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盡坎坷是坦程

東南亞華族社會未來前景所以為人們所關注，是因為這不僅是其自身的命運所在，還涉及亞太地區以至環太平洋地區的政治穩定和經濟繁榮問題。黃枝連在他的《東南亞社會發展論》〔註〕一書中聲稱：「走向21世紀的東南華族社會是充滿光明前景的」。看似平凡的斷語，卻並非空洞的豪言，草率的預測，而是歷經長期艱辛研究、系統分析、嚴密論證後得出的科學論斷，包含有非常豐富的內容。

一項複雜的系統工程

黃先生研究東南亞華族問題的艱辛，主要在於倡導和貫徹新的研究理論和方法。他別開生面，既摒棄某些西方學者從民族沙文主義立場看待華族問題所使用的理論和方法，又擺脫特別是一些華人學者單純從中國角度出發而反映在理論和方法上的偏頗。他倡導的理論和方法的主要點是：從世界角度來審視東南亞華族社會的歷史和現狀，對其在不同歷史階段的特性及其處境、地位、作用作具體考察；緊密結合與華族生存、發展有關聯的諸如國際和地區形勢）有關方面政策的演變來綜合研究海外華人的歷史問題與現實問題；致力於以其獨創的「五理系統論」和「社會情境論」來研究華族與原住民族的關係問題。目的是為促進民族關係的改善，實現互相尊重、共同繁榮的局面。經過這樣系統、全面和深入的研究，才為前述論斷奠定基礎。

（一）對作為研究主體的華族社會的發展進程，從其內部結構的演進作分階段的清晰闡述。按照跨世紀華族研究特別需要新概念和新的理論概括的客觀要求，黃先生在把海外華人區分為「中國人」、「華僑」、「華裔」、「華人」的同時，又把華族社會的發展區分為幫派社會、華僑社會、華人社會、國民社會等階段，並作出科學的分析和概括，從而揭示其本質和發展趨勢，為判斷前景提供內在根據。

（二）對有關華族社會發展具有很大制約力的外部條件作了透徹說明。無法否認種種外部因素給予華族社會的巨大制約。他們在冷戰時期面對歷次反華浪潮帶來的災難而無可奈何，就是明證。在此，黃先生充分發揮他研究戰後國際格局，亞太地區和東南亞地區政治經濟形勢及其變化的深厚造詣，深刻而有條不紊地分析了「五組因素」（中華傳統的承襲、僑居國情況、區域狀況、中國因素、世界形勢）的影響及其交叉形成的合力，在「三個時期」（冷戰時期、50-80年代的「美式和平時期」、90年代開始的「後西方主義時期」）給予華族發展的不同影響，內容涉及政治、經濟、文化、意識形態、心理等方面，而作用於華族的生存方式、經濟行為、政治態度以至倫理觀念的變化。這就從華族的內在本質與外部條件的結合上為判斷華族社會的前景提供了全面的根據。

（三）東南亞華族問題，從根本上說，首先是其所在國的國內民族關係問題。用「五理系統」（生理、心理、物理、辟理）和「社會情境論」來觀察分析海外華人與原住民族之間從物質生活到精神生活、從心理狀態到人際關係等等的民族之間的差異、矛盾以至隔閡，並據此提出改善兩者關係的指導原則，是《東南亞華族社會發展論》一書作者，作為社會科學工作者，為使這些不同民族共同創造一個「相互尊重、友好合作」模式和持久和諧的目標所作的重大嘗試和努力，也為科學地預測華族在未來世紀的前景提供了關於民族問題方面的理論依據。

僅就以上三個方面，足見黃枝連先生所從事的，決非一時一事的研究，而是一項複雜的系統工程。據此作出的前景預測，當然不乏科學價值。

一個樂觀、積極的運作方案

閱讀《東南亞華族社會發展論》，不但會為作者對華族社會未來前景的樂觀情緒所感染，也看到作者規劃的積極實現這一前景的運作方案。這種樂觀、積極，是建立在對歷史和現實的全面科學考察的基礎上的，不僅富有理性，還有如下兩個顯著特點。

一曰適時性。歷史終於給長期在荊棘滿地中坎坷行進的東南亞華族以可以健康發展的良好環境和機遇。這就是東南亞各國和中國首次可以根據雙方交往的歷史傳統和各自的國情、區情，用亞洲人自己的方式塑造雙邊以至多邊的關係，創造一個創世紀的政治─經濟格局。黃先生為此作了全面系統的論證，指出諸如「雙方政治關係的改善、意識形態分歧的淡化，彼此的政策正在為對方理解和接受，特別是加強區域經濟合作的強烈願望以及諸如「南中國海周邊國家（地區）產業協作系統」等經濟圈的出現和實施等，都為華族和原住民族共處的良好環境提供優良條件。在這澤惠各方的偉業中，華族更可以其經濟能力和本領作出越來越大的貢獻而贏得各方尊敬，既盡了公民義務，也易於爭得和保障自己的合法權益。這就是華族前景看好的根據。但是樂觀並非沒有障礙，該書作者同時冷靜而全面地列舉了雙方尚存在的種種分歧以至爭端，認為在良好氛圍的大趨勢中，對這些問題處理得當，並不影響雙方的友好關係和華族社會的健康發展，因而認為形勢逼人，千載難逢。

二曰可行性。樂觀也非坐等，而是確當估計準備付諸實施的各種積極因素。這來自作者對各方基本利益一致性的深刻理解，以及為實現既定目標採取手段的成效的確當估價。既定目標，按黃先生的說法，就是在「脫冷戰」、「脫西方主義」、「脫大中華」意識的前提下促進華族沿著在僑居國「落地生根」的軌道發展。這是中國和東南亞各國以及華族本身都樂於接受的前景，也是東南亞華族社會發展的大勢所趨。實現這一前景的條件，黃先生在書中作了充分說明，即無論在政治或經濟方面，中國和東南亞各國的關係正朝著良好的方向發展。如中國堅持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永不稱霸原則、關於解決雙重國籍問題的政策，得到了東南亞國家的相應回報，雙方的經濟合作也正在積極開展之中。正是基本利益的一致性，促使兩者關係史上「黃金時代」的出現，為華族社會的健康發展提供了良好環境與機遇。就華族與原住民族的關係來說，黃先生在基於他獨創的理論分析得出深刻認識的基礎上，提出既反對主體民族、主體社會對華族、華族社會的強迫同化或者說是「歸化」，也反對華族、華族社會在中國社會及中華傳統的影響下的「再次回歸」或者說是「再次漢化」，又反對華族社會「自成一體」而獨立於主流社會之外的畸形前景，他認為健康的前景是「現代化」，即在華族與原住民族的逐漸融合進程中發展出一個具有當地特色、融合各民族傳統的嶄新文化體系。雖然這是遙遠的，但卻是可能實現的。按照黃先生前述理論，在良好的內外部條件下，華族與居留國各民族共處於一個相同的客觀環境裡進行交流感應活動，彼此的「五理系統」受同一影響，久而久之，他們的相似之處會多過差異之處，而最終達到現代化的目標。」

〔註〕黃枝連著《東南亞華族社會發展論：探索走向21世紀的中國和東南亞的關係》（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2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