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監督是反腐倡廉的根本

中國正自中央到地方開展一場聲勢浩大的反腐倡廉運動，因為貪污腐化的現象，已經到達建國40多年來最嚴重、最猖獗的地步。在反腐倡廉的同時，人們也在思索著、反思著貪污腐化猖獗的原因。這是正確的，因為只有找出原因，才能「對症下藥」。如果把原因簡單地推在改革開放上，那是極不負責任的。開放也附帶使某些腐朽的東西進入了大陸，這是事實，但那只是外因，是原因的一部份，否則似乎只有「關上國門、停止改革」才是解決的辦法似的。因此，必須找內因，找十幾年來工作上的失誤，如此才利於改正錯誤，才利於真正實現廉明勤政。

在花旗銀行成為座上貴客

如果現今有人企圖為文化大革命翻案，那是會淹沒在憤怒的人們的唾沫之中。因為文化大革命的確是一場扭曲人的尊嚴、社會的道義的災難，是一場歷史文化的惡夢。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順應了民心，恢復了人的尊嚴。然而，在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過程中，是否產生了「凡是文化大革命批判的，就是正確的，凡是文化大革命贊成的，就是錯誤的」一種簡單的、機械的、形而上學的看法呢？

毛澤東是高度重視反貪污腐化的。而周恩來一生廉潔奉公，至死兩袖清風，連個骨灰也不保留。不會為某些老□□、□□公那樣，在紐約長島搞點地產（恐怕不是一點）、在花旗銀行成為座上貴客吧。他的光輝，不是某些痞子潑上一盆髒水玷污得了的。

40年代時，毛澤東提出警惕糖衣炮彈的問題；50年代初，以天津的劉子善、張青山為反面例子；60年代樹了南京路上好四連的正面榜樣，提出「拒腐蝕，永不沾」的號召。這一切對幹部的廉潔自重，是起了重大作用的。發動文化大革命，可能有很多很多的原因，不可否認，毛澤東也是想自下而上的揭露陰暗面，自下而上地讓人民群眾監督高級領導幹部的。他認為，進城17年，有的幹部官當大了，騎在人民頭上作老爺了，因此要整一整他們的威風，讓他們明白「我們的一切權力是人民給的」。遺憾的是毛澤東用了錯誤的方法，錯誤的手段，他過分依賴於他個人的威信，沒有確立法律的權威，他用群眾運動的方法，但沒有把保護人權、尊重人的尊嚴放在突出的地位。他損傷了一大批人，也使自己成了悲劇人物。

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徹底否定四大（大字報、大辯論、大鳴、大放）的同時，人們是否想過堅持「自下而上地讓人民群眾監督各級領導幹部」的問題呢？在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類社會裡，人民監督各級官員都是一個突出的核心的問題。幹部（或官員）沒有人民的監督，就會飛揚跋扈，就會肆無忌憚，和當今的貪腐問題相比，文化大革命揭深揭透的那些「貪腐問題」，恐怕都是些「上不了檯面的雞毛蒜皮」。因為如今，權力下放了，人事權下放，財權也下放，又改革掉互相牽制的機制，但，卻沒有相應的、甚至應首先建立起人民群眾監督制度。文化大革命中何等囂張的江青，從她向毛澤東吵著要稿費，至少反證她沒有財權，林彪、王洪文也無法批點錢給她。但今天有的人動輒十萬、百萬，甚至上千萬地榨吸人民的血汗，其漏洞在哪裡呢？建立人民群眾監督制度是何等緊迫啊！

開口向人民伸手的先例

中國有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各級人代會應擔負起財權的審批，擔負起對各級政府執行財權的監督。美國的制度見仁見智，但有一點是好的，總統、州長、市長並無財權，財權歸各級議會。如今中國地方各級政府的財權加大了，很多官員都有權批錢、批物，所以，財權應歸人民代表大會和它的常設機構。

僅有此還不夠。因為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除各級政府外，國有企事業、集體企事業手中也有人民的錢財。搞了一個承包制，承包者不是向人民而是向上級領導機關承包。一紙合同在手，他可以解、聘任何人，但誰都動不了他。其對人民群眾的趾高氣揚、飛揚跋扈賽過半個皇上！而對上唯唯諾諾，搖尾乞憐。禹作敏就是一例。這種承包辦法是為不正之風建立溫床。所以，承包必須向人民代表大會承包，由人代會批准。而實行承包制的國有、集體企事業，必須首先建立人民（或職工）代表大會的監督機制，承包者必須自覺接受代表大會的監督，包括使用人事權、財權。而國有、集體企事業的代表大會不應歸政府機關管理，應由各級人大領導。一切權力歸人民，不這樣就不能從制度上有效地堵住漏洞。權力和監督是對立的統一。

幹部（或官員）不自覺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就會忘乎所以。有些幹部在文革後要求恢復文革前的一切，倘若一時無法做到，就上到「沒有肅清流毒」的綱。他們要官，要錢，要房子；還為家屬、子女要這要那，理由是「他們也曾受過株連」，不錯，文革中他們和他們的家屬是錯誤地挨了整，可是手伸的那麼長，要錢、要房、要官，那是在向人民要，不是向林彪、「四人幫」要。一時之間，自上而下似乎順理成章，而人民群眾並無監督之權。當時就有人尖銳地指出，這頗像抗戰勝利後的那些國民黨的接收大員。

為了徹底肅清文化大革命的流毒，所有的老幹部，不論年齡多大，一律請回原有的崗位，有的還升了級。但不幾年，在廢除幹部終身制、實行幹部年輕化時，為了請下他，不得不又想出了個「離休制度」。

退休本已是很完美的制度了，西方國家還從社會主義國家學了去。然而，當時從這些幹部手裡「贖買」回人民的權力，用的是人民的金錢、房子、財產，去交換。有的幹部在離休時，手伸的之長，把幾十年的優良傳統扔到了天邊，這開了一個幾十年來向人民伸手的壞先例。在那時一片讚美離休制度的聲音中，是否有人想過，這也是一種變相的「權錢交易」呢？毛澤東、周恩來九泉之下如有知，該作何想？

建立人民群眾的監督體制

在反貪倡廉中，有人認為「權錢交易」是貪腐猖獗的重要原因，對此沒有異議。但是，對於認為「權錢交易」是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換過程中的產物，就絕不能苟同。「權錢交易」的根本，在於有人認為權是老子流血流汗換來的，或者是憑我的本事、能力掙來的，「權」變成了私有財產，背棄了「我們的一切權力是人民給的」的原則，人民群眾無法對他們所賦予權力的官員實行有效的監督。有些幹部把自己佔據的崗位看成是自己的職稱，似乎該終身享有，他們對權力的「戀棧」連封建的官吏都望塵莫及，就因為權由他掌握了，他可充分地用權謀私；倘若他的權力始終處於人民的有效監督之下，這種人恐怕連一天也不願走進那間辦公室的。

資本主義的美國，那些競選總統、州長、議員等的政客，提出的口號往往是，給我一次服務美國、服務美國人民的機會。服務兩字冠冕堂皇。社會主義的中國，倘若背棄了「我們的一切權力是人民給的」、「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只能使一切熱愛中華的人揪心。

80年代中期反腐敗時，殺了陳□□、胡□□兩個高幹子弟以儆傚尤，今天看來效果並不彰。如果本次反腐敗僅立足於再破幾個大案、殺幾個賊梟，不客氣地說，這猶如割韭菜，幾年之後，貪腐還會捲土重來。

因此，重新樹起「我們的一切權力是人民給的」的大纛，自下而上的建立和健全人民群眾的監督體制，是反腐的治本，是打蛇打在七寸。

有人說，美國的三權分立是反腐的根本辦法，筆者沒有研究，不想妄加判斷。但，美國的民選官員和議員等，為了拉攏選票，絕大多數謹小慎微，倒是事實。這應歸入人民監督的一類中去。倘若一定要說美國制度的優點，用民選落實人民的監督，可以加上。

（註：首鋼實行職工代表大會制度，是落實人民群眾監督的成功之例。問題是全國下放權力，一下子都放了下去；但監督制度卻沒個影。因此建全和推廣首鋼的職工代表大會制度，甚至以法律的形式予以肯定並頒布落實，是當前盡快建立、健全人民群眾監督體制的有效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