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造像論」的實踐

從一張照片談起

去年，馬康莊先生送我一本《謝雪紅評傳》，在翻閱時無意中在32頁上發現1987年《台聲》雜誌第2期的封面相片，這是台盟第四屆換屆時，《台聲》為「二二八」參加者留影的紀念照（有個別人員不是「二二八」參加者）。

但是作者卻說這是「1987年12月台盟理事在北京總部前合攝的相片」。

我並不是台盟的理事，作者卻封我以「台盟理事」的頭銜？應該感謝作者陳芳明先生「主觀臆測的恩賜」?!

他還說「其中以『反謝雪紅派』的成員居多（有＊號者）」。於是在我「周青」姓名旁邊註上＊號，以反謝雪紅派給我定位。

陳芳明費了10年光陰蒐集謝雪紅材料；費了四年光陰寫出了這麼一本幾十萬字厚的《謝雪紅評傳》。然而，這麼厚的書中並沒有列舉我反謝雪紅的具體事實，卻給我冠以「反謝雪紅派」的罪名。人世間那有這樣糊塗的「學者」？白紙印黑字，其影響之壞非同小可。

本來我是一個「二二八」逃來大陸的老人，雖然還在上班，還是早晚練二次氣功為樂，以求早日達到「心平如鏡」的境界。不想，「樹欲靜而風不停」，「血氣方剛」的陳芳明偏偏要「步罡踏斗」拿「妖劍」砍我。是故，「既來不往非禮也」的這句名言，突然發生威力，驅使我提起筆來應對。這便是我寫這篇文章的動機。

陳芳明隨隨便便冠我以「反謝雪紅派」的罪名，我卻笑作者何其主觀和無知：「君不知日降後，我乃謝雪紅人民協會台北分會的籌備委員」。他更不知台北有一股崇拜台灣社會主義先覺者的政治勢力──「不定期會」這個「怪物」。

不定期會也者，乃在日本殖民帝國統治下，1931年台共被破壞之後，為保持其外圍勢力的存在而結合起來的反日愛國進步組織，但它的集會，為安全起見則採取不定期的方式進行。一般利用「角頭」的迎神賽會和宴請的方式集合，研討祖國抗日的最新形勢，有關延安的各種消息，歐洲反法西斯戰線的進展和窺察日軍在侵略戰爭中不斷「轉進」的敗象來向台灣人民進行宣傳。

其成員有徐淵琛、朱點人、廖瑞發、王忠賢（阿忠）、鄭德來、潘金火、李成、周植兄弟、廖阿盛、高添燈、陳君玉、許強和我，這些人包括：知識分子、小公務員、醫生、作家、記者、小商人、木工和泥水匠等。

這個不定期會的成員就是台北人民協會的基礎成員，它和謝雪紅有著相當密切的關係。謝雪紅曾經打算從人民協會中挑選優秀分子進行建黨，後因得知中共中央就要派人來台便主動停止這個計畫。

作者陳芳明僅憑一些虛虛實實的材料，僅憑一些不可靠的二、三手情況，就給這個人冠以謝派、給那個人冠以蔡派是極其輕浮而不負責任的做法。

君不知這個不定期會在謝雪紅於1939年保釋出獄後一直派代表與其聯繫，其中的主要代表王忠賢是泥水匠，也是從前民眾黨外圍組織「維新會」會員，他在謝雪紅被捕前經常出入於她的「國際書局」，是一個謝雪紅的崇拜者，在1946年年底，王忠賢被選為台灣土水工會理事長，二二八那天下午，在新公園跳上電台灰牆上向群眾演說的那個人就是他，王忠賢後來和周植兄弟、呂赫若等撤退「鹿窟」武裝基地，在那裡被捕，壯烈就義。

謝雪紅曾為人民協會台北分會的成立北上三次，第一次帶了楊克煌、王天強、李喬松等來台北，在雙連碑的黃江連家參加我們的第一次籌備會，當時楊克煌還帶了幾期《人民公報》來，並要我給這個刊物撰稿。第二次北上是人民協會台北分會在大稻埕靜修女中召開第二次大型籌備會的時候。第三次是在永樂廳戲院舉行成立大會時來台北的，她很重視台北分會的建立，同時也準備籌備工人協會和農民協會。

謝雪紅籌備人民協會是日本投降後立即著手進行的。有人說是1945年9月20日，我們的不定期會於1945年8月20日左右派人與她聯繫時，她已開始籌備計畫，因此正確的日子應該是8月下旬而不是9月份。

當日本投降時各地士紳和青年熱情的自發組織「三民主義讀書班」或者「三民主義青年團」時，台北的陳逸松即與從重慶回來的張士德（張大佐）握手，成立台北市三民主義青年團，而那些雲集在台北的老台共領導人：潘欽信、王萬得、蕭來福、蘇新等都那麼一致的全部加入陳逸松的這個組織。至於我們不定期會的全部成員，沒有一人加入這樣的組織，反而一方面投入人民協會的籌備事宜，一方面積極尋找中共的地下代表。

記得9月下旬的某一天下午，老台共張道福在和我們約定的時間到古亭區周植家和以王忠賢為首的不定期會的部分成員見面時，張道福竭力勸導我們參加進步團體。起初我們以為他是中共地下代表的聯絡人員，經過深入查詢，張才吐露他受張士德指使，要我們這批人馬統統加入三青團，真相大白之後我們一哄而散，張道福非常尷尬。

我們知道國民黨的張大佐是原來在謝雪紅國際書局的小店員張克敏，他回台後十分活躍，到處拉人入「三青團」，當時我們懷疑他是軍統特務，後來證實，我們的判斷是正確的。據謝雪紅向我們透露，張克敏曾經去過台中動員她為國民黨出力被謝婉拒。

這裡再提供一個情況給陳芳明：君不知謝雪紅與簡娥、潘欽信等一批老台共於1930年底和1931年初曾經為深入發動工人群眾，通過陳義農在台北市幸町七間仔租厝為據點，組織附近紅酒會社、高砂啤酒會社、日華紡織會社和松山鐵路工廠的工人讀書班進行階級教育。由於我家恰好住在七間仔，所以我在小時候也常常雜在大人中間聽過謝雪紅的講課，我後來會年紀輕輕就信仰社會主義，是和這個情況不是一點都無關係的。

我既然給陳芳明提供一些情況，那麼請問陳先生，據上述情況，我是屬於哪一派?!

狹隘的宗派觀

至於作者陳芳明在幾個地方扣我為蔡孝乾系統的李偉光派，我是要說幾句話的。你說「1946年3月的張志忠，以及同年6月的蔡孝乾都是經過李偉光掩護送往台灣的。」（316頁）

上面情況你是說對了，下面情況你就擺烏龍了：「中共在地下黨的系統，與李偉光的關係相當密切」。「此外像郭琇琮、鍾浩東、吳克泰、周青等地下黨員，也都屬於蔡孝乾系統」。此處作者提我為「地下黨員」，其實當時我尚未入黨，我是二二八後在滬入黨的，當時既不是黨員，那來的屬於蔡孝乾系統?!「透過這條系統，台灣地下黨與李偉光的關係就極其密切。」（316頁）

作者對情況的無知，又由根據這些因無知而不實捏造出來的分析，用所謂「台灣人的立場」給人亂扣宗派帽子的行徑是既好笑又可憐。

二二八時我是《中外日報》的記者，二二八的第一篇報導是我和吳克泰合作撰寫的；我不僅每日採訪二二八處理委員會的消息；還騎自行車往返於國民黨松山機場策動地勤部隊的台灣兵起義；此外二二八前，我大量揭露了國民黨貪污腐敗的醜像。這樣的一個新聞記者，國民黨是斷然不會放過你的。因此8日午夜，當國民黨援兵從基隆殺進台北之後，我便於9日逃離台北，參加桃園的武裝部隊，桃園的武裝部隊被打散之後我只好和吳克泰一起逃來上海，投靠於台灣旅滬同鄉會。其實這並不奇怪，然而會長是李偉光，陳芳明便給我冠以蔡孝乾系統的李偉光派「美名」。這種機械式的分析方法多麼簡單、又何等幼稚?!

然而你卻自吹自擂如何認真蒐集材料，幾乎「走遍了大半個地球」，又花了多少年光陰才寫出這麼一本「評傳」。你的這種阿Q式的自我吹噓令人噁心。這用台灣白話來說，叫做：「抹粉抹腳伸（屁股），卻要用轎扛」。

我會逃離台灣是被迫的，李偉光從前我不認識。君不知共產黨人不是「以人劃線」，而是「以事對人」。以人劃線是一種封建的、幫派的觀點，陳芳明就是以這種封建的、幫派的狹隘觀點來寫《謝雪紅評傳》，來評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來評中共台灣地下黨和中共與謝雪紅有關的問題。站在「台獨」的立場，要來解釋一個心懷全人類的台灣共產主義戰士的一生是「不自量力」的笨者，正由於此，作者就不得不借助「歪曲」和「捏造」的功夫，所以我說，「評傳」整篇發散著「誹謗」和「侮辱」的「臭味」！

再舉幾個例子：

「謝雪紅在戰後並沒有參加中共組織，這是因為中共派來的地下工作人員蔡孝乾，正是當年被謝雪紅開除台共黨籍的。兩人的緊張關係，使謝雪紅拒絕參加中共組織。」（256頁）

請問陳芳明，你怎麼知道謝雪紅拒絕參加中共組織？你把你用宗派觀點的「分析」，忽而把它變成謝雪紅本人的「主意」。看來你的「心理變換術」，或者叫「心理易容術」之高明令人瞠目結舌，堪稱「一流」。

謝雪紅為了能夠早日取得與中共派來的地下代表接上關係，也透過我們這批人民協會籌備委員會的骨幹到處找尋，但你歪曲事實，用謝在過去開除過蔡孝乾黨籍、兩人關係緊張為由捏造謝拒絕參加中共？這種邏輯，是主觀歷史唯心主義的邏輯，也是一種庸俗的、觀念形態的「劣種」。

再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看作者怎樣用宗派觀點來分析問題：

「蔡孝乾回到台灣之初，根本就沒有與謝雪紅見面。直到二二八發生之前蔡孝幹才在林梁才的引導下與謝雪紅會面」（274頁）引用上述文章之後陳芳明又寫道「蔡孝乾沒有及早與謝雪紅會面，是可以想像的。因為，他是被謝雪紅開除台共黨籍的，他對自己1928年逃離台灣的事一直解釋不清。如果與謝雪紅見面，他就有必要把他潛逃的事交代清楚。恐怕是他心虛的緣故，所以就避開與謝雪紅碰頭。」（275頁）

真是「烏白講」

這種分析實在叫人捧腹不止。其實蔡和謝的見面問題，早見面、晚見面、甚至不見面都得由地下工作的特點和條件來決定，這是地下工作的一般常識，僅憑宗派觀點來解釋，是會被人看成「白癡」的，難道作者陳芳明連這一點常識都沒有？……那就太那－－個了。

一段更有趣的例子：

「蔡孝乾回到台灣，並沒有與老台共銜接任何關係。」（276頁）這一段作者這樣寫，前一段卻說蔡孝乾在二二八前夕經「林梁才的引導下與謝雪紅會面」這一種「妙筆」是「生不出『台獨』之花」的。請問作者，林梁才是不是老台共?!既然是老台共，你又為何要這麼歪曲？

接著是「具體來說，中共與謝雪紅完全沒有建立起直接聯繫。」（276頁）作者在這裡替謝雪紅責備中共。但在前面作者不是說，由於中共派來的台灣省工委書記蔡孝乾是老台共時期被謝雪紅開除黨籍的，因此「謝雪紅拒絕參加中共組織」嗎?!根據作者這個提法，責任在謝雪紅這邊，而你陳芳明不應該責怪中共！但在另外一個地方作者又說蔡孝乾沒有及早會見謝雪紅，是老台共時期被她開除黨籍，「他對自己1928年逃離台灣的事一直解釋不清。如果與謝雪紅會見，他就有必要把他潛逃的事交代清楚。恐怕是他心虛的緣故，所以就避開與謝雪紅碰頭。」（275頁）

根據作者的這種「實用主義」的邏輯，要怎樣詭辯都有理由，但作者忘記一個問題：謝雪紅因開除過蔡孝乾黨籍，所以不願參加中共？蔡孝乾呢，因為老台共時期被謝開除過黨籍，所以不願與謝碰頭。用陳芳明「宗派主義」的觀點來分析，蔡、謝兩人是永遠無法見面的。然而在同一篇文章裡作者又說「中共與謝雪紅完全沒有建立起直接的聯繫」而責怪中共。由此可見，洋洋幾十萬字的《謝雪紅評傳》的「陳芳明模式」的邏輯是「混亂的」。你用這樣的邏輯要來解釋謝雪紅的一生，也許是你為爭取台灣史解釋權的第一步，作者說：「她的生命歷程恰可視為一部現代台灣史的縮影。」（45頁）

如果作者第二步仍然用「陳芳明模式」的邏輯來解釋「台灣現代史」，那麼必定會「取笑於天下」的台灣人。

在同一段文章裡，作者又這樣「亂寫」：「蔡孝乾當時吸收的黨員，大部分是沒有中國經驗的台灣青年學生，包括：葉紀東、陳炳基、周青、鍾浩東、郭琇琮等。李登輝也是在那段時期加入中共地下黨的，當時他是台大學生。」

這一段關於我的問題有二點出入：（一）我是工人出身的新聞記者，而不是學生；（二）我是二二八後在上海入黨，而不是在台灣。

接著下一段「蔡孝乾系統的台籍中共黨員，在二二八事件後一部分人逃往大陸，變成中共內部的一個派系，與謝雪紅對敵。」

看來「蔡孝乾當時吸收的黨員」在二二八後有一部分逃往大陸就變成「中共內部的一個派系與謝雪紅對敵。」真是「烏白講」。

逃來大陸的這一批中共黨員都是蔡孝乾吸收的，按照這種推斷，謝雪紅的丈夫兼秘書楊克煌是蔡孝乾在1946年秋天吸收入黨的，難道楊克煌是屬蔡孝乾系統的反謝雪紅派嗎?!楊雖然由蔡吸收入黨，但沒有「與謝雪紅為敵」，相反的是謝雪紅的親密戰友。

作者用「陳芳明模式」的邏輯把逃來大陸的台籍黨員劃這一條線、劃那一條線是居心不善的，請問陳芳明，你的「台灣人立場」那裡去了！你把台灣人分裂成這一塊、那一塊的「台灣人立場」是「假貨」，我們唾棄它！

評價一個歷史人物，首先要把人物還原給歷史，在這個前提下再來對這個人物的功與過作客觀的分析和評價，然後在歷史的長河中加以恰如其份的科學定位。

但是陳芳明沒有這樣做，他羅列了謝雪紅大量的現象材料卻抽掉了她本質的東西，甚至羅列的材料是虛假的。

謝雪紅是一位老共產主義者

作者說「謝雪紅是日據時代的台灣共產黨領導人，是二二八事件中反抗運動的重要指揮者，也是中共建國初期對台政策的主要發言人」（42頁）這一點大體上是對的，但是不完全對。正確的說謝雪紅是二二八事件中「台中地區的重要指揮者」或者說「重要指揮者之一」就較為客觀了，否則言過於實。因為二二八暴動發生於台北，很快就向南北蔓延，台中地區是其中的主要地區之一，而不是二二八的全部。

然而陳芳明在「言過於實」的肯定謝雪紅之後，就悄悄地輸入他的「假貨」：「台灣在20世紀的歷史命運，主要受到三個政權的影響，亦即在東京、南京、北京。這三個政治中心地區也正好構成謝雪紅生命裡三個階段的主軸，就是日據時代、國民黨時代與中國共產黨時代。在這三個階段裡，謝雪紅始終站在台灣人的立場，勇敢扮演反抗者的角色。」（43頁）

「在這三個階段裡」之前沒有什麼問題，但在這之後問題就來了，「假貨」就在「謝雪紅始終站在台灣人的立場」這一段裡。

請問「台灣人的立場」是什麼？陳芳明沒有說明清楚。一個日據時代的「台灣共產黨領導人謝雪紅」，在陳芳明筆下，在上述的三個歷史階段裡突然放棄「社會主義信仰」而「始終站在台灣人的立場」。

在這裡陳芳明抽掉了謝雪紅最本質的「社會主義信仰」，用「台灣人立場」的假貨塞給謝雪紅。然後接下段「勇敢扮演反抗者的角色」。（四三頁）讓謝雪紅不僅站在台灣人的立場反抗日帝和國民黨暴政，也用同樣的立場來反抗中共這樣的居心多麼暗淡；讓一個社會主義者去反對自己的社會主義組織，這樣的手段又何其陰毒！

其實陳芳明的這種「偷樑換柱」的「絕技」是從他的「台獨理論」的祖師爺爺史明那裡學來的：「我的台灣史啟蒙者史明先生，是最早引導我去認識謝雪紅的。他提供了我最初的素材。」（718頁）「我在台灣史研究上若有任何開竅之處，史明先生無疑是我思考上的啟鎖者。」好一個啟鎖者，一個台獨主張的啟鎖者。關於這本評傳，陳芳明接著寫道「倘然這冊評傳有任何成績可以肯定的話，我願意把這份果實呈獻給他。」

這是一篇多麼「精妙絕倫」的自白啊。這樣，陳芳明的「台灣人的立場」的真相就暴露無遺了。陳芳明讓「台獨的軀體」穿上「台灣人的立場」的外衣來欺騙讀者，來侮辱謝雪紅。做為謝雪紅生前的友好，我是要為謝雪紅喊冤的。

謝雪紅是出生在台灣的社會主義者。從出生地點說她是台灣人；從意識型態說她信仰社會主義。陳芳明研究謝雪紅，究竟是研究她的出生地點呢？還是研究她的思想信仰？謝雪紅信仰的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台獨」主義，這是最本質的。你研究謝雪紅不抓住她最本質的東西，那怕你寫它五百萬字或一千萬字都是沒有價值的。要做一個台灣史學家，首先研究的是謝雪紅為社會主義理想做出那些貢獻、遇到那些挫折、又如何克服它；研究她在為社會主義理想奮鬥過程中出現那些不足、犯了什麼錯誤、什麼嚴重的錯誤，它的影響又如何？等等，然後給她客觀的定位。

否則，就會陷入「『台獨理論』投機者遊戲」裡的泥潭中難於自拔。

作者在（712頁）的後記裡說，撰寫這一本書的目的是要「尋找謝雪紅的原型」，其實謝雪紅的原型作者在同一頁裡不是說得比較清楚了嗎？「謝雪紅是左翼的反抗政治運動者，無論是在日據時代，或在國民黨時代，或者共產黨時代，她堅持社會主義的立場，始終不渝。」

你雖然這樣說，但作者的真正目的是要塑造謝雪紅是一個「始終都站在台灣人的立場、勇敢扮演反抗者的角色」這樣一個人物。

謝雪紅對日本殖民主義者和國民黨暴政的反抗，不是作者用狹隘的「台灣主義」就能理解得了的。不知陳芳明對社會主義做了多少研究?!我想，你不會無知到「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的口號都沒聽過吧，這是每一位社會主義戰士最起碼的政治常識。

台灣的被壓迫者要求得到解放，必須要同全世界的被壓迫者聯合起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經驗告訴我們，沒有英、美、法、蘇的聯合作戰，德、意、日法西斯侵略勢力是無法打垮的。台灣是在這樣大的世界格局裡，擺脫了日本帝國主義50年來的殖民枷鎖而重新投回祖國懷抱。

評論謝雪紅，如果不去研究當時國際形勢的矛盾衝突，不站在謝雪紅所信仰的解放全人類的高度來探討是會歪曲謝雪紅形象的。

謝雪紅出身貧苦，因此經過上海大學的青年同鄉的啟發和教育，很快就接受社會主義思想，她很瞭解要解放台灣的無產階級和被壓迫者，必須參與解放全人類的事業中來解放自己。

社會主義社會，是建立在生產力極為發展的高科技的基礎上，因此社會產品極為豐富，勞動時間大為縮短，勞動變成一種愉快，並且社會產品按需提供，全社會出現「均富」和「世界大同」的局面。這種社會，人的價值觀念發生根本性變化，由於物資的豐富和人的精神文明的高尚，社會犯罪絕跡，人類社會真正跨入一個和平的理想世界。社會主義是這樣美麗、幸福，並不像反對勢力所宣傳的那樣「共產」、「共妻」、「殺人不眨眼的魔鬼」。社會主義不僅如此美麗，而且可愛，所以莫怪貧賤出身的謝雪紅憧憬社會主義，並為其奮鬥一生是很自然的。

陳芳明的企圖

陳芳明不理解謝雪紅，卻偏偏要寫《謝雪紅評傳》，而且洋洋幾十萬字的巨著，「足足耗去了我四年的時光」（715頁）

原來陳芳明是別有企圖的，他選擇寫謝雪紅，作者說「乃是為了建立長久以來我所企圖追求的台灣史觀。」（711頁）什麼是台灣史觀？作者解釋說「所謂台灣史觀，卑之無甚高論，只不過是站在台灣人的立場來建構台灣人的歷史解釋。」（711頁）

歷史所走過來的道路誰都無法給予重新「建構」，陳芳明的「建構」是「重新建築」和構造的意思，用「台灣人的立場」，換句話說，用「台獨的立場」來解釋台灣的歷史，捏造台灣的歷史。

陳芳明利用謝雪紅這個已經去世的社會主義者作為靶子，有時把她捧上天，有時把她打落地來隨意解釋謝雪紅歷史，進而隨意解釋台灣的歷史。如：

「為了替台灣社會的弱小者爭取公義，她付出畢生的精力，她堅定的信仰與行動，即使放在全世界的左翼運動中來觀察，仍然是相當傑出的。謝雪紅在運動裡表現出來的人格與氣質，值得後人再考察、再認識。在我涉獵過的左翼歷史人物事跡之中，謝雪紅應該是屬於世界性的領導者。」（712頁、713頁）

在這裡陳芳明隨意把謝雪紅捧為左翼的「屬於世界性的領導者」，真叫人毛骨悚然。但在704頁、705頁裡卻又把她貶低為一個狹隘的、地方性的「台灣主義者」。說謝雪紅「生下來就滿身反骨的她，畢生所追求的，就是台灣人的尊嚴，是台灣人的國家認同，是台灣人的民族解放。」

在這裡陳芳明把一個「屬於世界性領導者」的謝雪紅粗暴地、隨隨便便「玩弄於台獨理念的股掌之中」；在這裡陳芳明在前面所說的，謝雪紅「堅持社會主義的立場始終不渝」的影子已經一丁點兒也看不見了；卻用魔術把謝雪紅變換成一個滿身反骨的她、畢生所追求的「是台灣人的國家認同」的「台獨主義者」了，我真為我的家鄉──台灣有這樣一個「文人」而臉紅！

我所瞭解的謝雪紅，不僅為「一般」的台灣人的利益奮鬥過，更是為具體的台灣的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及所有被壓迫者的解放奮鬥過，而且從來沒有說過她不是中國人、台灣不是中國的領土，也沒有說過台灣人民是從中華民族抽離出來的單獨的民族。這些都是陳芳明強加給謝雪紅的可恥的台獨伎倆。謝雪紅的頭腦裡從不存在「台灣人的國家認同」問題。這正是作者赤裸裸的「別有用心的歪曲」。

再舉一個類似的例子：

「舊台共一直是堅持獨立自主的路線，參加人民協會的謝富、廖瑞發、簡吉、林兌都有豐富的台灣革命經驗，他們對國民黨的統治本質也相當瞭解，在國共內戰臻於高潮之際，根本沒有能力足以協助台灣民主運動。」（277頁）

這種說法是歪曲歷史事實，據我參與所知情況：1946年上半年，簡吉支持高雄市灣仔內農民抗租運動而引發了轟動全島的「王添燈筆禍事件」，這個事件就是台灣著名的民主運動，由於這個事件我也參與，所以陳芳明想抹殺簡吉的功跡是抹殺不了的。至於1946年底和47年初台北市的工人運動和學生運動，如台北市煙草工廠的怠工、汽車司機工會的罷工；1月9日數千名大中學生的「反美抗暴大遊行」，其幕後領導者就是廖瑞發。事實如此，作者的歪曲全無根據。

偷梁換柱 魚目混珠

然而作者的真正目標還不在此，文章是作在謝雪紅身上的。作者先把這些老前輩說成「根本沒有能力協助台灣民主運動」，然後接著說「謝雪紅最後沒有加入中共，因為她深知要解除台灣人民的痛苦，必須依賴台灣人民的力量。」（277頁）

這裡謝雪紅的「最後沒有加入中共」已經不是因為老台共時期開除過蔡孝乾的黨籍、兩人關係緊張所以不願加入，而是看到參加人民協會的幾個老台共都無法協助台灣的民主運動，於是謝雪紅忽然「深知」起來，醒悟到「要解除台灣人民的痛苦，必須要依賴台灣人民的力量」了。

「要依賴台灣人民的力量」和謝雪紅不參加中共根本沒有什麼聯繫，然而如果運用「陳芳明模式」的台獨觀點來觀察就能深知其奧妙了。

作者首先讓簡吉等幾個老台共無法協助台灣的民主運動，繼而讓謝雪紅深知要解除台灣人民的痛苦，必須依賴台灣人民的力量，由於這個所謂的「台灣人民的力量」就是「台獨」的力量，所以作者最後安排謝雪紅放棄參加中共，以示支持台獨運動。這樣作者在隱晦之中就把謝雪紅悄悄地推上「台獨英雄人物」的斷頭台去。

作者玩弄的把戲，既愚笨又粗魯，明眼人一眼就能識破：這就是陳芳明「歷史造像論」的實踐；也是作者運用「陳芳明模式」來實現他對謝雪紅歷史的解釋權。

由此可見「陳芳明模式」的真髓與傑作了。這個模式，也包括所有「台獨理論家」們的通病。這個模式有下列四個內容：

戴假面具

偷梁換柱

魚目混珠

導向台獨

如果再把它形象化一點，是這樣的：

陳芳明戴為謝雪紅「打抱不平，拔刀相助」的「假面具」；

把謝雪紅信仰的共產主義用「偷梁換柱」的手法改變為「台灣人的立場」；

再用日據時代謝雪紅主張的「台灣獨立」和二二八時主張的「高度自治」魚目混珠；

然後說謝雪紅由於透過「高度自治搞台獨」被中共迫害，而把謝雪紅導向成為台獨的「英雄人物」。（這個問題今後會論及）

運用這個模式不就輕易的把謝雪紅「脫胎換骨」了嗎？

我所歸納的這個模式，陳芳明可能會沾沾自喜，認為世上竟有人發現他的「天才」而十分得意；也可能會暴跳如雷，因為有人刺痛他「靈魂深處的爛瘡疤」而面色發紫。

不管如何，「台獨」伸在史學界裡的黑手，應該讓它晾曬在光天化日之下。

結 語

（一）《謝雪紅評傳》是一部非常低劣的「惡書」，雖然缺乏「學術性」，但卻富有「欺騙性」。從學術角度看，朋友勸我不要浪費時間於這本書上，對此建議我很感謝；但從欺騙性上看，卻是令人難於容忍的，因為作者陳芳明一直歪曲謝雪紅「原貌」，而且歪曲的情況，已經呈現出頗為「惡質」的程度。甚且內中，幾次牽涉到我，扣我以莫須有的「宗派罪名」，因此我得出來加以說明。然而書中實在問題太多太多，僅憑一篇文章難於說清，因此擬再撰寫幾篇，以抒我見。

（二）這算頭一篇評論，說實在的，內容尚停留在表層，雖然從宏觀方面也觸及到某些本質問題，但那僅僅是本質方面的某一部分。

評傳作者把謝雪紅忽而捧上天，忽而拉下地，原因無他，是要把她塑造成為一個「台獨英雄人物」，從而為建構「台獨歷史」加磚添瓦；從而為台獨運動「搖旗吶喊，推波助瀾」。

對此謝氏地下有知，大概會咬牙切齒、痛哭一場，然後會怒髮衝冠，大罵不絕。

評傳作者不僅如此這般歪曲謝氏歷史，還把謝氏為其理想奮鬥過程中暴露出來的嚴重錯誤，當做寶貝材料拿來反對祖國、攻擊中共，所以，對於這種惡意的誹謗和狠毒的中傷，必須毫不躊躇的加以鞭撻和認真揭露。

（三）這篇拙作尚稱不上論文，僅僅作為「引玉」之物硬著頭皮將它拋出，目的在於：希望更多專家、學者關心此事，共同來為清理「台獨」撒下之毒，奉獻一份微薄之力，以慰我「匹夫」之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