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個著作的日子劃下句點

一代大儒胡秋原先生，民國九十三年五月廿四日晚八時，逝於新店耕莘醫院。我聽到噩耗，是在深夜十一點鐘，無法趕去見他老人家最後一面，整夜無法入眠。我和錢江潮先生曾在四月廿七日下午，偕往耕莘醫院加護病房，探望業已昏迷不醒的胡先生。等到次晨四點半，急起床，撥電話胡府，無人接應。至七時多即撥電話尚在睡眠中的錢先生，相約八時半去中央新村胡府。胡先生公子卜凱先生，對我們說明了胡先生逝世經過，遺體已於當夜十一點多，由他和母親與采禾大姐伴送到第二殯儀館，五時才回家。我們向掛在牆上的胡先生畫像恭行三鞠躬禮，緬念種切心情沉重辭出。

我認識胡先生，是在民國五十年。那時我在一家永華印刷廠工作，胡先生交印並在廠內校對《同舟共濟》單行本。那是他在《民族晚報》連載兩個月，燴炙人口的大作。內容分析中國大陸和世界局勢，呼籲本省人、外省人精誠團結，為中國前途努力。出版後成為當時的暢銷書。

翌年胡先生陷於「中西文化論戰」中，苦於自己無刊物，乃借辦《世界評論》作為基地，並請我協助編校。一年後因有人購買《世界評論》登記證，結束借辦。在同鄉朋友沈雲階先生資助下，決定自己創辦一本雜誌。

五十二年八月，《中華雜誌》終於誕生，創刊號就由永華印刷廠承印。我可說是親眼目擊《中華雜誌》在風雨飄搖中成長的一個人。早先五期業務，委託曾於抗戰勝利後，在上海受胡先生之助倖免牢獄之災的某人主持，請一位張先生編輯，重要稿件由胡先生決定。到五十三年元月，胡先生不得已才決定自己接手，發行業務由胡夫人主持，介弟胡業巨先生幫忙校對。胡先生立法委員薪俸都拿來付印刷費。在《中華》財力及人手不足之下，一天特別到我當時所經營的儀器公司，請我幫《中華》編校。胡先生對我這才疏學淺的本省小伙子，如此厚愛，當然我一口答應。所以我每期都要為《中華》編務盡力。中央黨部、國防部訂戶，每期也都由我代送和收款。最初每卷封面都由我們兩人設計。每個月出版之前，我下班都要到景美萬慶街胡府編排下期《中華》。胡府後來搬到中央新村。我每次發《中華》文稿作業，都要到凌晨才能回家。付印前，胡先生都要親自到印刷廠幾次，看完校樣後才付印。我們時常校對到晚上十一、二點，工廠打烊才趕回家。

在這三十一年漫長歲月裡，我一直目睹胡先生為《中華雜誌》所付出的心血，他在不寬裕的經濟情況下，雖遭遇種種暗中破壤與艱辛，從不氣餒，且越戰越勇。他鼓勵青年向學、求智，創造美好的將來，不拜金不附勢，不崇洋媚外，要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他號召海內外志同道合的愛國同胞，以文會友。《中華雜誌》是海內外青年的園地，對海峽兩岸關係，國際形勢，和島內統獨爭議，發表許多精闢的評論和建議。是為國家民族利益，不為自己名利，不惜得罪一小撮人，而為大多數國人所敬仰。

胡先生這些文章確具遠見，他在苦難中國成長磨練出堅忍意志，他思索中國未來建國道路，和中國知識份子的責任。他不為權勢物慾所利誘。他關心的是後代青年教育，如何傳承，中國往何處去的偉大思考。每日在書房認真研讀中外書籍，耐得寂寞。有一次他對好友羅學濂先生（後來成了采禾小姐的公公）笑說：「你們打麻將的人，真可惡，來了客人都不理睬！」羅先生回說：「你們寫文章的人，也真可惡，來了客人也不理睬。」有時我看到他寫文章寫得眼睛疲勞，只拿起熱茶杯往眼睛靠，以消除疲勞。他是長年日夜寫作。有一天我問他一生寫有多少字文章，他說總該有五千萬字吧。

六十七年代台灣處境風雨飄搖，《中華雜誌》每月出刊都為人心指引方向，和振奮大家的精神。海內外青年因看《中華》和胡先生文章，在思想學問上，在做人志氣上，受到大鼓舞。甚至在獄中的一些受刑人，在心理上也感覺很大的安慰，加深對國家，對民族的愛心，覺得自己成了新人。我追隨胡先生四十餘年，增加了知識，也培養了做人做事的能力和方法，收穫豐碩。《中華》發行日增，財政也可以維持，剩餘一點錢就出版叢書。因胡先生曾在國防部「心廬」講課，得有學生許良雄、張悅雄、陳篤弘等為《中華》幫忙。民國六十年後，更有曾祥鐸、王曉波、尉天驄、陳映真、劉源俊、福蜀濤、毛鑄倫等文教界朋友加入編輯行列。

當時郭雨新、高玉樹等極力推動組黨，胡先生勸郭雨新等人暫時不要行動，等到國會席次多時，就是你們的天下，不用趕在一時，而中華民國國號、國旗就是你們的保身符。後來又為余登發事件講話。高雄美麗島事件發生，許多台灣耆老到胡府，請胡先生為他們向中央說幾句公道話。《中華雜誌》發表社論，勸告當局寬大處理。政府須自信而安詳，不可因小忿而亂反共復國之大謀。可學學日據時代以違警法處理，不宜依叛亂法定罪。後來黨外高層人士曾到胡先生家道謝。七十七年胡先生為兩岸和平統一到中國大陸訪問探親、旅遊，被國民黨開除黨籍。返台後，民進黨人竟說胡某通匪應送法院法辦。在立法院院會時，民進黨委員威脅胡先生不得上台質詢。胡先生當年誠心為黨外在野人士說話，得到的竟是如此對待。

五十八年中俄邊界爆發珍寶島軍事衝突事件。胡先生站在民族和國家立場，在《中華》發表社論支援中共行動，並向中國大陸廣播，鼓勵中共保衛疆土，不可向蘇聯屈服。可是台灣當局很不諒解。在文革時期政府則常將《中華》文章縮印空投大陸宣傳，大陸《參加消息》也常轉載《中華》文章。

胡適先生在美國未回台灣前，胡秋原先生曾在美二次拜訪胡適先生討論台灣情勢和國家前途。胡適先生回台灣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時，再次勸胡適先生能協助台灣這條船平安渡過。

七十八年大陸青年學生知識份子，工農群眾和廣大民眾爭民主、爭自由的正義呼聲，從北京天安門廣場傳遍世界各地，引起了海內外所有中國人的共鳴。在這次學潮中，胡先生聲援學生，他看到了中國的希望，胡先生祈望中共和學生對話。

大陸計劃在長江上游三峽建築大水壩。胡先生寫了一份文件，轉致北京中共當局，希望在世界普遍保護古有文物和生態環境聲中，暫緩興建，以為後代子子孫孫留下寶貴文物和一片青山綠水。並且陳明大壩一旦遭受戰爭破壞，必令下游兩岸，田舍蕩然，千萬人民漂沒，死難無計。俟後胡先生更在《中華》撰文極力反對。

百年前，甲午戰後，日本佔領台灣時，有辜顯榮者帶領日本軍隊進入台北，因而享受了一生榮華富貴。民國五十多年，辜氏第二代欲爭取其父入忠烈祠。引起胡先生和鄭學稼先生撰文反對，漢奸才無法進入忠烈祠。

六十一年對日斷交後，《中華雜誌》每年都舉辦七七抗戰紀念講演音樂會。連續舉辦十餘年，後有社團接手才停辦。

台灣解嚴後，政治生態丕變，民進黨成立，傾向台獨聲音高漲。為表達多數沉默民眾的心聲，《中華》與中華合唱團在台北市中山堂邀請四十多位主張民主統一的人士舉行談話會。經過幾次討論，召開籌備會，於七十七年四月四日清明節成立了「中國統一聯盟」，胡先生在成立大會上呼籲全世界的中國人團結起來，揚棄本位主義，應由接觸，談判促成民主統一的中國。大會推胡秋原先生為名譽主席，陳映真先生為第一屆主席，到今年已進入第十七年頭。

八十一年，台灣空氣逐漸轉變。《中華》銷數不斷下降，收支無法平衡，胡先生也罹患了心臟病。同仁和胡先生子女建議《中華雜誌》宜在創刊三十週年紀念日停刊。他躊躇良久，最後同意在八月停刊。但仍不願全面停止，乃計劃再出版《中華季刊》，一年後因銷路不振，決定全面停刊，《中華》遂告別了數十年的讀者和作者。此後胡先生專心寫作，直到前幾年眼疾開刀，視力減退，不能執筆才停止。

胡先生貢獻一生的心血給苦難中國，最關心是中國的富強、民族的復興問題。《中華雜誌》發行三十一年來，對台灣文化播種，影響這一代青年與知識份子至巨。胡先生不屈不撓的精神，和他的道德人格，是我們最敬佩的。而他的學問、思想之淵博，一般人只能窺及其萬一。胡先生是一個真心愛國、無私、有深厚知識的人。他生活淡泊，不求名利。他最不放心的是他的《胡秋原文章類編》未能出版，藉為一生文章報國的總結。

胡秋原先生走了，而他的精神卻永遠留在我們心中。我們會永遠懷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