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值觀‧人權‧利益

美國人權外交至少可追溯到一次世界大戰威爾遜總統時期。但是，把人權置於外交政策的中心地位，使之成為「對外政策的靈魂」，〔註1〕則是在卡特總統執政時期。他還強調這種人權必須反映美國在道義上的價值標準。此後，「人權」被美國當局視為推行美國外交的靈丹妙藥而到處濫用。1991年，美國年度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強調要按美國價值觀來建立「世界新秩序」。1992年2月國務卿詹姆斯．貝克說，「蘇聯的崩潰產生了一個世紀才有一次的機會在世界推行美國的利益和價值觀念」。〔註2〕

於是，人權、價值觀和美國利益三者在美國官方之口就達到了空前的和諧一致，而且他們如此急切地要把這「三合一」產品推銷出去，大有「過了這個村，就沒有這個店」的緊迫感，這就不能不使每一位關心國家命運世界前途，而且歸根到底關心自身人權保障的人，都要認真探究一番，美國的人權、價值觀和利益究竟包含著什麼、意味著什麼？以決定取捨。

一

什麼是美國的價值觀？為了回答這個問題必須追溯美國的歷史。因為作為意識型態的價值觀，歸根到底是社會歷史發展的產物。

美國價值觀淵源於在殖民地土壤上滋生發展起來的商業資本。由於封建因素薄弱，加上對英國重商主義的繼承，使美利堅民族在形成之初就比其他民族更具商業精神。商業被視為最重要的謀生手段，營利賺錢成為實現自身價值和道德理想的最高尺度。這種商業精神又為美國當時盛行的「清教主義」所加強。清教主義既是一種教義，又是一種價值觀念，一種生活方式。它想方設法證明，努力工作就能取悅於上帝，發奮經商就會得到昇華。從而使之與資產階級經濟觀融為一體。從商業精神衍生出來的藐視封建傳統、革新冒險精神、開拓慾望、個人獨立性及平等精神等等，加上當時人們面對陌生的北美大陸為爭取生存發展而造就出的自強不息、艱苦奮鬥和求實精神，都逐漸成為美利堅民族的性格特徵和價值觀念，並且成為當時北美經濟高速發展的強大動力，至今對其他國家、民族仍具借鑑意義。但是，作為一個以商業精神立國而逐漸發展起來的純粹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美國，其占主導地位的價值觀念則是個人主義。這是美國政界人士所公開承認的，也是他們所一再強調的。還在美國獨立不久，作為開國元勳和著名政治家的漢密頓就說，美利堅人「佔優勢的激情是雄心和私慾。」1929年大危機時期擔任總統的胡佛曾經說過，「三個世紀來，個人主義是美國文明的基本動力。」在一定意義上說，這也是一個新興民族不畏艱險、求生圖存的思想動力。但是，早自殖民地時期開始，就暴露出個人主義動力的另一個方面，即擴張和種族主義。其突出表現之一便是由「雄心和私慾」引發的對印第安人恩將仇報，開始了對他們的殘暴的驅趕和屠殺。

更值得注意的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生產和生活社會化和國際經濟一體化的加速，個人主義已越來越走向自身的反面。特別是今天，當美國國際地位走向相對衰落而國內正經受著嚴重的「美國病」折磨時，許多美國有識之士正重新審視美國的價值觀念。

有的指出，「美國的不幸的根源是否可能追溯到一些價值觀念的衰落？」〔註3〕「個人主義……可能成為威脅美國前途的陰暗面」。「極端個人主義已經危險地滲入美國社會」〔註4〕。許多美國人感到「資本主義搞過了頭」，「貪得無厭現象十分嚴重」。更有的指出，「美國的確是一點一點地爛下去了。……爛下去，是由於美國道德墮落到令善良人們心驚膽跳，簡直無法處身其中的境地。」「美國人面臨的……是整個國家的道德崩潰」。〔註5〕著名美籍華人學者楊振寧1990年說：「今天的美國危機四伏。不可以效仿」，美國現在種種問題的最根本原因「就是個人至上主義推到了極端」。〔註6〕

當然，人們注意到美國社會一開始也存在與個人主義相對價值觀。作為構成移民多數的勞動者，生產和生活的需要使他們自發傾向於互助合作。直至今日我們還會看到「志願者」在從事某種義務工作。在美國這樣一個金錢社會，這種精神是難能可貴的。但是，在充斥著資產階級腐朽生活方式，個人至上主義惡性氾濫的今天，上述觀念與行動越來越成為社會的微弱不和諧音。這也是許多美國有識之士極感擔憂的。美國當局少數人不去認真解決國內面臨的價值觀的危機，反而硬要將其強制推銷於世界。人們自然會問，居心何在?!

二

外交是內政的延伸，一國的國際人權政策實際上是國內人權政策的延伸和繼續。只要考察一下在美國官方價值觀指導下的美國國內人權狀況，就可進一步對美國官方宣揚的價值觀、人權觀作出歷史的公正的評價。

北美早期人權理論的代表者潘恩和傑斐遜強調追求幸福是「天賦權利」。被稱之為人類歷史上「第一個人權宣言」的美國《獨立宣言》（1776年）稱：「我們認為下面這些真理不言而喻，即：人類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他們若干不能出讓的權利，其中如生命、自由和對幸福的追求。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類才在他們之間建立政府，……。」《宣言》曾激發了美國人民抗英鬥志，堅定了爭取獨立的決心，並在全世界產生了深遠影響。

但是，當早期美國資產階級以「為全民爭人權」相標榜時，已暴露出這種「人權」的階級性質和虛偽的一面。『宣言』宣佈的「人類生而平等」，不包括印第安人、黑奴，也不包括婦女。《宣言》同樣漠視了當時社會上存在的財產上的不平等。1787年憲法以「生命、自由和財產」代替了《宣言》中提出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明確反映了對財產權的保護。即使具有明顯進步意義的1791年通過的《權利法案》，在這點上也不例外。這樣，美國所謂的「天賦人權」從一開始就為憲法所否定，更不必說憲法條文與實施之間的更大背離。具體地說，美國價值觀導致人權理論與實踐以下四方面的矛盾：

（一）口頭上的「生而平等」，實踐上的貧富鴻溝。

一位美國學者指出，「根據個人主義觀點，社會底層的人永遠應該在底層，因為他們缺乏能力，精力和競爭的動力，以『優者勝』的觀點看，窮困應由窮人自己負責。在競爭中失敗，咎由自取。」儘管自本世紀30年代羅斯福實行新政，採取某些改良措施以緩和矛盾，但直到今天「美國根深柢固的個人主義思想和由來已久的『優者勝』的就業道德觀，沒有發生什麼根本變化」。〔註7〕於是，從美國的憲法制定、第一屆政府組成直至今日，美國的控制權始終掌握在少數富有者手中。美國個人主義價值觀為資本主義「合理性」作了最好的辯護，從而也使美國維護少數人特權的人權觀得到了「論證」。

（二）口頭上的「生而平等」，實踐上的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

個人主義價值觀因在北美塗上一層宗教色彩而為種族主義提供了根據。印第安人被宣佈為撒旦（魔鬼）的孩子，應予消滅。黑人被「開導」說，他們應當忍受苦難以取悅於上帝，否則就要墮入永久受折磨的地獄。其他民族也一無例外地劣於白人。按照「優者勝」的原則，只有「上帝的選民」盎格魯－－薩克遜人有權統治有色人種。至於婦女，在以商業精神主宰美國價值觀中不過「男人的附屬品」。據此，1787年美國憲法默認黑人奴隸制，不把印第安人、黑人計算為公民，時至今日美國婦女爭取了一百多年的男女《平等權利修正案》仍未獲得通過，就再清楚不過地說明美國人權觀、價值觀的不平等本質。

（三）口頭上的「自由」權利，實踐上的對勞工與不同政見者的迫害。

一條「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原則把人們的「自由」權利限制在統治者許可的狹小範圍。從獨立到1931年的近150年裡，美國聯邦國會拒不制定承認工會的法律，時至今日（1991年）美國當局仍宣稱在解雇罷工工人問題上「沒有妥協的餘地」。對不同政見者的迫害，更是無奇不有。特別是本世紀60年代侵越戰爭期間，反戰者往往被扣上「共產黨」帽子。黑人領袖非暴力主義者小馬丁．路德．金一直是聯邦調查局監視迫害的對象。1975年左右「在聯邦調查局記錄在案的共有八千萬美國公民」，就是說，在美國當局眼裡，「美國公民中近三分之一的人都是對社會有潛在危險的人物」。〔註8〕

（四）在追求「自由」「幸福」的口號下，把百姓引向嚴重「美國病」的誤區。

在對一切威脅「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原則的思想實行鎮壓的同時，一切由資本主義私有制產生又有利於富人統治的思想和資產階級腐朽生活方式卻受到或明或暗的容忍鼓勵。難怪美國會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毒品市場，在發達國家中具有最高的吸毒率，少女懷孕、流產和生育率，最高比例的同性戀者和愛滋病患者，以及青少年犯罪率的直線上升等等。這些絕不說明美國價值觀念的優越和在人權上有什麼光彩記錄，倒是美國當局真應當來一番認真的自我檢討了。

三

如此大成問題的價值觀、人權和人權實踐卻要強制地推向世界，作為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基礎，這究竟是為什麼？美國當局自己已經作出了回答，那就是「推行美國的利益」。但要補充一句，不是美國老百姓的利益，而是當權者壟斷資產者的利益。

關於這一點，同樣有著很深的社會歷史根源。美國價值觀中的商業意識、擴張精神和清教主義的「宿命論」早已為美國外交政策提供了思想基礎。擴張從一開始就是美國外交政策的主線，傳播基督文明，征服落後民族和落後文明，成為外交的重大使命。「天定命運」論應運而生。二次大戰結束後，由於美國爬上了資本主義世界的頂峰，為其全球擴張創造了條件。當時美國總統杜魯門曾一再聲稱，「我們贏得的勝利把領導世界的重擔持續地放到了美國人民的肩頭」。〔註9〕美國當局認為「他能夠運用他們的力量命令全世界朝著美國模式的民主資本主義走去」。〔註10〕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美國於1947年拋出了向全球擴張美國勢力的宣言書－－杜魯門主義。在保衛「自由制度」，反對「極權政權」的借口下向世界各地擴張。其中包括進行侵略朝鮮的戰爭以及侵略越南的戰爭。但是，美國一些政界人士早就指出了在冠冕堂皇言詞背後美國擴張的經濟根源。一位美國官員說，「資本主義主要是一個國際體系，一旦在國際上活動不開，就要徹底完蛋的。總之，由於種種原因，戰後美國需要開放世界市場」。〔註11〕

然而，赤裸裸的軍事政治擴張手段越來越不靈驗了。特別是美國在侵越戰爭這個無底洞中耗費了大量人力、物力、財力，大大加速其霸權地位的衰落。國際社會的同聲譴責及國內反戰運動，民權運動的高漲，進一步揭露了美國外交之缺乏道義。正是在這種對美國極其不利的情況下，卡特總統在1977年上台後決定另闢蹊徑，提出人權外交以挽回日益衰敗的局面。正如卡特政府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所說，「人權運動可以使美國擺脫越戰後處於守勢地位，開始採取進攻姿態」，可以促進「美國的全球利益」。〔註12〕

美國當局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幹的。首先，他們借助「精神勝利法」，不斷重複鼓吹美國價值觀優越的論調。面對美國實力衰落的困難，他們開始宣傳說「美國的偉大不在於武力的強大，也不在於經濟的富強，而在於美國精神對世界所具有的威力。」未來的美國將是一個「精神帝國」。〔註13〕雷根說，「美國的領導地位就意味全球範圍內對美國道德優越的普遍承認」。〔註14〕於是，自70年代以來，美國以其價值觀、人權觀為手段，幾條戰線向全世界推進其「利益」。

他們對蘇聯、東歐開展「人權」攻勢。用尼克森的話說，盡力加強與這些國人民的接觸，「它播下不滿的種子，有一天將開出和平演變的花朵」。〔註15〕儘管蘇聯在對待不同政見者問題上和兌現歐安會的承諾上不斷作出讓步，以換取美國在軍控談判上的讓步和美援，但美國仍不買帳。為什麼？一位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成員、東西方關係問題專家邁克爾．德爾鮑姆透露了實情。他說；「像蘇聯這樣一個國家，即使它更自由化一些，也難逃脫來自美國的指責。」「無疑，使俄羅斯人和其他蘇聯人建立起一整套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和政治體系應該成為美國的一個長期奮鬥目標，美國的最終目標應該是使全世界每一個國家都實現這一點」。〔註16〕

原來如此！只要你保留社會主義制度就意味著沒有人權，只有演變為資本主義才叫人權的實現。這就是美國當局某些人的荒謬邏輯和狂妄企圖。

美國同時也在第三世界廣大國家推銷其價值觀念。強制一些國家執行美國式的「民主化」進程，造成這些國家政局動盪、經濟混亂，同時加重了對西方援助的依賴，分裂了第三世界國家的團結。一些國家學術界、新聞界還客觀地指出，對於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社會主義大國的中國，美國一些人認為這是他們「最後一個眼中釘」，力求「利用經濟交流使中國解體」。〔註17〕菲律賓一家報紙指出，美國等國過分關心其他國家的所謂「人權」狀況，是「別有企圖」。「這些國家過去用炮艦政策征服落後國家，在炮艦政策因被壓迫國家的覺醒而失靈後，它們又以『人權』和『經濟制裁』為手段，企圖整垮和孤立不聽他們話的國家」。〔註18〕說到這裡，有一點是不應忘記並可作為美國人權外交佐證的，那就是，如有的美國學者所指出的，美國在批準國際人權盟約和人權機構上的「記錄是極為可憐的」。據統計，美國不僅至今沒有批准已有26年歷史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也沒有批准從聯合國成立以來在聯大範圍內簽署的絕大部份其他單項國際人權公約。「對於這樣糟糕的批准紀錄，最大慈大悲的理由是，美國一直把國際人權看作是為別人設計的。我們對人權的關心早已超過了任何可以預見的、可以接受的國際標準，我們需要的是把自己的自由賜給別的國家。」〔註19〕由此人們不難看出，美國的「人權」標準不過是設計出來用以束縛干涉控制別國的工具。但是，事物的邏輯與美國當權者預計的相反，既然「人權」外交的本質仍和炮艦政策一樣。是為霸權主義服務的強權外交，其下場也絕不會比昔日的帝國主義外交更妙。

〔註1〕《卡特在紀念人權宣言發表30週年的講話》，1978年12月6日，國際交流署華盛頓電。
〔註2〕路透社華盛頓1992年2月5日電。
〔註3〕《一個價值觀念問題》，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1982年12月16日。
〔註4〕合眾國際社伯克萊1985年5月26日電。
〔註5〕《美國社會風氣每況愈下》，（海外報刊文摘），見《人民日報》1990年12月30日。
〔註6〕新加坡《聯合晚報》，1990年8月2日。
〔註7〕〔美〕喬恩．謝潑德、哈文．沃斯合著：《美國社會問題》（中譯本），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9，48頁。
〔註8〕〔美〕哈文．沃斯、喬恩．謝潑德：《美國社會問題》（中譯本），第109頁。
〔註9〕《美國總統公開文件集，哈里．杜魯門》，1945年，第547頁。
〔註10〕見斯蒂芬．安布魯斯：《走向全球主義－－1938-1980年美國外交政策》，哈里斯堡（弗吉尼亞州）1980年版，第105頁。
〔註11〕沃爾特．特菲伯：《美國、俄國和冷戰1945-1980》，紐約，1980，第10頁。
〔註12〕〔美〕勞倫斯．肖普：《卡特總統與美國政壇內幕－－80年代的權力和政治》（中譯本），時事出版社，1980，第155頁。
〔註13〕喬爾．科特金與（日）岸本和子：《第三個千年》，第199頁。
〔註14〕赫爾格．哈夫多恩：《雷根政權：美國實力的重建》第4-5頁。
〔註15〕〔美〕理查德．尼克森：《現實的和平》（中譯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4年，第62頁。
〔註16〕《結束冷戰》，〔美〕《外交季刊》，1989年第4期。
〔註17〕見日本《選擇》月刊，1991年11月號文章：《美國的目標是使中國解體，從而除去最後一個眼中釘》。
〔註18〕見菲律賓《世界日報》，1991年11月7日評論。
〔註19〕約翰．諾頓．穆爾等：《國家安全法》，加利福尼亞，1990，第70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