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大保釣運動的總教官

台大保釣運動的總教官敬悼張德溥將軍王 曉 波（台大哲學系教授）

六月十七日，接到毛鑄倫兄傳真來函告知，張德溥將軍已在美國病逝，享年八十六歲。今年入夏以來，先是胡秋原先生去世，接著我岳母去世，現在又傳來張德溥將軍去世的噩耗，不禁悵然良久。

張德溥將軍是我念台大研究所時的台大總教官，「總教官」叫慣了，後來二、三十年都改不了口。

我從進台大主編《新希望》和《大學論壇》被學校查禁之後，一直是訓導處的「問題學生」。

一九七○年夏，「釣魚台事件」發生後，我即在十一月號《中華雜誌》發表《保衛釣魚台》一文，後來還編了一本《釣魚颱風雲》。七一年一月二十九日與三十日，美國留學生在東西兩岸發起保釣示威遊行。消息傳來台灣，當時接辦《大學論壇》的錢永祥、黃道琳、盧正邦、鄭鴻生等人還約我在汀州街的一家咖啡館裡談「釣魚台事件」，準備辦一個「保衛釣魚台座談會」。 斯時，突然有一張香港德明中學校友會的海報出現在台大校園，這是台灣校園中第一張保釣海報，接著台大僑生開始向美國大使館和外交部請願。 本地生其實也很激動，但因戒嚴時期不敢妄動。記得那天，王杏慶（南方朔）和賀陳白來找我，談到保釣之事，期待本地生也能發動保釣運動。那年，台大訓導長俞寬賜適往美國進修，由副訓導長，即總教官代理職務，於是我們三人即前往總教官室，要求准許本地生發動保釣運動，那是一個下午，我們到了總教官室，總教官不在，說馬上就可以回來，於是我們就坐下來等。

等了一陣，見總教官全副軍裝的進來，首先，他問我們姓名、系別和所來何事。我們分別報了姓名和告知來意。他開始說話：「你就是王曉波，上午調查局要來查你，你資料還正攤在我的桌子上。」

然後，他說，他正處理一椿台大僑生到外交部去請願的事件回來，他擔心警總會逮捕學生或對學生不利，那就把事情鬧大了，所以他才全副軍裝前往處理。他到場後，他以陸軍少將的身份要求現場的警總人員不得干擾學生請願，而由他負全部責任。當場學生群情激憤，以為總教官是來阻止他們的，而辱罵總教官是「走狗」、「賣國賊」。總教官不但不為所動，反而告訴他們：「保衛國家領土是我們軍人的天職，今天要勞煩各位同學出來請願，甚感慚愧，今天我趕來，是保護大家的，不是要來處罰大家的。」並且，在總教官的交涉下，把僑生的請願書交給了外交部，學生們才解散回校。

接著，總教官對我們三個人說，他能體諒青年學生的愛國熱情，他也願意為同學們爭取能表達意見的機會，但現在同學的愛國熱情不能違反國家的法令。由於總教官的誠懇，我們只好回去等總教官爭取後的答案。 當天晚上，我沒回住宿處，而在女友元元家裡，時元元為台大《大學新聞》社社長，大約十點多鐘吧，接到總教官電話，電話是向陳鼓應教授問到的，要我在元元家附近古亭市場前的陸橋下等他，一起到僑生宿舍，去處理明天僑生要前往美國大使館示威的事。總教官親自開車把我帶到僑生宿舍，說是明天有外國元首來訪，學生示威有傷國家顏面，上面命令，一定要取消，因他對釣魚台事件沒研究，我有研究，所以要我陪他一起去說服僑生取消示威。

到了僑生宿舍已將近十二點，宿舍教官一一把為首的僑生叫醒，到宿舍的教官室。取消示威，學生不答應，但可答應改期，總教官不斷以電話跟有關單位聯繫，最後同意改期。但又發現一個問題，同學不見得都住學校宿舍，無法一一通知，上午八點即將在美國大使館前集結。總教官又不斷以電話與有關單位聯繫，只聽到總教官說：「不可以逮捕」、「不可以驅散」、「我負責任」。最後，僑生示威照常舉行，但只能定點，不得遊行，遞完抗議書即解散。離開僑生宿舍，已清晨四點，東方微白，總教官八點還要趕到美國大使館前，我則回去睡覺。

台大校園裡的保釣海報愈來愈多，其他大學的同學也紛紛響應，有遊行的、有上血書的，沸沸揚揚。《大學論壇》社的保釣座談會改在台大體育館舉行，同學們擠滿了整個體育館，大會接受了我的建議，立刻成立「台大保衛釣魚台委員會」。於是，學生保釣運動一發不可收拾。 當時台灣是新聞封鎖的，島外信息隔絕。有天，總教官跟我講，上級來的消息，香港《文匯報》已出社論，支持台灣學生愛國主義，有關單位正在調查誰是愛國主義，要進行逮捕，矛頭指著我，要我小心，暫時不要活動，元元擔心我的安危，元元的父母也同意，強迫我在她家躲了一個星期。

到了六月間，美、日宣佈簽訂將琉球（含釣魚台）「交還」日本的日期為六月十七日，於是，同學們又激動起來。「台大保釣委員會」決議，六月十七日，發起示威遊行。總教官代表政府立場和同學們僵持，保釣會堅持發動示威遊行，甚至有關單位放話，「誰堅持遊行，就逮捕誰」。在會場上，韓國僑生杜學域首先起立，「我堅持遊行，請逮捕我」，接著一個一個的同學起立。

總教官不斷和上級聯繫，終於獲得同意學生遊行。事後，總教官告訴我，是透過國民黨秘書長張寶樹向蔣經國請示同意的，但情治單位和軍方堅持反對立場。

雖然，蔣經國同意台大學生示威遊行，但上級要求三原則，遊行的學生人數愈少愈好，遊行的路線愈短愈好，遊行的節目愈少愈好。於是，保釣會一面發動同學遊行，教官們卻一面在宿舍勸同學不要去遊行，要準備期末考（時已屆期末考時）。遊行的路線只限於由美國大使館至日本大使館，由台大至美國大使館及由日本大使館至台大，學校包遊覽車運送。節目只限於學生代表至美、日大使館前朗讀抗議書後遞交美日當局。二份抗議書及告全國同胞書由我起草經保釣會通過，用毛筆正式書寫，遊行隊伍的領隊和副領隊分別由工學院同學張台雄和法學院同學洪三雄擔任。

「六一七」上午，同學們在台大傅鍾前揶林大道集合上車，總教官要我坐他的車前往。由於種種限制及期末考，能參加的同學只有一千多人。我和總教官的車先同學的巴士到達美國大使館前。在車上，總教官還在遺憾能參加遊行的同學太少。但畢竟「六一七」學生示威遊行，是戒嚴時期第一次的打破禁忌，學生上街示威遊行。

在處理保釣運動的過程中，總教官一直拉著我在他身邊，表面上，他說要我協助他當「參謀」，實際上，我知道，他是為了保護我。我從小是被列管的政治犯遺屬，進台大後又是活躍的有思想問題的「問題學生」，是情治單位要獵捕的對象。

另外，在處理學生運動的過程中，總教官與救國團執行長宋時選先生密切合作。宋先生是蔣經國的表弟，蔣經國又是救國團主任，許多意見透過宋先生到達蔣經國。

在總教官代理訓導長期間的作風也與以往訓導處迥異，尤其是教官制度，在戒嚴時期，是校園裡鎮壓學生思想的威權。但總教官總是不厭其煩的傾聽學生意見，不斷的與學生溝通，保護學生，阻擋情治單位的黑手伸入校園。後來我們才知道，情治單位為鎮壓學生運動，除了矛頭對準我之外，還要逮捕洪三雄，是總教官負責擋了下來的。以當時的情況言，一旦被捕少說也是十年八年的牢獄之災，時在成大、中興、師大均有人被捕。

總教官和宋時選配合，處理學生運動基本上是采疏導和說服的方式。所以，宋先生還安排我去見當時外交部北美司司長錢復談釣魚台問題。七一年的暑假，又由救國團召集了各校學生領袖在國民黨的革命實踐研究院召開了二梯次，每次為期二天的「國家建設研討會」。那年暑假我已研究所畢業任台大哲學系助教，但也被邀請參加了研討會。研討會請了政府各部門首長來講解當前國家形勢，並接受學生提問，許多政府首長都吃不消，說是比立法院質詢還尖銳。

研討會後，蔣經國分批在救國團接見與會的學生代表，我們這批共四人，除了我外，還有政大的李慶平、李慶華和淡江女生顧意文。顧意文和我的意見都相當尖銳，我甚至為「安定中求進步」或「進步中求安定」和蔣經國辯論起來，花了將近四十五分鐘，蔣經國並沒有能說服我。回到台大，總教官問我「印象」如何，我則據實以告。總教官又找宋時選安排我第二次見蔣經國。

七一年十月，聯合國大會通過驅逐中華民國代表團案，消息傳來，全島震驚，人心惶惶。新聞說，晚上七點有蔣介石親自的對全國廣播，當時我和王杏慶已研究所畢業，另外加上還有幾位同學在興隆路二段一個巷子裡共同租了一層公寓作宿舍，杏慶剛不久接到美國密西根大學博士班的入學許可和獎學金通知。

晚上七點不到，除了我們同住的同學外，另外還有幾位同學一起集結到我們住處，在沒有家俱的客廳裡，我們鋪著報紙，圍坐在地板上，準備了一些滷菜，豬頭皮、豆腐乾、花生米和高梁酒，拿出收音機來聽蔣介石的廣播。在那時期被我們這樣接待的朋友，還包括黃榮村、馬英九、陳陽德等。

聽完蔣介石的廣播後，杏慶突然回到他的房間，拿出他的入學許可和獎學金通知，當眾宣佈「國家有難，美國我不去了」。並且，第二天，寫好婉謝他美國教授的英文信。

我把杏慶的英文信影印了一份帶在身上，第二次去見蔣經國。我強烈的向蔣經國質疑，青年是熱情的，是愛國的，為什麼政府一直對青年不放心，對青年疑慮重重？蔣經國看了杏慶的信後不但不以為忤，反而要我請大家把一些對政府的各方面意見整理出來，提供政府參考。那次會談談了七十多分鐘。

見完蔣經國後，我把蔣的意見跟《大學》總編輯楊國樞說了，也跟陳鼓應說了，這就是後來《大學》「國是九論」的緣起。

另外一方面，大概是蔣經國或救國團交代的，首先，就有《民族晚報》記者來採訪杏慶，時杏慶內向而熱情，還是個靦又略有口吃的「文學青年」。接著各報記者蜂湧而至，一時間，杏慶變成了媒體的「愛國明星」。當時，杏慶在待業狀態中，又有青工會副主任施啟揚來，要以歸國學人博士的資格聘請杏慶到農復會任職（杏慶是台大森林系所畢業），因愛國是出自志願，而被杏慶拒絕。杏慶的父親是一位空軍士官長，在一次修護飛機時失火殉職，從小由寡母養育成人，在台大唸書期間，半工半讀，還要寄錢回台南奉養寡母和弟妹。拒絕了農復會，杏慶不能沒有生活，居然透過採訪他的《民族晚報》記者引介，也當起《民族晚報》的記者來，這是杏慶踏入新聞界的第一步。

有見於當時人心的惶恐，杏慶宣佈拒絕赴美，我們同學就決定由杏慶領銜，由我起草，大家聯名，發出對社會的呼籲，那篇聲明《這是該覺醒的時候了》，後來發表在當年《大學》十一月號。聯名者有：王杏慶、王復甦、郭耀鵬、洪三雄、錢永祥、王順、王曉波、張嘉廣、邱立本、王紘久（拓）、江德敏、陳東平、賴武靖、林小鵬、盧正邦等人。在聲明中，我們說：

「我們是一群還在學校唸書和甫離校門的知識青年，自覺受育於斯，受食於斯。對台灣這塊土地，我們有血肉相連的親切和感情，雖然未曾擔負過任何政治的行政責任，但是承繼了士以天下為己任之書生報國的傳統，因此，國事至今，我們自認為有不可逃避的責任和義務。」

「廿多年來，我們不事生產的接受了國家的栽培，接受了台灣老百姓的供養，國家有難，我們是應當首先承擔的一群。我們有責任竭盡心智，犧牲生命，捍衛國家保全百姓。因此，我們應該堅決誓與一千四百萬同胞共存亡同死生。」

「兵法有云『置之死地而後生』，我們無懼於今日情勢之惡劣，國際道義之消沉，因為我們已是一支處於死地而具有必勝信心的哀兵！今日已無處後退，唯有開創勝利才是我們的生路活口。天下沒有廉價的勝利，我們必須付出忍受一切艱難困苦的代價，才能取得台灣的生存的權利，才能邁向統一中國的路途。」

除了保釣外，「民主生活在台大」、「言論自由在台大」及「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等的呼聲也在台大響起。此外，台大人的社會意識也開始覺醒，礦災問題、雛妓問題、女工怪病、農村破產問題、原住民問題。三雄偏向民主運動，杏慶則介入台大學生的社會運動，而有七二年暑假，台大學生的「社會服務團」。這時我已脫離學生身份，並搬離興隆路和杏慶「分居」，故介入不多。但「社會服務團」時，總教官還在台大。

第二次見過蔣經國後，總教官還找我說，「曉波，你若要出國深造，經費問題不必考慮」。當時我即以剛發表聲明「誓與一千四百萬同胞共存亡同死生」為由而婉拒了。後來才知道，這是蔣經國透過宋時選由總教官轉達的，並轉達蔣經國說：「王曉波是個有良心的青年。」

不久後，島內政治氣氛丕變，《中央日報》連載發表《一個小市民的心聲》，指責學生運動，並印發給各中小學。總教官也調離台大，回到軍中。我去看總教官，他告訴我，有人指責他處理台大學生運動是「一手拿汽油桶，一手拿滅火器」、「個人主義太強」、「自由主義思想」。

七二年十二月由「民族主義座談會」而爆發戰後校園內的第一次統獨論戰。七三年寒假，首傳錢永祥、盧正邦、黃道琳被捕，接著我和陳鼓應被警總約談，後來才知道，在外島服役的洪三雄也被押回本島偵訊。後來，陳鼓應和我陸續被台大解聘，台大哲學研究所也奉命停止招生一年，是謂「台大哲學系事件」。

「哲學系事件」後，我和總教官一直仍保持往來。他調回軍中雖佔中將缺，但終於以少將階退役，任職經濟部物價督導會報，後又轉任民間公司，最後定居美國。

那天黃昏，在他克難街的家中，總教官告訴我，他要退役離開軍中。他說，他原是清華學生，抗戰軍興而投筆從戎，報效國家，一生戎馬，不意今天，不能不脫下這身軍裝。我看見他那平日生威的虎目中竟強忍著淚水。所以，他在台大處理學生保釣愛國運動，除了開明和寬容外，其實也是有感同身受的同情。

總教官定居美國後，仍然關心國事，不時還打國際電話給我，討論時局的問題。後來，他也去過大陸，回去過故鄉，而對中共的改革開放讚不絕口。我創辦《海峽評論》，每期都寄給他，草創初期，非常困難，也承其多次捐助。後來有次他回來台灣，他說，有一點錢，想成立一個基金會，來資助《海峽評論》。當時《海峽評論》已漸穩定，我也不忍心動用總教官晚年的養老金，而予以婉謝。後來，他還是拿了一筆錢出來，成立一個基金會，幫助他故鄉的青年上學。

總教官最後一次回到台灣，當是前年，三雄約了一些當年保釣的同學與總教官相聚，匆匆已三十年矣。

當年，周恩來曾稱七○年代保釣運動為「海外的五四運動」，現在，七○年代保釣運動也成了近現代史的一頁。但當年參與台大保釣運動的青年都知道，如果不是張德溥總教官，「台大哲學系事件」就可能提早二年發生，就不可能有以台大為首的島內學生保釣運動了，就不可能有保釣一代戰後台灣愛國主義的崛起。

總教官，您永遠是我們當年台大保釣青年的總教官，是您保護了我們，是您扭轉了歷史，我們永遠懷念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