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對「獨」

「藏獨」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

據10月24、25日台北各報的報導，達賴喇嘛以貴賓身份，出席了在柏林召開的「第25屆世界自由民主聯盟大會」，並在10月23日晚間發表了題為《種族間的瞭解有助於世界和平》的演講，提出現行聯合國組織結構有必要重新變更的主張，他建議應設立一個更高於安理會的和平監督機構，以免聯合國成為少數國家的權力遊戲，他也呼籲聯合國設立「人道代表」議會，以使聯合國更為民主。達賴在演講結束後的記者會上，則公開表示「支持台灣參與聯合國的行動」，且作預測指出，中共的第一代共產革命元老凋謝之後，中國共產主義勢將隨之而去，中國大陸遲早一定走上民主化一途。此外，據稱達賴亦曾向同時參加大會的「世盟總會」會長趙自齊表示，他有意在台灣設立一個「聯絡辦事處」云云。

自從達賴喇嘛於1989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以來，他個人的政治性意義即日益強化，其公開發言內容所涉及的層面，也益形廣泛，易言之，我們可以發現，達賴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似已取得穩固起來的地位，而且他本人的「人格魅力」，在各類媒體的刻意包裝下，也便越來越被西方社會所肯定。這些正面性的條件，當然會被達賴用來在與中共當局，甚或台灣方面對話或談判時，引為所握有之優勢籌碼。因此，對於達賴之對中共老一代領袖人物退出歷史後，西藏流亡組織在他的領導之下，將可以調整與中共政權的關係，完成「西藏獨立」或「高度自治」，懷抱樂觀信心，應該不是不能理解的。

至於達賴喇嘛有意在台灣設立「聯絡辦事處」一事，「世盟總會」會長趙自齊10月24日告訴新聞界說，早於去年趙氏親赴達蘭沙拉拜訪達賴時，達賴即曾向他提出此議，爾後，達賴的二兄嘉樂敦珠亦於今年5月上旬來台訪問，但此一「消息」竟然要到今年10月下旬在柏林開會才由趙氏透露證實，這未始不是台灣當局對西藏流亡組織的政策尚存分歧的旁證。這對國家並非有利。

由上所述，更深入與準確的認識達賴本人，似乎應該是今後掌握「西藏問題」的最重要工作之一。因此，今年8月30日，台北《中國時報》3版刊出的由該報記者鄭漢良、平路在達蘭沙拉獨家訪問達賴喇嘛的對話全文，由於內容涉及頗廣，且達賴亦言及不少他本人對自己的剖白，就更值得重視了。

閱讀了這一篇訪談稿之後，筆者想提出以下若干看法，供關心「西藏問題」的朋友們參考：

（一）達賴在西藏前途問題上是一務實主義者。達賴十分明白現今西藏與內地的關係情況，也就是說，中共80年代以來的治藏政策，提供了西藏自治區的藏族人民比較上好於往昔的物質生活與重要的宗教信仰自由，而這才是達賴（與許多高僧）恢復了他本人在西藏地區宗教領袖地位的最重要原因。達賴因此特別提到英國前首相奚斯對他的批評，藉此突出他完全為藏族人民設想的立場──「為西藏人民謀求最大的幸福」，而並非外國人的工具。達賴暗示，為了西藏人的最大幸福，他有權作自由選擇。如果中國可以提供更多、更實在的幸福給西藏人，達賴或他的組織並無不可靠向中國；如若不然，中國亦不具責備他的道德甚或法理上的基礎。

而對中華民國（台灣），達賴的態度也很明白。達賴本人願意尊重台灣當局自稱為中華民國（中央）政府的現實，但卻否認行政院蒙藏委員會是其「上級官署」，而這就無異全盤否認了中華民國政府與西藏地方的關係形式。他在訪問談話中坦率的指出，西藏流亡組織與台灣方面長時間的「很令人遺憾」的關係，責任在蒙藏委員會。而達賴話中未予明言的是，他所樂見的「和台灣關係也在改善之中」，乃是台灣方面在近期間跟他的接觸對話，蒙藏委員會已不再主其事，達賴可以感受到雙方之間前所未見的「友善平等」。所以他才放言批評蒙藏委員會。

以西藏地區為「被侵佔的國土」

應該思考的是，達賴所說的「支持台灣參與聯合國行動」，如果不只是口惠，那麼他要求的代價便很可能是以在台設立「聯絡辦事處」，在實質上達成台、藏的「互相承認」。一旦如此，這是違憲，也是宣佈中華民國行政體制的死亡。

（二）達賴仍自視為藏傳佛教的活佛、教宗。在訪問對話中，達賴一方面肯定民主政制的必要與重要，肯定民意的決定權威；但另方面，他也含蓄的說明了，傳統的達賴體制中的政治機制「不一定要繼續下去」，「但達賴喇嘛的轉世以及我自己的重生依然將綿延不斷」，「只要眾生還有苦難，我就會駐足世間」。達賴甚至還談到他對班禪去世死因的懷疑，也暗示中共方面公佈的版本未必即是真相。這或許是間接的在質疑中共當局或當權人士對藏族宗教領袖的尊重保護。而達賴的不安全感的原因也是可以理解的。我們假設，如果中共政權不顧一切的堅持終止藏傳佛教中最迷人的「活佛轉世」節目，這對達賴、班禪等的打擊將何其巨大。

這也就是說，達賴駐足人世的最大意義乃是他必定轉世不朽，一身而系整個宗教的生存發展。而這一點又必須由一個「中央政府」給予支持、承認。於是，達賴與中共當局二者之間的真正問題，便比較清楚的浮現了。

（三）達賴苦心孤詣於為流亡組織爭取重返西藏的機會，以及主導西藏政治的權力。達賴在訪問談話中，堅決肯定流亡組織中的「西藏青年大會」，認為他們是西藏「民主的象徵」、「多元化的象徵」。他說，「如果有一天我們都可以重返西藏，我會立即組織一個臨時政府，我會將我所有的政治權力交給這個政府，這裡的流亡政府將立即解散，我們將不會尋求任何政治特權。臨時政府的主要骨幹，都將會是目前在西藏被共產政權統治的藏人，我將不再是西藏的政治首長。」

這番話勾勒出達賴心目中的「理想西藏」，它是由流亡組織返回西藏與「被共產政權統治」的藏人，合作組成的政府治理的西藏。這裡面的分野可能是，本土的非共黨的藏人擔任政府骨幹，而結束流亡返回故土的「西化」藏人則擔任「民意代表」的監督角色，達賴與其高僧核心只是「顧問」與「指導者」，負責掌管西藏地區人民的心靈，以保持這一新生的國度永不走樣。

我們無由得知中共方面是否有這樣的理解，但如果有，這裡面的問題便是：一，中共也許可以接受達賴只是一個宗教領袖，但恐不可能相信由今天非共藏人與「西藏青年大會」成員合組成的「西方式西藏民主政治體制」；二，達賴一旦返藏，是否可能「為了西藏人民的最大福祉」，而扮演為另一個班禪，與漢人或中共政權充分合作，促進在西藏的各方面現代化建設，不惜削弱自己的「精神影響力」？三，在第十一世班禪未克就職以前，今天西藏的唯一最高宗教領袖只是達賴，對全體藏胞而言，在可見的未來，達賴的角色意義將更為重要，即使他自稱將不問政治，中共方面對此能完全放心嗎？亦即，中共可能准許達賴重返布達拉宮嗎？

這些矛盾在現階段幾乎不可能取得妥協解決，但問題對中共比較有利的是：一，共黨政權對整個西藏的統治仍然有效；二，中共大力推動對西藏地區中、青、少年代的教育工作，或可稱之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世俗主義教育」，它的主要功能應有助於抽離或淡化藏族同胞的宗教執著；三，中共治下的中國大陸綜合國力在上升中，在未來甚可能取得與強權國家針對西藏流亡組織的處境、地位問題的談判解決的優勢。

（四）達賴並非無意借重台灣而為其與中共之間的「調人」。檢視達賴近期間的對外發言，可以體會到，他深以中國人或中共政權對他或西藏流亡組織的「高姿態」為痛；相對的，他便對中共政權開給台灣的「優惠條件」頗表羨慕，而再三表示出有意爭取與台灣相等的「侍遇」。事實上，中共當局亦曾多次回拒此一「要求」，並表示台灣、西藏是無法並論的。

有趣的是，涉入中國事務非常深的美國，卻有大大不同的「立場」。美國國會已經明白的通過，以西藏地區為「被侵佔的國土」，邇來也幾乎以元首之禮款待達賴，西藏流亡組織與流亡政府已無多少差別。達賴實質上已近於一個有民無土的政治領袖；而台灣則仍在法律上做為中國的一部分，此間的政治領袖也並無如同達賴一般的「國際地位」。從這一角度看，台灣的政治領袖未必不艷羨達賴今日所擁有者。而之所以有如此不同，美國的做法自是關鍵性的。

「台獨」與「藏獨」的困境

因此，在建構與達賴「新關係」的過程之中，台灣方面固然無法不重視美國的想法或設計，但也不宜太一廂情願的，甚至是忽視掉了達賴內心的意圖。由達賴對「台獨」問題的力持「局外」的態度，可見他並未將「台獨」與「藏獨」等同起來，我們甚至可以察覺到他對「台獨」的某種「忠告」，這未必是為取悅中共，它不無希望台灣當局不要「太過冒險」的意思。而最重要的，達賴知道，只有中華民國政府或現階段的執政黨，才是跟中共進行對話、談判的最具條件與產生影響作用的「中國人」，這個「中國人」若願意幫助「西藏人」在中國裡面取得「最大幸福」，當然是比任何外國人具有更大的可能的。

台灣與達賴、西藏流亡組織的關係，今天似已面臨轉捩點，這跟台灣本身環境的改變自是相關，也跟美國的「戰略」佈局大有關係，但是這個問題有其牽連廣泛與複雜的許多層面，台灣當局不能昧於冷靜理解與成熟估算，否則必為受害最大之一方。

筆者以為，無論達賴喇嘛本人再有魅力，西藏流亡組織再值同情，在中華民國國號未變未除之此時，便完全不適宜以「國家元首」視達賴，更不適宜接受西藏流亡組織的「官派」單位進駐台灣，以發展「正式關係」。一旦中華民國政府被台灣當局自貶為與西藏流亡組織同位階之「政府」，雙方互派「聯絡辦事處」，台灣便自動進入歷史的另一階段，那就是中華民國的終結，台灣成為只具有「中國一省」的地位之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