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秋原與普列漢諾夫

筆者按：胡秋原先生為當代中國民族主義一代大儒，畢生為中國之命運從理論知識上尋求合理之出路，晚年猶不辭老邁前往北京為終止兩岸政治對峙、謀求中國統一竭盡最後之努力。2004年秋公以九五高齡逝世於台北新店，老人家未見兩岸統一，自屬遺憾。今年初春，秋公哲嗣卜凱兄告訴《中華雜誌》幾位老友，說9月份將移奠秋公靈骨歸葬故里湖北黃陂。歸葬故里，對秋公而言是落葉歸根，對其家人子女後輩是慎終追遠，對其親朋門人後進則是哲人其萎，永懷思齊，對國人來說，國之有殤，魂兮歸來，安息神州。

今年戊戌端陽是胡師秋公109歲冥誕，秋月吉日將移葬湖北黃陂故里，我忝為師門生徒，知先生生前不喜世俗禮儀，故以此文代替祭文。

先生年輕時代就知識早熟，中學時便接觸到「唯物史觀」，上了大學，知識理論全方位開展，由理科主修轉入社會學、文學、藝術理論研究，於是追尋馬克思主義，喜歡上「俄國馬克思主義之父」普列汗諾夫（G. V. Plekhanov）。為了研究普列汗諾夫，因「未能赴俄」，「於是到日本（去）了」。到了日本，專門蒐集普氏著作日文譯本，一面留學一面研究，先寫出一篇介紹普氏藝術理論的文章，接著在此基礎上完成《唯物史觀藝術論－－普列汗諾夫及其藝術理論之研究》。來台後，在《少作收殘集》中還特別將前述大著《前記》選編進去，還印刊三張普氏照片，可以想見先生尊崇與喜愛普列汗諾夫的程度。

誠如先生所說，普列汗諾夫不但是「俄國馬克思主義之父」，創立了「科學底美學」，而且他是與考茨基（K. Kautsky）同等重要的「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透過普氏著作可以知道「馬克思主義」是甚麼。先生說在俄國革命史上普列汗諾夫使俄國社會運動從民意派活動及恐怖主義走進「戰鬥的馬克思主義」，而俄國的一群馬克思主義者以及列寧等革命領袖都是在他著作下而鍛鍊了他們的哲學理論的。先生又說，後來俄國社會民主黨分裂，晚年普氏遂與列寧分袂，變為孟雪維克指導者，晚景雖然孤獨蕭條，然而誠如米爾斯基（D. S. Mirsky）所說，「雖然這個俄國馬克思主義的總代表、預言者與碩學，在大戰中變為愛國社會主義派的領袖，共產黨員仍然尊其為僅亞於馬克思、恩格斯的一個先生。他是普遍地被認為俄國知識界最大的頭腦之一。」這些話顯示先生對普列汗諾夫的認識深度。

先生說提起普列汗諾夫這個名字，便使人首先不禁浮起這偉大天才臨終時最後傷心的遺言：「我死之後，勞動者是否承認我的事業是為他們的呢？」事實證明，普氏不但是俄國馬克思主義之父，也是俄國無產階級運動之父，他一生為勞動者的解放奉獻了一切，俄國勞動者當然懷念他的革命事業，只可惜誠如胡師您所指出的，十月革命後俄國進入「列寧主義階段」與「布爾什維克化」後，普氏的革命事業連同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一同被列寧及史達林們加以否定和取代，勞動者重新回到解放前狀態。您說這些「批判」「雖然有很少一部分正確，但大部分實近於吹毛求疵與矯枉過正的……而有許多，實未免近於羅織。……以成敗論英雄，已經可笑；而以政治成敗評真理，更足衿憐。」

列寧主義不是馬克思主義，史達林主義導致「蘇東波劇變」，普列汗諾夫臨終不但有胡師您說的「遺言」，還有超過兩萬字的《政治遺囑》。只不過這份「政治遺囑」普氏有所交代，「只要布爾什維克還掌權，我的遺囑就不應公布」，就這樣，這份遺囑秘藏71年，終於在遺囑所預言的「蘇聯終將崩潰」之後於1999年底由俄國《獨立報》公布。

很遺憾地，胡師未及閱讀到您所敬重的普列汗諾夫的《政治遺囑》便離世歸天了，但您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對列寧主義的批評，對共產主義的總批評，我要在此向您報告，完全在普氏《政治遺囑》中可以得證。您引述米爾斯基的話，說普氏是「俄國知識界最大的頭腦之一」，如今普氏的《政治遺囑》則反證您是「中國知識界最大的頭腦之一」，我說這句話決不是阿諛您老人家，季羨林稱頌您的話已經說明上語不虛。

關於普列汗諾夫的《政治遺囑》，我要向您報告的是它的內容甚多，不是《海峽評論》篇幅所能詳載，我只能用最簡略地方式重點報告這篇《政治遺囑》：

一、普氏《政治遺囑》中譯的知識意義

普氏《政治遺囑》是北京中央馬恩列斯編譯局由俄文譯成中文出版，此意味中共在思想理論上已離開列寧主義，回到馬克思主義，並已「新時代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作為馬克思主義的最新發展。從知識理論上看，有關「中國模式」，它既是「階段論」，也是「類型論」，合乎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展五階段說，也突出了馬克思的「亞細亞生產方式」說。

二、自責與愧疚

胡師您曾指出普列汗諾夫在臨終遺言中說「我死之後，勞動者是否承認我的事業是為他們的呢？」《政治遺囑》中普氏對這一點相當自責，而且也感到對不起俄國人民。他說：「我主要的不可原諒的錯誤是犯在列寧身上」，因為「我對他的能力估計不足，沒有看清他真實的目標和對目標的狂熱追求，對他的最高綱領主義持寬容和嘲笑的態度」；「我把列寧帶進了歐洲著名的、有影響力的社會民主黨人的圈子中，明顯地，全面幫助他，從而使他牢牢地站立起來。不僅如此，1903年在俄國社會民主公黨代表大會上，當列寧同馬爾托夫爭論時，我支持了列寧，因此終於導致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產生」。誠如胡師生前對我說的，普列汗諾夫是列寧的老師，他一手拉拔、愛護、培養著列寧，終讓列寧取得大位，但最終是這個「學生」背判、反噬了「老師」。學生吞噬老師時有所聞，嚴重的是這位學生不是別人而是列寧，是他建立了極權蘇維埃，並遺禍給俄國勞動者，普氏在《遺囑》中對此感到愧疚終生：「我的錯誤過去和未來都使俄國付出高昂代價；這個錯誤對我本人來說也是致命的」。

三、關於十月革命與布爾什維克主義

胡師您說「『震撼世界的十日』，是20世紀的大戲劇。它的奇怪性在其戲目是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而演出的只是一個共黨政權，並無社會主義。」您的說法在普氏《遺囑》中得證：「俄國就其生產力發展水平，無產階級人數及群眾的文化程度和自覺程度而言，還沒有做好社會主義革命的準備。」「十月革命是布朗基式的政變，按照恩格斯的說法，這樣的政變要求其組織者實行必然的專政，而任何一種專政都與政治自由權利和公民自由權利不相容。」可見「十月革命」不是馬克思所謂的「社會主義革命」。

《遺囑》說，「布爾什維克主義是以流氓無產階級為取向的特殊策略、特殊意識型態，這是從聖西門及工團主義者那裡借來的口號，是侈談馬克思主義的高調」；「布爾什維克主義是打著馬克思主義旗號和無政府工團主義難分難解的布朗基主義。這是布朗基、巴枯寧、無政府工團主義者和馬克思思想折衷主義的、教條主義的結合。這是偽馬克思主義」。胡師您在批判俄式共產主義時提到列寧的布爾什維克主義不是馬克思主義，普氏《遺囑》也為您確證。

四、關於列寧

普列汗諾夫與列寧是政治場域中的師生關係，沒有普列汗諾夫的提攜、照顧與培育，便沒有列寧的政治生命。胡師您說「列寧的嚴肅、機智都算頭等角色，但沒有演出社會主義。而共產主義也從此成為蘇俄生活方式與第三國際諸黨主義的專有名詞」。普氏除了臨終說「我主要的不可原諒的錯誤是犯在列寧身上」外，他在《遺囑》裡對列寧遺憾地表示：「列寧是我的什麼也沒有向我學到的學生」。這包括既沒有學到普氏的學問，也沒有學到普氏的政治人格與崇高的革命理想。

普氏不願意後世說他在《遺囑》中對列寧的「批評」「是來自陰間的報復」，普氏還是在《遺囑》裡給列寧適當地評價：1.列寧「偉大、非凡」，但也多面，「像變色龍一樣必要時會改變自己的顏色」。2.列寧是一個「性格完整的典型」，「他看到了自己的目標，以狂熱的執著，一往直前地去追求它」；「但（列寧也）病態地愛面子，絕對不能容忍批評」，「對列寧來說，每一個在某個問題上與他不同意見的人都是潛在的敵人」。3.「列寧是典型的領袖」，「他的意志壓制住周圍的人，使他們自我保存的本能退化」，「他不講道德、殘酷無情、毫無原則，從本性上說是個冒險主義者」。列寧曾說「政治是骯髒的事情，如果怕沾污了你的手，就不要玩政治」。《遺囑》重複這句話，普氏並說「列寧現在的行為十分直觀地證明了這個說法」。而且對列寧嚴肅批判：「沒有道德的政治是犯罪」。4.「列寧是一個理論家，但對於有學養的社會主義者來說，他的著作沒有什麼意思」；「列寧狡猾地玩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語錄，往往對之作出截然不同地解釋」。5.共產黨人說列寧精通辯證法，普氏不以為然，《遺囑》中如此批評：「列寧是一個不懂中庸之道的人，（因為列寧說過）『不同我們站在一起，就是反對我們！』」6.「歷史上有過偉大的詩人、偉大的音樂家，但歷史上也有過巨惡元凶。那麼列寧是個什麼樣的人呢？列寧是20世紀的羅伯斯比爾（M. Robespierre）」。（按：羅氏是法國大革命雅各賓黨人，他曾一口氣用斬首機斬掉幾百個無辜者的腦袋，為政治恐怖主義先鋒）。

以上普氏臨終對列寧的評價與胡師您生前對列寧的看法幾乎完全一樣，這不是巧合，而是知識深度同時表現在普氏與您的身上。

五、對馬克思主義的批評

胡師說「馬克思仍有將來，不是說應該相信馬克思。我曾經相信馬克思主義。但我的馬克思是普列汗諾夫的馬克思，我從未相信馬列主義。我們應反對馬列主義，而對馬克思，可當作一種西方思想來研究，而不迷信。」普氏是「俄國馬克思主義之父」，但不是唯「馬」是瞻的教條主義者，他在《遺囑》中如此說，「對馬克思學說的各個組成部分都可進行批評」，但他主張「不可批評不誠實」。這種對馬克思主義的知識開放態度與胡師您是一樣的。

普氏認為《共產黨宣言》所做的分析在蒸汽機工業時代是「絕對正確」的，但在使用電器（按：亦指資訊科技）後開始「失去意義」。

「無產階級專政」是馬克思學說重要的政治概念，具體實踐是1871年的「巴黎公社」。胡師您特別分析過「巴黎公社」，說它實行的「無產階級專政」是社會主義民主，因為考茨基在《論無產階級專政》中說過「社會主義離開民主不可思議」。普氏在《遺囑》中與胡師持同樣看法：「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作鬥爭，並像其他任何一個階級一樣捍衛自身的權益，有權實行專政，更何況他們將成為人數最多的一個階級，多數人對少數人的專政不可能是完全意義上的專政」。可見普氏眼裡的「無產階級專政」其根本意義是「社會主義民主」。

普氏在《遺囑》中提出對「資本主義」再認識。他認為「隨著生產力發生質變，將形成新的階級，新的生產關係，階級鬥爭將按新的方式進行」；「知識階級」將取代「無產階級」，理由是人類因科學進步而必然走入科技時代，有知識與科技素養的人會越來越多，包括勞動者的知識文化與世界觀的提升，也讓無產階級向知識階級過渡，在這種發展趨勢下，普氏認為「無產階級專政將是荒謬的」。普氏進一步指出，「資本主義是一個靈活的社會結構，它對社會鬥爭作出反應，不斷變化，人道化，朝著接受和適應社會主義個別思想的方向運動。既然如此，資本主義就不需要掘墓人，經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長期共存，相互競爭，互為補充。在此後資本主義可能自己會緩慢地、毫無痛苦地死亡，但為此至少需要100年，也許幾百年。」胡師您在《馬列主義之將來》中提到資本主義會以馬克思主義做為一面「鏡子」，不斷地調整自身一事，此與普氏說資本主義朝著接受和適應社會主義的方向運動，在指謂上具相同知識意義。

六、俄國的未來

俄國的未來如何？胡師您說「有了沙皇主義、才有共產主義。然共產黨獨佔資本主義以及帝國主義如不能擴張，終必因與人民矛盾而崩潰」。普氏《遺囑》也談到俄國的未來。他除了說「蘇聯終將崩潰」外，還指出「俄國的未來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布爾什維克執政時間的長短，俄國遲早將回到正常的發展道路上來，但布爾什維克專政存在的時間越長，這一回歸之路就越痛苦。」1991年蘇聯崩潰，布爾什維克執政長達70年後俄國才回到「正常的發展道路」上來，整個回歸之路充滿著政治混亂、社會脫序和生活痛苦，印證了《遺囑》最後的預言，也與胡師的預測不謀而合。

胡先生說過，「我的馬克思是普列汗諾夫的馬克思」，可見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認識／信仰／評價上兩人關係密切。普氏過世後，俄共曾出版《普列汗諾夫全集》，除了集中編刊普氏哲學、馬克思主義理論以及早年反對民粹主義的論著外，《全集》避刊普氏後期反對布爾什維克及列寧的論述，《政治遺囑》因為「秘藏」，自然不在《全集》之中。蘇聯崩潰後，普氏《政治遺囑》公布於世，沒有想到作為「馬克思主義之父」的普列汗諾夫對「十月革命」，對布爾什維克主義及列寧，乃至自己摘下桂冠直接批評了馬克思主義，並以開放的知識心靈對待資本主義，這和青年時期作為「馬克思主義神童」的胡秋原對俄式共產主義、對列寧、對馬克思主義的批評，有高度的趨同，這表示這兩個東、西哲人在知識與理論上已達深度的合一，如今胡師您老人家也榮昇天上，見到您知性上的老友普列汗諾夫，我可以想像，一定寬慰異常，欣逢知己，願天佑你們東、西兩位知識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