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世紀的文化研究與孔子研究

偶翻《團結報》，讀到侯玉臣先生大作《近代中西文化爭論與當前的尊孔思潮》（載該報1992年10月31日第2版。以下簡稱《思潮》）。作者煞有介事地說，他看到了「一種不正常的文化現象」，「一股尊孔崇儒的熱潮席捲中國大地，形成了五四運動後的一次最大的尊孔思潮」。並擺出一副近代史行家黑手的架勢，大談所謂近代中國的「尊孔與批孔」鬥爭的歷史經驗。乍讀《思潮》，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怎麼其用詞和口氣同20年前的「批林批孔」運動這樣相似？直以為是一篇「史無前例」時期刊出的舊文。《思潮》給人產生的這種巨大的後時代差，大概是由於在文化價值觀和方法論上同我們存在著分歧。這種分歧歸納起來有三個方面：其一、一部近代史究竟能不能歸結為「尊孔與反孔」的鬥爭史；其二、90年代的中國大地上是不是「席捲著」一股五四以來「最大的尊孔思潮」；其三、我們今後在文化建設上的任務是不是要繼續反孔批孔。本文試就這些問題略陳管見，以求教於文化學術界時賢，並與《思潮》作者商榷。

（一）

中國近代史上，確出現過康有為的孔教會，袁世凱的祀孔活動，新文化運動中也提出過「打孔家店」的口號。70年代由「四人幫」導演的「批林批孔」鬧劇據此把一部近代史說成是「尊孔與反孔」的鬥爭史，並編造了一套「反孔」即革命，「尊孔」必反動的謊言，在那個是非顛倒的年代裡，流毒甚廣。《思潮》約有九成文字是講近代中國的文化史的，所得出的結論為：「辛亥革命後出現的尊孔思潮，說明凡革命派必然反孔；凡維護封建統治，必然尊孔」；「回顧歷史，不難看出尊孔與批孔，始終是近代的反封建思想與封建文化的鬥爭」。用不著作一字說明，這完全是「批林批孔」御用文章的翻版。

一部中國近代史能不能簡單地歸結為「尊孔與反孔」的鬥爭史，並不是個新問題。早在70年代末清理批判「四人幫」的偽史學、偽學術時，學術界已得出了否定的結論，取得了一致的共識。經過80年代的文化研究和討論，人們對近代中西文化論爭的看法，在群體意識上已遠遠超越了《思潮》從「批林批孔」的偽史學文章中販運來的「尊」與「反」的思維水平了。為了節省紙墨，我們沒有必要一一糾纏於《思潮》那幾段並非獨創的關於近代文化史的文字。

如所周知，在秦漢以後的封建社會中，孔子的地位愈抬愈高，專制制度也愈演愈烈，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說被專制君主改鑄為護身法寶，長期處於至尊地位，禁錮著中華民族的思想。因此，近代新文化啟蒙運動把攻擊舊思想舊道德、舊文化的矛頭首先對準孔子學說，是可以理解的。「打孔家店」正是在這樣的時代條件下提出來的一種反封建思想的口號。然而，當時的多數批判者勇猛有餘而分析不足，以形式主義的思想方法看問題，把中西文化絕對對立起來，以為西方文化一切皆好，中國文化一切皆壞，要學習西方就得砸爛傳統、鞭屍孔子。面對這樣複雜的中西文化問題，怎能以「尊孔與反孔」作為革命和反動的分水嶺呢?!熊十力、梁潄溟是現代新儒家學派的創始人，但他們都是反封建，同情、支持甚至參加民主革命的。李大釗先生說得好：「余之抨擊孔子，非抨擊孔子之本身，乃抨擊孔子為歷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權威也；非抨擊孔子，乃抨擊專制政治之靈魂也」（《自然的倫理觀與孔子》）。文化的孔子與專制偶像的孔子是大不同的。如果說，當時的多數啟蒙學者達不到李大釗先生的這種分析水平，固有其時代局限而不可避免的理由，那麼，在90年代再來向人們兜售「尊」與「反」的非此即彼的絕對主義思想方法，只能淪為文化上的「左」的幼稚了。

其中最不能容忍的是，《思潮》侈談孫中山先生的「革命黨人的反孔思想」，竭力把孫中山先生打扮成一個反孔英雄，似乎他的「三民主義」、「五權憲法」思想都是反孔反出來的。凡讀過孫中山著作的人都知道，孫中山先生歷來重視學習西方民主，同時強調發揚中國傳統文化，主張「取歐美之民主以為模範，同時仍取數千年舊有文化而融貫之」（《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560頁)。他曾高度讚美《大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政治哲學，說：「這樣精微開展的理論，無論外國甚麼政治哲學家都沒有見到，都沒有說出，這就是我們政治哲學的知識中獨有的寶貝」（同上書，第9卷第247頁）。在孫中山先生的晚年，進一步從孔子文化中拈出「王道」加以重新詮釋，與西方列強以殖民侵略為內容的「霸道」主義抗衡；「東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講王道是主張仁義道德，講霸道是主張功利強權。講仁義道德，是由正義公理來感化人；講功利強權，是用洋槍大炮來壓迫人。」「用這種仁義道德的文化，是感化人，不是壓迫人。是要人懷德，不是要人畏威。……由此可見西方之功利強權的文化，便要服東方之仁義道德的文化。這便是霸道要服從王道，這便是世界旳文化日趨光明」（同上書，第11卷第405-407頁）。孫中山先生是善於「融貫」中西文化的思想大師，他的「五權憲法」學說堪稱近代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主義憲法思想。《思潮》想把孫中山先生拉入「反孔」的行列完全是徒勞的，是對中山先生及其思想的粗暴歪曲。

（二）

《思潮》說，當前有「一股尊孔崇儒的熱潮」，而且是五四以來「一次最大的尊孔思潮」，但又沒有舉出一個例證，作出一點令人信服的分析。這種無根之談只能看作是捕風捉影、危言聳聽，算不得甚麼嚴肅的學術爭鳴的。

的確，中國文化學術界的研孔活動和研孔出版物確比過去大大增多了，把這叫做「孔子文化熱」也未嘗不可。這種「熱」不像《思潮》所說的僅出現於90年代，而是從80年代就產生了。這是思想解放、學術自由的產物，是學界的好事，不是壞事。它的直接動因在於中共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的實事求是的思想指導下對「批林批孔」偽史學的撥亂反正，而其內蘊的文化意義則要深遠得多。中國人在長期的現代化追求中領悟到，中國的現代化模式必須具有中國特色，中國的現代文化應汲取西方文化和中國傳統文化兩方面的精華，她仍將是中國歷史文化的一個邏輯的發展和質的飛躍，而不是在砸爛一切之後的文化沙漠上來建一座烏托邦式的新文化殿堂。孔子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站在現代化和世界化的高度對其進行系統的科學的分析研究，批判繼承其精華，無疑是建設中國現代文化的應有之義。早在一九八四年，著名的孔學專家張岱年教授就指出：尊孔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或應當過去了；反孔的時代也已經過去了，或應當過去了；認真地科學地研孔的時代已不可避免到來了。從總體上說，80年代以來的孔子研究已經超越了「尊孔與反孔」的兩極思維模式，而成為多元的立體的展開，其態勢是健康的。這一點，1989年紀念孔子誕辰2,540週年暨學術討論會期間，江澤民總書記的重要講話和中國孔子基金會名譽會長谷牧在開幕式上的講話已作了實事求是的肯定。

在孔子學術研究中，對孔子的思想觀點有否定比較多，評價比較低的；也有肯定得多一些、評價上高一些的，這本屬正常之事。有不同的看法盡可以爭論，十多年來的孔子研究正是這樣做的。匡亞明先生的《孔子評傳》出版後，《孔子研究》，《文匯報》等報刊雜誌就發表過蔡尚思、匡亞明二老的互相詰辯文章和其他學者與二老的商榷文章。這也說明研孔的學風是良好的。《思潮》指斥「當代一些學者對孔子和儒家思想不加批判地宣揚」，究竟拿得出多少像樣的證據來。

綜觀《思潮》全文，作者提出有「一股尊孔崇儒的熱潮」這一斷語的唯一佐證，是「有關孔子的小說、電影、電視劇接連不斷；學術界召開有關孔子討論會、成立研究會、研究院、學院」。作者絲毫不去分析這些小說、電影、電視劇、討論會、研究會本身有甚麼不當，從而提出那怕是一丁點中肯的批評或建議來，而是不問青紅皂白給它們一律扣上一頂「尊孔」的帽子。這種蠻不講理打擊一大片的「棍子」作風唬不倒甚麼人，那是姚文元曾用過的伎倆，早已為中國學界所不齒。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特意指出：「1913年至1915年間……國內烏煙瘴氣，甚麼孔道會、聖教會、孔社之類的團體紛紛成立。」明人一看就知道，這是拿袁世凱尊孔復古、復辟帝制來影射「90年代」的「孔子討論會、成立研究會、研究院、學院」。作者玩這種「影射史學」的把戲，究竟是何用心﹖

《思潮》的出現，倒是提醒了學界純真的文化人，「左」的思潮在文化學術界沒有絕跡，我們要時刻提防著，以免它再跑出來禍害中國的文化學術事業。

（三）

《思潮》說：「反孔思想已成為反封建思想的特徵和社會文化發展的主流」。又說：「凡革命派必然反孔」。言下之意是，中國當前和今後的文化學術發展方針和任務應當繼續不斷地反孔批孔。事情果真應是如此嗎？

「不破不立」、「破舊立新」、「橫掃四舊」，曾是我們對待傳統文化的占主導地位的主張。以為破得越多越徹底就立得越多越堅固，曾是我們長期奉行的思維方式。世界上一切具有悠久文化傳統的民族，大概找不出第二個像我們這樣動員起全民族的力量對傳統文化進行過如此規模巨大的反覆批判的了，沒有一個民族像我們這樣長期陷入反傳統主義的躁動之中。然而，我們的現代人步履恰是如此的艱難和蹣跚。80年代以來，中國學界也有一些人，懷著一種加速現代化進程的急切求變心理，大張撻伐中國傳統文化，想把一切現實問題化為歷史問題，把複雜多元的政治、經濟、社會問題化為以承擔一切罪過，以為老祖宗真的應當為自己不爭氣的子孫後代背負起一切責任。這是一次反傳統主義的新激盪，但留下不是學術思想的深刻而是文化思維的淺薄。試想，如果一個文化系統的歷史竟是一團漆黑，那麼，產生並承載這種文化的民族還有甚麼未來﹖不錯，傳統是一種包袱，但這包袱中裹著的還有精華。對傳統、對孔子文化的批判決不只是簡單的「反」，簡單的否定，而應是揚棄。一個民族只有開創出新的文化、立起新的傳統，才是對舊傳統的最有力的批判，才是民族文化的新生。中國近現代文化史上，曾有人試圖走歐美文化中心主義的道路。這是文化一元主義的價值取向。反傳統主義正合這種文化一元論的思維方式。歷史證明，一元論不是中國文化的出路。世界文化是多元發展、相互綜合的。中國文化是多元的世界文化中的一元。在多元主義的文化價值取向下實現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綜合創新，才是中國文化的現代化之路。80年代以來與反傳統主義相對應的「孔子文化熱」，正是這種文化的綜合創新工程中不可或缺的一個層面。用現代化來批判孔子文化，用孔子文化來豐富現代化，矯治現代化。這是一個尚未完成的時代性課題，一個跨世紀的文化研究和孔子研究課題。反孔的時代早該結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