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林頓推出了美國的國際經濟新秩序

11月17日美國眾議院以234票對200票通過《北美洲自由貿易協定》（北美貿協），三天後參議院又以61票對38票通過該協定，這個充滿爭議的歷史性貿易協定終於完成了立法程序，只待1994年1月1日正式生效了，美、加、墨三國將從此結合為一個世界上最大的區域貿易集團。

甚至在眾議院投票前幾天，一些權威人士預測雙方的票數非常接近，但結果北美貿協支持者竟比反對者超過了30多票，實在大出人們意料之外，這一仗的確打得很艱苦，但贏得漂亮，頓使內外交困的克林頓總統聲威大振，令人對他的政府有耳目一新之感，形勢何以這麼快產生這麼大的轉變，值得深思。

反對者攻擊克林頓利用總統特權作了骯髒的政治交易，不擇手段收買選票，這只是部分的事實，真正的事實是，許多民主黨眾議員改變立場轉投贊成票，主要是因為這一票不只是涉及美墨兩國的貿易關係，而是涉及後冷戰時期美國在世界的領導地位，美國的外交政策和美國在世界的形象，有些評論家說，這次投票攸關美國的希望、未來和榮枯。誠如季辛吉所言，眾議院的這次表決，是為了要決定美國未來的經濟結構，也即經濟秩序，於此可見這一票份量之重！所以茲事體大，使一些本持反對立場的民主黨議員寧願在這個問題上背離他們傳統的選民，而不敢被戴上損害國家利益和不愛國的大帽子。

反對者的理由是非常動聽的，工會說，由於墨西哥工資比美國工資低了9、10倍之多，北美貿協將打碎美國50萬勞工的飯碗機會，環境保護者說，北美貿協將使美國生態遭到嚴重破壞，甚至可能損害到美國的主權。人權運動者說，北美貿協是助紂為虐，延長墨國的一黨專政和非法僱用童工。

但是克林頓更有他一套打動人心的理由，北美貿協本是布希政府的政策，布希於1992年8月12日同墨西哥政府簽了字並將之定為「中興美國日程」的最新經濟計畫，他不過是蕭規曹隨而已，但他把北美貿協的必要性和適切性講得比布希更透徹、更精闢。根據他的分析，美國今日經濟長時間陷於欲振乏力的衰退困境，固然原因非止一端，但主要在於高工資使美國貨在國際市場上缺乏競爭力。解決之道，不是如反對者佩羅特和布坎南所鼓倡的，築起保護主義壁壘，重走孤立主義的老路，這是懦怯保守的做法，此路不通；而是勇敢地面對新的經濟現實，繼續高舉自由貿易的大旗，利用美國高技術、資金、管理的優勢，在國外開拓美國貨和勞務的市場，在高工資的條件下創造繁榮。

其突破口就是締結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把美、墨、加結合成為一個地廣、人眾、資金雄厚、資源豐富的龐大貿易集團。北美貿協生效時立即削減三國境內57%的關稅，其餘再在15年內分階段予以撤銷，讓三國的貨物和勞務按照市場規律自由流通，不在三國境內生產的貨物和勞務則課徵關稅，這條原產地的規定，難免使北美貿協帶有強烈的區域保護主義色彩，而令他國感到疑懼不安。

克林頓在邁出關鍵的一步後並不以此為滿足，更進而為美國的貨物和勞務開拓亞洲市場和國際市場，這就是為什麼克林頓如此熱衷於亞太經合會和急於在12月15日結束關貿總協定的烏拉圭回合談判。國務卿克裡斯多福說克林頓政府是三管齊下，正是這個意思，用一句形象的話來說，克林頓在後冷戰時代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經濟新秩序，就是穩坐美洲，面向亞洲，背依歐洲，斜看東歐，冷視非洲。

他深信這個國際經濟新秩序是符合美國利益的，從長遠來看，也是符合美國廣大勞工利益的，他所依據的基本推理是，終欲取之，必先予之；換句話說，為了打開美國貨和勞務的市場，必須讓顧客的口袋裡有錢，使他們有購買美國貨和勞務的能力，據估計，一般在美國創造一個就業機會，需要在發展中國家創造六個就業機會，克林頓認為以一換六，還是划算的，在這一邏輯下，使墨西哥人民甚至拉美人民先富起來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他確信這是美國經濟在國際新的經濟現實之下唯一的生路。唯有如此，才能在高工資的不利條件下在國內創造就業機會和繁榮。所以為了建立這個新的經濟新秩序，他不得不干犯眾怒，不得不開罪民主黨傳統的基層勞工大眾；所以他必須同30年代以來羅斯福的新政傳統告別了，必須跨黨同維護大企業的共和黨人聯手了。

他的設想的確是大膽而具有遠見的，因為他基於經濟的需要，不僅把一個最富有的發達國家同一個貧困的發展中國家聯成一體，還跨越地理和文化界限和化解近一兩百年來的歷史仇恨和猜疑，揚棄美國長期對拉美採取的口惠而實不至的貧困化政策如羅斯福的睦鄰政策，甘迺迪的進步聯盟，雷根的加勒比倡議等，而主動同一個拉美大國基於經濟上的需要而聯為一體，難怪美國議會通過北美貿協後會在墨西哥和拉美國家引起一片讚揚之聲，智利政府聲明說它將給整個西半球帶來自由貿易和經濟互補的好處，哥斯大黎加政府說這是簽署西半球自由貿易協定的第一步，拉美經濟體系常任秘書阿里奧拉說這是西半球關係中的一個里程碑，聯合國拉美和加勒比經濟委員會執行秘書認為這使拉美國家有希望最終加入北美貿協，於是拉美國家紛紛迫不及待地要求加入。

北美貿協的建立，其影響是廣泛而深遠的，它有跡象表明美國在後冷戰時代大幅度地調整了其外交和經濟政策的大方向：地緣政治上從過去的重歐輕亞走向歐亞並重或重亞輕歐，歷史文化上從過去的大西洋時代走向太平洋時代，地緣經濟上從過去向東亞傾斜轉而為向拉美傾斜，美國這項重大的戰略調整有力地反證，後冷戰時代歷史的主導力量是經濟因素，並非如亨廷頓所分析的是文化或文明因素。

果真如此，今後成為廣大富裕美國市場寵兒的可能不再是東亞國家，而是拉美國家，拉美奇蹟或將取代東亞奇蹟。據說，台灣經貿當局因此而為其經濟前景憂心忡忡，不是沒有理由的。不僅台灣，中國和其他東亞國家也應當為這個可能的嚴重後果而早為之計，才是上策；免得臨渴掘井，為時已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