物質基礎。

在上述的認知主導下，中共的對台政策基本上「藍化」，於是表現出某種期待，和某種偏頗，此一偏頗又在台內部的競爭中，被綠營用以明藍營不如綠營本土的明證，所以如果三月的台灣大選出現只換人不換黨的結果，則中共的新領導班子如果想要消除「入聯公投」的後遺症，則有必要好好反省一下已經不自覺「藍化」的對台認知。

其次三月底台灣的選舉結果出現換黨的結果：則中共也必須面對台灣人民的兩種變化：一是相對成熟、理性的台灣公民社會的建立，換黨的意義是指中國國民黨在台灣的轉型是成功的，因而是被台灣多數族群所認同和接受的，由於此一勝利是執政黨大肆抹黑，刻意醜化的情況下的勝利，因此可以被解讀為台灣社會已經培育出理性面對兩岸議題的公共空間，在兩岸關係的處理上，從蔣家時代的反共到近年的反中、去中再到如今的面對，不再是情緒地贊同或反對中共，而是在凝聚自己共識的基礎上，面對中共，尋找定位，擴大自我，認清複雜的現實，追求競合的關係。二是必須體認到台灣意識的變化，如果說台灣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民間不自覺地流行一種「移民意識」的社會心理，此一心理促使台灣人民可以沉默地接受外來力量的統治，自上世紀末以來，隨著台灣民主政治運動，出現反「移民意識」的本土化意識，在政客利用下，本土意識不但製造了島內的社會對抗而且形成了自我封鎖，自絕國際，從而在社會開放的動力下，透過近幾次的選舉，逐步形成台灣島內的新共識，即「主體意識」的形成，此一「主體意識」既保留了本土意識中的台灣主體，同時也傳承了「移民意識」的開放，形成一種有主體而開放的新意識。

那麼要如何面對這樣的新台灣的「主體意識」呢？當然必須面對，必須寬大而開放地面對，這就是說在換黨之後的台灣執政黨是一個實質上轉型成功的台灣國民黨。則中共就不應該仍然以和中國國民黨打交道的方式和心態與台灣國民黨往來，否則不但無助於建立兩岸間的和平穩定架構，甚至迫使台灣國民黨走回李登輝的老路子。同時中共也必須思考如何與民進黨打交道，只有同時與台灣的朝野有聯繫，才能最大幅度地、和平地排除外力的過度干擾，真正建立兩岸之間，值得信賴，可以運作的和平框架。

(二)台灣的「公投」議題對中共的法理挑戰：

台灣的「公投」對中共所認知的一中原則下的兩岸關係，包括了兩層意義：一是台灣行使對中國的「全意志」的挑戰；二才是通過與否的挑戰。中共對兩者都必須有合理的解釋，才能從法理繼續堅持「一中」原則的有效性。從前者而言，在法理上台灣的定位無論是「一個中國」或「獨立國家」都不可能藉公投來表達入聯的意志，因為以「一個中國」定位，台灣沒有權利舉行公投，以「獨立國家」則台灣沒有權力決定能否入聯，所以台灣舉辦「入聯公投」在法理上是既違背法理又無效的政治操作；但是這是台灣自己必須面對的困境，而台灣雖有困境卻執意要辦，這就逼使中共必須表態，在行動層面，中共以台灣的作為破壞台海現狀，迫使美國出手，減少中共自己出面的負面影響。但是在法理上，如果一切努力都阻止不了「台灣公投」，不論結果如何，都代表一中原則在法理上已經出現缺口，所以在大陸的法律學者就有必要提出一種解釋，試圖維護一中原則，而又無須使用非和平手段；當然這還不是中共的解釋，甚至也還不是大陸法政學者多數的看法。

兩岸現狀是包含了兩種事實，一是法理上兩岸同屬一中的事實；二是政治上兩岸互不隸屬的事實，解釋兩岸現狀缺一不可，中共目前處理兩岸關係的困境，有很大一部份就源於只堅持一中原則，而不尊重互不隸屬的事實。而台灣的許多不明智的挑戰一中原則的作為，又恰好為中共的對台政策中「不尊重互不隸屬的事實」的作為找到正當的理由，惡性循環的結果，使得中共面對陷入台灣舉辦「入聯公投」的法理困境。補救之道在於回歸現狀：即「同屬一中，互不隸屬」，「互不隸屬」是指權力的來源沒有從屬的關係，一是承認互不隸屬則沒有大小，而且在理論上是平等，所以此一「互不隸屬」是指在政府的授權上互不隸屬，而如果兩岸不是「同屬一中」，就根本沒有必要去強調或解釋「互不隸屬」。這種「互不隸屬」舉例來說，就像例如大陸與台灣兩個部隊，他們原來同屬一個司令部管轄之下，由於歷史的原因原本有司令部，而今司令部不在，一是軍團，一是連隊，他們之間原來的番號就不同，所以軍團司令雖大，軍隊雖多，但是軍團司令無權命令連長，而連長固然官小，人數也不多，但有自己固守的地區，在此地區內，只有連長，沒有軍團司令，因為他們互不隸屬。如同中共擁有大陸，而中華民國擁有台澎金馬一樣。在「互不隸屬」的推論下，中華民國的法理基礎是立足於「戰爭合法」，而經過了半個多世紀的變化，由於互不隸屬所以軍團司令無權指派新連長，所以新的連長就由他們管轄的地區民選產生，同時從一中原則而言，中華民國的公民也是中國公民，當然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但是由於台灣人民不是中國的「偽人民」，所以由台灣民眾所選出的政府也不能是偽政府，這樣中華民國的法理基礎又從「戰爭合法」轉向「民主合法」，換言之，在一中原則下兩岸的政府，都是由兩岸人民所同意的和確認的民主程序所產生的，所以中華民國政府在一中原則下的存在，已經從「戰爭合法」狀態向「民主合法」的狀態轉型，有了這種轉移，所以現在一中原則產生了合法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合法的中華民國政府，而中華民國不存在不等於中華民國政府的不存在，所以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而言，沒有中華民國的問題，只有中華民國政府的問題，而中華民國政府在法理上不能改名為台灣政府，一旦改名，中華民國政府立即失去治理台灣的合法性，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自然有權接收台灣地區，所以說以台灣名義入聯是改變現狀，由於中華民國政府的合法存在，是因為他是在一中原則之下而獲得；如此一來「公投」的合法性是源自「互不隸屬」，而他的挑戰對象是非主權國家能否申請加入聯合國，而非一中原則，所以中共和美方攻擊的重點在「入聯公投」而非「返聯公投」。

三、結　論：

從以上的邏輯來看，「入聯公投」的通過其挑戰是十分嚴峻，縱使此次可以壓制，其後遺症仍將不時爆發，對各方都是十分棘手的事，因而可以預測中共有可能作出強烈的政治反映，並輔以軍事實力的彰顯，以鞏固其制約台灣政治框架的構建。

總之，三月之後，兩岸均邁入政治的新局，姑不論結果如何，相信相關各方都將思考若干新的方案，來面對兩岸關係的未來，總的形勢是「入聯公投」通過，各方的思考重點是如何管理台海危機，「入聯公投」未通過各方的思考重點是如何引導台灣建立新的框架；對中共而言，更是如比，「入聯公投」通過則三月到年底是強力壓制，奧運會後思考解決方案。如果「入聯公投」未通過，兩岸關係也被投入極其重要的新元素，台灣主體性的建構已經成熟，因此中共雖然繼續堅持一中原則，也必須在確定「一中」原則和確定兩岸政治現實的基礎上，做出某些具有實質意義的調整和妥協，此一新框是否能為台海帶來和平穩定的發展前景之標準，就是台灣的新領導人必須在一中原則上展現其理性面對的政治智慧，而中共的領導班子必須在互不隸屬的政治現實上展現必要的政治寬容。大陸必須尊重中華民國在一中原則下的民主合法的事實，則不但可以適度地解決台灣問題，而且可以全面吸取台灣民主的經驗，豐富社會主義民主的內涵。同樣台灣也必須尊重大陸朝野在一中原則上的歷史感受和法理堅持，則不但可以為台灣尋找一個自己主體性的理性突破口，而且可以全面融入世界，成就台灣的國際角色。

三月的政治大考既是兩岸政治菁英的大考，又是兩岸人民的政治大考，但願台灣人民真正能體會主體意識的真諦，展現理性的抉擇，為中國人的政治發展增添一份可以參考的藍圖；更願中共能將「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的思維也用之處理兩岸問題，為世界其他複雜問題的解決留下可以傳世的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