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當局大陸經貿政策的特點

自1987年以來，隨著兩岸政治形勢的緩和與兩岸關係的改善，兩岸經貿往來取得了快速的發展。1979年到1992年的14年內，兩岸經香港轉口的貿易總額累計為289.49億美元，台灣順差為186.83億美元。兩岸間的貿易也帶動了台商在大陸的投資，兩者是相互促進的。據報導，截止今年第一季度，台商對大陸投資累計已逾一萬項，總金額超過90億美元。實際上，無論兩岸貿易和台商在大陸的投資都可能超過上述公佈的數額。兩岸經貿不僅是量的擴張，也有質的提高。相互間轉出入的產品層次在上升，工業品、工用原料及科技產品在不斷增加。台商在大陸的投資不僅行業眾多、規模擴大、地區延伸，而且層次提升、經營多元、方式多樣。過去多持臨時觀點，如今已由最初之「打跑」戰略轉變為「生根」策略。

如上所述，兩岸經貿關係近數年雖有較快發展，但存在的問題也不少。兩岸經貿至今仍基本停留在「間接、民間、單向、低層次、不對等」階段。應該說，大陸無論在改善軟環境或硬環境方面都還存在著不少缺陷，許多工作都跟不上形勢發展的需要。但基本態度是積極的，政策是明確的，可說是敞開大門，自由進出，並且也在不遺餘力地採取鼓勵推動的措施。而台灣方面，雖也較前明顯放寬但仍限制甚多，進嚴出寬，而且不時傳出「警訊」或設置「警戒線」。據報導，「汪辜會談」結束不久，台灣當局即因擔心兩岸經貿關係發展過快，而決定採取「策略性煞車」，以「緩和民間大陸熱」，保留台方「在未來兩岸談判籌碼」。

在兩岸經貿上，台灣當局不時強調所謂「憂患意識」或「危機意識」，特別是把對大陸的經貿政策與大陸政策緊緊地聯在一起，阻撓兩岸直接「三通」的實現。其在發展兩岸經貿上所提出的「務實、穩健、前瞻」六字方針，實際上就是把兩者緊緊地捆在一起。台灣主管當局在解釋這六字方針時說：

──所謂「務實」，就是在世界「各國都集中注意大陸市場的開拓」的形勢下，台灣「處於地緣、語言的有利地位」，不能「刻意忽略甚至於放棄此一廣大市場」，否則「將會陷入孤立主義」。

──所謂「穩健」，就是台灣「不應因經濟利益而喪失政治的警覺性」。為了「保障廠商的權益」，台灣「不能讓企業毫無規範的進行貿易活動，必須採漸進、穩健的方式進行，俟中共有良性的回應再加強經貿活動」。

──所謂「前瞻」，就是「經貿交流的目的是要促使大陸的質變」，使大陸「政治民主化、經濟市場化，成為促使大陸和平演變、朝向兩岸統一的帶動力量」。

正是依據以上方針，目前台灣當局的大陸經貿政策明顯地具有以下的四大特點：

（一）「禁重於導」。禁是為了維護「政治利益」，導是為照顧「商業利益」，避免自身「陷於孤立」。所謂「政治利益」，就上面談到的一要「中共有良性的回應」（承認台灣為「對等政治實體」等），二要「促使大陸的質變」，即「和平演變」。「禁重於導」實際上就是把政治利益置於商業利益之上。這在執行上自然困難很多，時而「禁多於導」，時而「導多於禁」，時而「禁導並重」，反映了台灣當局在處理政治與經濟、官意與民意之間矛盾上的舉棋不定。「汪辜會談」實現後，形勢很好，而台灣當局卻忽然提出大陸熱要「降溫」、「放慢腳步」，並通過「信用管制」、「金融檢查」、「道德勸說」等做法來阻止台資「登陸」。台灣當局不止一次地強調說，直接「三通」必須中共先承諾台方所提出的「政治條件」。這說明儘管台灣當局一再表示要「導禁結合，以導為主」，而實際上「禁重於導」的方針並未根本改變。

（二）「捨近就遠」。兩岸不過一水之隔，又都是中國人，本可在經貿上更多地搞些合作，相互取長補短，但卻出於政治考慮，作出種種限制，使一些台商顧慮多端，望而卻步，並不得不棄近就遠，跨洋渡海地奔向幾千海里或幾萬海裡的遠方，徒增經營成本。以燃煤來說，大陸比澳洲和南非儲藏量約大八至十倍，且質量高，成本低，但因台當局大陸政策的限制，而致不能合作開採。兩岸人物交流，本可直接進行，省時省事省錢，但卻偏要規定繞道第三地區，人為地拉長距離，造成許多不便。對此，島內各界雖反應強烈，一再呼籲解決，但當局卻仍置之不理。

（三）「熱外冷內」。積極鼓勵台灣經貿「國際化」，防止「大陸化」或「中國化」；引導和推動台商到大陸以外的地方投資設廠，並提供種種方便，而對台商自發形成的「大陸投資熱」，則不時提出要「降溫」、「踩煞車」，或「從嚴審核」。對外人投資島內優禮有加，而對大陸去台投資則至今仍在禁止之內。台灣對美出口佔全台出口總額最高時曾接近50%，自日進口佔全台進口總額最高時亦曾接近三分之一，台灣當局從未發出什麼「警訊」。而如今，台灣對大陸經香港轉口輸出佔全台出口總額一般不過2-4%之間，最高達7.7%，經香港轉口輸入佔全台輸入總額一般不過1%左右，從未達到2%，台當局則頻頻驚呼「依存度過高！」對外投資亦然，根據各方報導的資料估計，目前台灣對外投資累計總額至少在三百億美元以上。台灣當局也並未就此表示異議，而如今，台商對大陸的投資還不及此數的三分之二，則驚呼此將造成台「產業空洞化！」其對內外冷熱之差竟至如此。

（四）「以經壓政」。就是把暫還握有的台灣經濟上的某種優勢作為「政治籌碼」，壓大陸在國家主權等重要問題上作出讓步。台灣高層曾就此發表過無數次講話，無非都是一個意思，即，只要中共不承認台灣為「對等政治實體」，不放棄「武力犯台」，以及不允許「台灣在國際上拓展生存空間」，台灣就不會開放兩岸直接「三通」。今年僅五月內，李登輝先生即曾就此發表兩次談話；一次是5月4日，他說：『三通』不只是經濟問題，還蘊含政治含義，目前談『三通』的時機與環境都不成熟」；一次是5月20日，他說：「中華民國在台灣是一個主權的國家，它有它的尊嚴」，兩岸之間「最重要的問題」是從「互信」進到「兩個政治實體的承認」，否則，「比方說『三通』」，那將「很難、很難」。而台灣所要求的「對等政治實體」等，誰都瞭解它的真實含義所在。這實際上是把經濟和政治、兩岸「三通」和台灣當局的大陸政策搞成「捆綁式火箭」了。

總之，台灣當局的大陸經貿政策具有兩重性：一方面，它在總體上是從屬於當局的大陸政策的，是這個大陸政策的一部分，這是主要的一面，因而往往受制於上、受制於政、處於被動地位，缺乏就經貿利益本身作前瞻性考慮；另一方面，它與台灣當局的大陸政策又不完全相同，有其特殊的方面，因其與島內廣大工商業者的切身利益緊密相關，從而又必須受制於下，受制於民，崇尚務實，這樣自然要與官方的大陸政策發生衝突與矛盾。這種兩重性，使它在執行中必然會出現搖擺，亦即台報所說的「民間與政府拔河、經濟與政治較勁」局面。

現台灣當局強調政經一體，政治優先。然而筆者認為，政經關係雖密不可分，但它們之間又是相對獨立的，不能把兩者等同起來。而且，就兩岸關係來說，真正的政治利益必須建立在真正的經濟利益之上，設若脫離兩岸共同的經濟利益去片面強調政治利益，甚至是局部或少數人的政治利益，那就必然會是脫離基礎的「空中樓閣」。正是基於這點，筆者以為，台灣著名工商企業家王玉雲先生在兩岸經貿關係上一再提醒台灣當局「拋棄政治第一」的想法，不是沒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