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兩岸對台灣文學詮釋權的爭奪

關於台灣新世紀文壇三分天下答客問

古遠清


客:2013年初夏你第九次穿越一彎淺淺的海峽, 原由一家詩會做東者接待你,可後來通知說:「古遠清是不受歡迎的人,恕不接待!」 難道你們之間有過節? 主:這純是文學觀的分歧。拙著《台灣當代新詩史》曾引用郭楓所說反共詩歌是「戰鼓與軍號齊鳴,黨旗共標語一色」的八股之作,這位老兵很不高興,由此說拙著《台灣當代新詩史》就是送給廢品回收站也還「不到一公斤」哩。我聽了很開心,有道是:不批不知道,一批做廣告。只要不像余秋雨那樣因學術論爭將我告上法庭,隨他們說什麼都行。 客:你研究台灣文學念念不忘大陸學者的主體性,當然很難得到對岸的認可。最近你又「胡說」台灣新世紀文壇三分天下系郭楓所說的「藍營主流文壇」、「綠營文壇」和號稱「超越黨派」的第三勢力,這總不會是定論吧,還有無別的分法?圖:古遠清(後排左二)與台北文友合影,2013年6月 主:也可劃分為兩頭小中間大的「統派文壇」、「本土派華語文壇」、「台語文壇」。 客:你說有「藍營文壇」,其特徵是什麼? 主:「藍營文壇」以台北為基地,在城市現代化的導引下,延續中華文學的傳統,創作具有或深或淺中國意識的作品和色彩繽紛的都市文學;而南部文學以高雄為基地,延續鄉土文學的傳統,用異議和在野文學特質與帶有泥土味的「台語」創作小說、散文、新詩,書寫他們的所謂 「獨立的台灣文學論」。 客:這個「藍營文壇」地址在哪裡? 主:它沒有社址,也無固定編製,但「藍營文壇」絕非子虛烏有的存在。 「藍營文壇」曾有過三次浮出水面:眾多作家參與紅衫軍運動作詩為文倒扁,另兩次不是傾巢出動也算得上是一窩蜂聲援差點坐牢的血性作家杜十三、黃春明。 客:你說「浮出水面」的作家,在綠營人士看來其實都害了「中國意識病」,就是某些淺藍人士看起來也不爽。 主:要不參與政治的人都欣賞,都認同,那最好的辦法是也不要害「台灣意識病」,盡可能 「超越藍綠」,寫好自己的作品。 客:你說的「綠營文壇」與「藍營文壇」有何區別? 主:本土派作家劉春城寫過一篇題為《台灣文學的兩個世界》的論文,其中有一段文字這樣論述南北文學的差距:

一是台北市的,一是台灣省的;一是中央的,一是地方的;一是官方主導造勢的,一是民間力量自然形成的;一個擁有強勢媒體資源,一個處於小眾與弱勢媒體劣勢;一個以官方向中國經驗看世界,一個以民間的台灣經驗看中國和世界;一個擁抱本土堅持社會寫實,一個主張文學藝術的精緻性;一個主張文學反映社會的現實性,出入城鄉回歸本土經驗文學,一個不介入本土生活,鼓吹都市型及外國經驗文學,由此演成台灣文學上隱然拮抗之勢。

客:據我的觀察,某些文壇精英對台灣文壇現狀存在一種矛盾心態:一方面,察覺到台灣文壇缺乏世界性而導致競爭力下降,另方面,一些人高舉所謂台灣民族主義大旗,對台灣文學與大陸文學嚴格區隔為此感到自豪,並認為井水不犯河水這才是台灣文學主體性、獨立性的體現。 主:這種人評論台灣文學有這麼一種公式,國民黨是外來政權,中國文學是外來文學,台灣文學要獨立必須要與中國文學「斷奶」,然後將話鋒一轉,大讚起台灣文學不用中文寫作的十大好處。這母語寫作也就是「台語文學」,許多人卻認為有「台語」沒有「文學」。 客:許多台灣作家不願承認自己是在台灣的中國作家,得力於李登輝和陳水扁的「去中國化」,但我看台灣作家是無法完全與中國文化切割的。 主;這是因為他們吃的是米飯,用的是筷子,過的是中秋,寫的又是中文。以詩人而論,他們如果不知道屈原、李白以及晚近的胡適、徐志摩,如何能寫出好詩?令人擔憂的是一些深綠詩人至今不願也不敢到大陸來。這種自我封閉行為,台灣文學怎麼談得上走向世界。 客:歷經風霜刀劍嚴相逼的台灣文學,表面上在文壇結構上有重大變遷,作家們似乎也已踏上民主化、自由化的不歸路,但在內心深處,在國族認同問題上產生了最原始的困惑。 主:比方說是做中國作家,還是做「中華民國作家」、「台灣國作家」或不帶任何顏色的台灣作家,許多人均未找到準確的定位,帶有某種游移性。台灣文學雖然追求主體性多年,可對這「主體性」到底有誰能講得清楚?台灣文學與中國文學的關係又有誰真正認真而深刻論述過?找不到定位,就很像被人沒收了身份證一樣,出行甚不方便,久而久知就喜歡留在家裡吵架,也就是柏楊說的「醬缸文化」。 客:「藍營主流文壇」、「綠營文壇」有無領導人? 主:如果說曾任「中華民國筆會會長」的餘光中是潛在的「藍營文壇」的精神盟主,去世前的葉石濤是鬆散的「南方文學集團」的靈魂人物。 客:台灣文壇的傳統,從「反共抗俄」年代開始,就是政治掛帥。解除戒嚴後,力圖擺脫政黨的控制,然而沉痾難愈,現今不論藍營文壇還是綠營文壇,都有潛在的「政治正確」標準。 主:在這種情況下,作家們看盡了國民黨內各派系內鬥的刀光劍影、民進黨執政後的難看吃相,文壇於是有第三勢力的崛起,這顯得難能可貴。 客:那誰是文壇第三勢力的主帥? 主:郭楓主辦的《新地文學》季刊和《時代評論》,號稱「超越黨派背景,杜絕政商利益,站在全民立場為台灣社會整體進步發聲。」既然不討好官方,又不要財團支撐,這注定了它是一個弱勢群體。 客:既然是 弱勢群體,怎麼可能與藍營綠營文壇平分秋色? 主:為了改變「弱勢」狀況,《新地文學》廣設社務委員,其中綠營人士有不少,以至藍營懷疑其是綠色刊物,而綠營人士見委員中有大陸作家,其作品大陸來稿佔了大頭,因而又懷疑其是紅色藍色雜陳的刊物。其實,它是一個企圖超越政黨宰制的刊物。別看這一群作家居於邊緣地位,可活動能力不可小視。 客:能否講講他們的活動能力。 主:起作用的除既罵國民黨又拒絕台獨的郭楓外,另有先綠後藍的詹澈、不藍不綠的應鳳凰、堅信「台灣作家用中文寫作最好」的陳若曦。「新地」還出版世界華文作家精選叢書,另舉辦過兩次21世界世界華文文學高峰會議。 客:台灣文壇有無藍綠文壇和不藍不綠文壇之外的第四種勢力? 主:要補充的是,台灣文壇並非只有三種勢力,也有像顏元叔站在海峽那邊《向建設中國的億萬同胞致敬》所代表的「紅色文學」,即前面提及的「統派文壇」。這些文人加戰士說到國家大事、民族前途時,真有精衛之堅韌、刑天之勇猛。但他們的口號和行為有時過於極端,某些作品又是政治理念的圖解,再加上這些人是散兵游勇,沒有自己固定的文學平台,脫離大眾布不成陣,特別是有「戰神」之稱的陳映真生病後告別文壇多年,因而他們即使復刊了《人間》,也無法和上述三種勢力角逐而形成四強分治的局面。 客:「紅色文學」會不會對藍綠文學構成威脅? 主:當然會,如另一位可稱之為超級「戰神」的李敖以大膽懷疑的精神和反權威的姿態發起「屠龍」運動,和陳文茜聯手在鳳凰衛視猛批在藍營做高官的龍應台,還出版有《李敖秘密談話錄‧大江大海騙了你》。 客:你前幾年在海峽學術出版社出版過《分裂的台灣文學》,佛光大學陳信元說你居心叵測,「極盡分化台灣文壇之能事」。你這次是否又故伎重演? 主:我哪有這大的能量,陳先生高估我了。另方面,「台北文壇」的人多半都不會承認台灣文學有南北之分,這正像大陸提出「南方文學」旗號的是廣西廣東作家,北京天津學者從未有人提過「北方文學」一樣。 客:「台北文壇」的人真的都像陳信元那樣不承認台灣文學有南北之分? 主:關於「天南地北的台灣文學」問題,我當面請教過時在台北的痖弦及台北詩人白靈,他們都說的確有這種現象存在,只不過是由你這位外來者將這層紙捅破罷了。
客:大陸文壇莫非也有南北分野現象? 主:新世紀的大陸文學如果也來三分天下,那據白燁的看法:文壇由以文學期刊主導的傳統文壇、以商業出版為依托的大眾文學、以網絡媒介為平台的網絡寫作組成。 客:這是純文學上的劃分,你為什麼要用文藝政治學的方法劃分台灣文壇? 主:這是因為大陸文壇一直在淡化政治,不再提文藝為政治服務,不再是以意識形態為主流,而台灣文壇卻呈逆方向發展:曾任「中國統一聯盟」創會主席的陳映真認為文藝就應為政治服務,馬英九則倒過來說政治應為藝文服務,這種主張便造成藍綠兩派或明或暗、或深或淺操控文壇,致使台灣文人下海「入黨」,這與大陸文人下海經商形成絕緣不同的景觀。 客:在「入黨」方面,你能否談具體點? 主:如小說家呂秀蓮成了民進黨「天王」,還當了8年「副總統」。曾獲「國軍文藝金像獎」的蘇進強,2005年被李登輝提名為「台聯黨」主席。鄉土小說家王拓也曾擔任過民進黨秘書長。「大河小說」作家葉石濤、鍾肇政、李喬,不是被陳水扁聘為「總統府資政」就是封為「國策顧問」。 客:藍營方面呢? 主:筆名「上官鼎」的武俠小說家劉兆玄成了馬英九執政後的首任「行政院長」,詩人羅智成任中央通訊社社長,散文家龍應台則做了「文化部長」,詩人詹澈曾任倒扁副總指揮,後和楊渡被媒體戲稱為改造馬英九的兩條 「馬腿」,即成了「馬英九團隊」的重要成員, 2007年出任馬英九競選台灣地區最高領導人為數極少的「高參」。 客:你評析台灣文壇,常有驚人之語。在你筆下,藍綠之分統獨之別,一股腦兒全端了出來。正兒八經的學術會議,你照樣放言無忌,大鳴大放一番,可如此劃線站隊,合適嗎? 主:當然,談台灣文壇還有非意識形態角度,但劃線站隊不見得就是不「正兒八經」,因為劃線站隊確是客觀存在,如陳芳明愛在公開場合亮出自己的底牌,他在1997年出席由王拓舉辦的「鄉土文學二十週年回顧研討會」時,曾自報家門:「長桌的右端,是被定位為統派的呂正惠教授;桌子左邊的另一端,則是被認為代表國民黨路線的李瑞騰教授。我無須表白,就已是一個公認的獨派。」 客:像陳芳明這樣坦率的作家畢竟不多,大多數人對此均隱而不宣。 主:評論家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把隱而不宣的作家的政治立場找出來。 客:你到底在搞文學,還是搞政治?! 主:我當然是從事文學研究的,但研究台灣文學無法擺脫政治。以世界華文作家協會而論,它的成立宗旨有「三不」:不談政治,不談宗教,不談民族。可在2003年台北舉辦的世界華文作家協會第五屆年會閉幕式上,完全違反了這個宗旨:大批媒體記者被安全人員阻擋在門外。時任「總統」的陳水扁和在野黨主席連戰同場不同時出席致辭,相當戲劇化。用政治性運作方式選舉「台獨」學者、時任故宮博物院院長但還不是會員的杜正勝擔任會長。當亞洲分會會長吳統雄宣佈這一結果時,一時間未有心理準備而受「改朝換代」氣氛感染的趙淑俠、丘彥明等女會員竟哭成一團,擔心協會被「綠化」的簡苑等資深會員也說了重話,並將此換屆解讀為「綠營拔除藍營海外椿腳」。你說這是不是政治? 客:你的論著給人的印象是重文學事件和文學運動而輕審美。我懷疑你的藝術修養嚴重不足。 主:關於我有無藝術修養,你不妨讀讀拙著《台港現代詩賞析》《海峽兩岸朦朧詩品賞》《留得枯荷聽雨聲——詩詞的魅力》和台灣出版的《看你名字的繁卉——蓉子詩賞析》《詩歌分類學》《詩歌修辭學》。 客:回到上面說的杜正勝取代藍營的龔鵬程當會長一事,這也許就是郭楓說的「綠營文壇基本上團結性強」的結果吧。 主:綠營文壇之所以基本上團結性強,是靠不斷清除異己的結果,如不久前「笠」詩社除名陳填。 客:陳填何許人也? 主:由陳千武介紹加入「笠」詩社的陳填,原名陳武雄,系台灣「農委會」主委。 客:為什麼要對他除名? 主:陳填於2010年1月25—— 30日陪同馬英九參加宏都拉斯總統就職典禮。在飛機往返航程中,馬英九不時垂詢時事政務,陳填亦利用此機會向其報告他關心和主管的農政問題,並在返台航程中寫下這首詩:

越洋千里賑海地 追星趕月訪友邦 空中得閒論時事 總統國政滿行囊

外交休兵利兩岸 島內非難因理盲 窗外白雲幻蒼狗 歸程不眠華航艙

客:這首詩你如何評價? 主:此詩描述了陳填陪馬英九整個行程的情形,是作者內心的由衷感受。2010年4月出版的《笠》詩刊首頁,「笠」詩社社長曾貴海及前社長江自得聯名發表《笠詩社的傳統與信念》,嚴厲指責「某從政的笠詩人以詩作公開奉承執政當局,招來大眾傳媒出示其諂媚當權者的詩作。我們認為他個人的言行有違笠詩社的傳統,也背離大多數笠詩人的信念,甚不可取」。以「奉承」、「諂媚」這樣的文字批判陳填,他實在難於接受。陳氏不願意質問兩位社長的聲明稿是否經過編輯委員會的審查,是否得到社務委員的同意,但對這樣不友善的指控,尤其是分不清詩人的天職是「批判時政」還是「批判特定政黨」的做法,陳填為此在《笠》詩刊第278期發表《退社與信念》,對這兩位社長近乎人格侮辱的聲明作出回應,並以退社抗議。最後,「笠」詩社同意陳填退社,然後將其除名。 客:對「笠」詩社這種舉動,本土文壇有何反應? 主:詩人張信吉雖不贊同陳填詩中的內容,但覺得處理的過程太激烈了。作家應該關心他的作品如何涉入現實而仍有強烈的文學性,問題不是在能不能繼續保有社會組織的名份這一淺層爭端。也有人認為對詩人只應問其詩作好壞而不該像當年「警總」那樣進行思想檢查,更有甚者認為陳填是藍營派往綠營詩社的「臥底」,理應掃地出門。2012年8月,《笠》詩刊主編莫渝因嫌太累而主動請辭。目前「笠」沒有主編,改為執行主編李昌憲及編輯室聯合會審,以李敏勇、李昌憲為主。 客:不僅本土詩刊主編走馬換人,藍營的一個著名詩刊發行人也易幟。古遠清(中)與台灣南部文友在一起 主:這些文壇小地震用一位政論家的話來說都是直向震,有如上下地層的易位翻轉,充其量只是體制內的權力轉換。以後的文壇新地震,將有可能是橫向震,屬於左右板塊的擠壓和衝撞。 客:你說得太玄妙了,還是具體講一講如何評說「笠」詩社發生的這個事件吧。 主:這不外乎三種原因:一是詩刊雖然沒有稿費,但版面不夠分配,誰也不肯讓苦心支撐的詩刊去刊登只認「中國皇冠」而不要「台灣草笠」作家的詩作。二是各方對什麼是好詩標準互不相容,找不到公約數。三是雙方不夠寬宏大度。 客:餘光中的《拜託,拜託》中的詩句「無辜的雞頭不要再斬了,江湖的毒誓不要再發了」在嘲笑選舉,「美麗的謊話不要再吹了,對頭與對手不要再罵了」在消遣政客。當政治不再好笑時,作家們的表情是否會嚴肅起來? 主:在上世紀末,藍綠兩派為台灣文學經典的評選互相攻訐,那時作家們還存在一份幽默與寬容,因為總算有與大陸文學不同的經典出現在寶島,且將張愛玲收編有利於擴大台灣文學的版圖,但自從陳芳明的《台灣新文學史》出版後,這份幽默與寬容就不見了,只剩下尖刻及伴隨而來的焦慮:既然遠來的和尚不一定好唸經,那本地作家真的能寫出大家滿意的文學史嗎?沒有台灣文學史教材的各大學「台灣文學系」變成了「中華民國文學系」,這與中文系有何區隔? 客:為什麼會變成「中華民國文學史」? 主:大量的原中文系教師改行加入後,他們把中國文學帶到台灣文學系教學中,或進行潛移默化的滲透,使台灣文學系未能達到台灣文學與中國文學分離的目的。那怕是未摘掉台獨帽子的陳芳明,他主持的政治大學台文所,獨尊漢語而不見台語,以至招來「製造台灣文學生態災難」的批判。尤其是現今的不少台灣文學系把外省作家作台灣作家講授,難怪蔣為文感歎台文系與中文系是沒有市場區隔的兄弟系。 客:創作自由是台灣的聖牛。台灣作家經常向大陸文友誇耀,我們這裡創作絕對自由,出版也絕對自由! 主:問題正出在「絕對」上,當自由解構了台灣的強人政治,當自由超過了度而氾濫成災,尤其是當「政治正確」變成某些評獎和某些報刊選稿標準時,這自由帶來的是前進還是後退? 客:能否舉例說明「政治正確」變成某些報刊的選稿標準。 主:比如南部有一家文學刊物,當總編輯看到來稿者寫的通訊地址為「中國台灣省屏東市」時,便立即將稿件扔進字紙簍。 客:你是否要將台灣文壇三分天下寫成一本書? 主:《三分天下的台灣新世紀文壇》是我正在進行中的《台灣新世紀文學史》「導論」之一節。 客:你寫這本書要掌握很多台灣文壇動態。可你身在武漢,怎麼會對台灣文壇瞭如指掌? 主:我在台北《傳記文學》曾發過二萬多字的論文《餘光中的歷史問題》,素未謀面的陳鼓應先生曾和我打了2個多小時的越洋電話,他驚奇我為什麼對台灣文壇的恩怨瞭解得這麼清楚。我乘機和他吹牛說,我研究某位台灣作家連他有無小三我都知道呢。我當時就告訴他的一位摯友的情人是誰,他聽了後大吃一驚。 客:你這個人大可怕了,難怪有人說你是不受歡迎的人。我現在要接一位女詩人的電話,不再聽你的胡說八道了。 主:我們的談話內容非常嚴肅,怎麼會是「胡說八道」?搞了半天,原來是雞同鴨講,悲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