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秋原先生的民族情懷

首先要說，胡秋原先生及夫人這次歸葬故里，不只是湖北省黃陂的大事，也應是中國近代史上的大事。

胡先生由於其特殊豐富的經歷，一生見證了軍閥割據、北伐統一、日寇肆虐、對日抗戰、內戰與對峙種種中國近代史上的憂患與動盪。他本有家傳的國學根底，加上勤奮好學，又由於遊歷諸國，博覽東西群書，文會各方識士，因而高瞻遠矚。他曾參加各種論戰，由於學問淵博，乃比同時期的共產黨員都還懂馬克思主義，比大多數國民黨人還認識孫文思想的真諦。他有幸於下半生在台灣安居，沒有受到反右、整風、文革等的凌虐，得以維持知識分子的風骨，但他一直關心大陸的發展。1963至1992年的約30年間，他獨力主持《中華雜誌》藉以明志，臧否時事，介紹新學，為當年風雨飄搖的台灣引領思想方向。

在此也要恭賀裴高才先生大作《胡秋原－－從抗戰巨筆到兩岸破冰人》（2018）的出版。這本新書與張漱菡女士的《胡秋原－－直心巨筆一書生（上、下冊）》（1988）相隔30年，相映益彰，而更見簡賅。我有幸受高才先生邀約為新書寫序，得先睹為快，並寫推薦文。我原準備前來參加此次新書發表會，但因日期與上課時間衝突，乃請當年同窗好友卜凱兄的夫人代為表達心意。

胡先生一生提倡人格、民族與學問三大尊嚴，並且身體力行。我因曾忝為《中華雜誌》「編輯委員」一段時間，得親炙胡先生的風範，也因此對他「明道救世」的志業略有認識。然關於胡先生的人格與學問，自有高明論述；晚輩自忖鄙陋，不敢肆言。此處僅就胡先生的民族情懷，舉犖犖數端，可略見梗概。

1931年9月19日，「九一八事件」發生的翌日，胡先生在上海。他正結束留學期間的暑假準備上船返日，因感於時局，乃毅然決定放棄官費與未竟學業，留在中國抗日。其後14年，他在各種報刊寫文兩千萬言。1944年6月，胡先生已預見抗日戰爭即將勝利，在重慶為剛出生的兒子取名「卜凱」。

1945年8月4日，眼看對日抗戰即將勝利。胡先生身為國民政府參政員，卻驚覺政府可能為聯俄抗日而在「中蘇談判」中出賣外蒙古的主權，乃不顧一切，力諫不可，並發「聲明」傳單反對，致遭免除《中央日報》副總主筆的處分。

1956年，胡先生的力作《古代中國文化與中國知識分子》在香港出版。1953年寫的序文有言：「縱觀歷史，曠觀世局，中國在人類歷史上當為一個『早熟』而『晚達』的國家。在中國『晚達』的時候，中國文化一定是與世界文化融為一體的。而今天中國人要努力的，就是要做中國歷史與世界歷史結合的樞紐，謀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的會通。」「中國歷史之建設力，又實為知識分子，故願以知識分子為中國歷史之代表人。……我相信我民族中必有感於先哲之苦心浩氣，奮然於百世之下者。為古人之知己，即所以拓國家未來之命運。」其民族情懷與重視學問的一貫態度躍然紙上。

1962年1月，胡先生在《文星》雜誌發表《超越傳統派、西化派、俄化派而前進》，引起論戰；文中論點形成後來他出版《一百三十年來中國思想史綱》（1971年）的基礎。他在其後版次中的「代序」進一步說明：「一百三十年來中國人所追求的根本問題，即建立一個合乎中國人需要的新中國之方案問題，而這一點，並未形成一致的意見。……他是繼前人（誰？胡先生最推崇者當是孫文）之後，畢生研究這個問題的。……他認為中國不可能回到傳統的模式，也不可能抄襲西方與蘇俄的模式，而折衷只是混亂；所以如不能超越此四者之外，即不能求得中國人精神的統一，……。」

1963年8月，胡先生為對抗當時流行的「西化派」，在台灣創辦《中華雜誌》。其「發刊詞」寫六節－－世界局勢之大變、中國的問題衰落和慘敗、中國失敗的原因、今日此處的情形、我們的計畫、我們的請求。在「我們的計畫」節中寫到：「名曰『中華』，表示我們雖然在這個島上，我們的精神、目光所在，首先是整個的中華民族、中華民國。我們希望這是所有中國讀書人的共同雜誌，我們要請本省的、外省的、海外的知識界合作，還要與大陸上愛自由、愛國家、而反俄反共產的知識分子溝通聲氣和合作。」「在此艱難痛苦之時，我們對中華民族之不滅，及我們國民之偉大潛力，絕不失其信心，……。我們相信，……通過歷史上成敗的反省，世界學問的磨鍊，將使此同聲同氣，凝結而為一新的花崗岩石，……重建『中華舊邦，其命維新』的新中國。」其後的約30年間，《中華雜誌》不斷研究中國的出路及建國相關問題，成為台灣知識界的明燈。

1969年，珍寶島事件發生，胡先生特別注意這一事件的影響。他認為這是中共終於脫離蘇聯而走自己的路的重要里程碑。到1970年8月，日本宣稱「尖閣群島」為「日本的領土」，引起軒然大波；9月2日，《中國時報》四位記者奮勇登上釣魚台，升起國旗，媒體大幅報導。胡先生發行的《中華雜誌》自9月號（9月1日發行）起，接連發表有關保衛釣魚台列嶼的多篇評論及報導，引發在美國留學生的保衛釣魚台運動。「保衛釣魚台」五字最早出現，就在《中華雜誌》，是出自胡先生之手；而該刊允為所有華文雜誌中刊登釣魚台問題文字最早又最多的期刊。

胡先生重視實業發展，一向主張借重資本主義的觀念。胡先生又嘗說，反共是反蘇俄共產主義，不是反共產黨人，不得已也。他又常說，台灣海峽兩岸的統一有其時效性，必須在抗戰的一代還在的時候促成。1982年9月的中共在「改革開放」後召開「十二大」，鄧小平首次提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一說法。1987年的「十三大」進一步宣示「把中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胡先生看得出來：中共經過「文革」的10年浩劫後，已開始放棄蘇俄共產主義，而實際走上他所謂「超越前進」的道路。這就是他於1988年2月在台北成立「中國統一聯盟」，當年9月毅然「破冰」踏上中國大陸土地的背景。為此，他被當時的李登輝主席開除國民黨黨籍；但他說是「求仁得仁」。

綜觀胡先生一生，總在關心國家民族之前途。如今中國大陸重新注重中華固有優秀文化，經濟發展突飛猛進，胡先生若還在世，當對「新中國」的欣欣向榮與超越前進感到十分欣慰。但我相信，這時胡先生還是會提醒大家：在學問方面，國人仍須更加努力，才有望趕上並超越西方先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