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秋公與我二三事

胡秋公，胡秋原先生也，吾儕咸稱秋公，胡秋公。他已於九十三年五月二十四日下午八時，仙逝於台北縣耕莘醫院，享壽九十五歲。秋公生於民國前兩年端五節，正是時距兩千兩百一十年前，楚三閭大夫屈原悲憤失國自沉汨羅江的五月五日。

秋公是當代中國罕見的傑出學者和思想家，他筆耕近八十年，著作三千餘萬言，遍及史學、哲學、文學、美學、文化以及政治、經濟、外交等等，傳誦於海內外，影響至大。秋公一生愛知識、愛自由、愛中國，主張由學術探討中國的前途。他提倡「人格尊嚴、民族尊嚴、學問尊嚴」，主張「超越傳統、超越西化、超越俄化而前進」，創造新中華文化。多年前，我在一次歡迎徐復觀先生自港來台的餐會上，說起胡秋公是今日的梁啟超。徐先生接著說：「胡先生是今日的梁啟超，但他的中西古今學問卻遠超過梁啟超。」

秋公學問之淵博，思想之縝密，見解之深遠，素為世所景仰，生前固多為學者文士所論述，身後及後世必有更多學者文士研究探討。我無力申論，本文謹將與秋公交往中二三事贅言於下，藉為悼念。

三十七年下半年，我奉國民黨中央農工部馬超俊部長令派，赴武漢主辦工運講習班。不久受漢口市黨部之聘兼任漢口市農工運動委員會副主委（主委為市黨部主委袁雍先生兼）。三十八年上半年，漢口市政府（院轄）社會科長丁幼泉先生辭職，袁主委向家父友人晏勳甫市長推介我接替。徵得馬部長和社會部谷正綱部長同意，並允諾三個月後將社會科改制為社會局。我遂以中央農工部專門委員身份兼任漢口市政府社會科長，立即將留住南京的家母、內子李國英女士、五歲長男、兩歲長女和十二歲的么妹接到漢口。家父時以立法委員兼上海《前線日報》總主筆，與三弟、四弟、大妹夫婦仍寄居上海高安路顧祝同將軍獨立宅第。

不多久，徐埠戰役失利，京滬危急，時以立法委員兼上海《東南日報》總主筆的秋公，也將家人接回武漢。市政府路近胡寓，我們時時見面，交換訊息。及至武漢局勢緊張，市民紛紛逃離，市府也日有主管棄職避難，水陸交通壅塞，火車一票難求。此時有市黨部人員和立法委員兩批開往長沙的專用火車廂，兩次促我們隨同撤離。秋公以老父和家人都在黃陂，未便隻身離去。我則不願在兵荒馬亂之中，將所負社會行政工作遺棄，影響社會秩序。而家中除我外，皆老弱婦孺（妻在武漢又生次子），無一男丁可以沿途照料，不放心她們離我乘車而去，祇有一起等應變。時有漢口市立圖書館長某，坦承為中共地下工作者（此時地下工作者已無所顧忌，爭相出頭，以穩定各行各業負責人），向秋公讚揚我「廉潔有為，思想進步」，請勸我留下為中共政府效力。我未予理會。

一天，我在德明飯店主持勞軍小組會議，忽聞東郊隆隆炮聲，直覺共軍來攻，想到事前未為科中同人安排應變費而感內疚。後來始悉此系駐軍佈署撤退前，先向郊外放炮，虛張聲勢。次日回到科裡，清理保險櫃中剩餘勞軍款，由同人集體簽請以此發給應變費，經我批可後，每人具領若干銀元。我婉謝同人要我也領一份，並告示同人說：「倘共軍終未來，政府清查此款，我未取分文，僅得受行政處分；如我也具領，則難逃共同貪污罪名，構成刑事責任。」後來中共接收市政府，召集我和同人清算此款，指我貪污。幸科中一位馬視導起立澄清說「科長未取分文」，有共同領據為證，勉過此關。

那時我家暫住江邊一幢樓房中的兩個房間，據說是王耀武將軍原擬開設旅館的建築。五月十五日上午，忽聞長江處處爆炸聲，定睛一看，原來駐軍正在爆破沿岸躉船，驚覺軍隊即將撤退，立刻收拾兩口衣箱，攙扶全家老小，在炸毀的躉船附近，雇小劃子直抵武昌徐家棚火車站。我們在眾多難民中，跨越軌道擠上了一節車廂。半夜前，幾條軌道上的車廂陸續掛走，而後炸斷了各道鐵軌，獨獨留下了我們這節車廂未動。

待天濛濛亮，我們趕緊雇挑夫挑兩衣箱往大智門火車站。只見長長的列車，內外頂上都擠滿了人和行李。司機逃遁，火車難動。我們轉往姨姊家，拜託照顧全家老小，讓我個人步行去湖南。原在黨政機構工作的姨姊夫婦說，他們也自身難保，無能受托。此時走投無路，想到與其留在武昌，終被中共抓回，不如現在自己回到漢口，安頓老小後再去市政府，徐圖打算。十六日下午，共軍不費一彈進入漢口市區。我去探訪漢口市警察局李局長寓所。只見他倒在床上翻來覆去嚎啕大哭。

中共成立武漢市政府，設置民政局，下屬社會科等。一位山東老粗郎某任社會科長，我則以「武漢人民市政府顧問」名義予以輔助（被稱為偽員的舊主管，皆以此「顧問」名義輔助中共新主管）。此後我受盡歧視和屈辱（大致記載於拙作《武漢歸來》）我每天去看秋公，告以所見所聞千奇百怪之事，尤其是每日親身經歷。秋公常驚詫並低聲譴斥道：「個雜子！這麼壞！」（武漢口語罵「這個雜種」，意謂下流。）

如此度日如年的煎熬了將近一個月，想逃無從逃。一天，郎科長在辦公室當眾突然問我：「孫中山是革命的，還是反革命的？」制式答案當然是反革命。我則答道：「我不知道－－如果幾千年的專制是應該推翻的，他就是革命的；如果幾千年的專制是不應該推動的，他就是反革命。」郎科長語塞。下班後，某視導（姓名已忘，仍記得他的容貌）跟隨我到府外，悄悄對我說：「科長，你不能拿自己的人頭在手上玩。現在你只有兩條路：一條是順從；一條就是趕快走。」我對秋公說，我們是到了非走不可的時候了。家人不可能同時走，只有個人先逃出去。其實此時中共還未撼動秋公。中共在所有佔領的城市，策略都是先穩定，再收拾。秋公從各方面早已體察到，如再留下去，終難脫身。於是我倆決定：走！我先走。

如何走法？危機四伏。恰巧前幾天，內子在街上碰到一位姓李的小學時同學，他膽大心細，熱心快腸。便請托他會同近日剛自江陵來我家的盧表弟，先為我們探路。幾天後，李同學回來說，他們跟隨著一批難民，想循陸路走向湖南，不料在兩軍對峙的地方，被亂槍打散，一個豬販被打死，盧表弟和少部分人幸運衝出去了。但他已打聽到一條較安全的通路，便是乘長江輪至監利新堤鎮，再搭小舟通過封鎖線，經洞庭湖到達政府區的湖南嶽陽。（後來我們通過時，遭到兩岸兩軍射擊）

我擇定週五晚上啟程，週六偶爾一天不上班，不致引起中共警覺。遲至週一，我則已到達岳陽。將此告知秋公，他至為欣喜，立即要我坐待一會，他戴上草帽出去。回來時，揭開草帽，問我還認得他嗎，原來他剃了個光頭，準備化裝循此水路逃出去。我們約定在長沙見面。後來他尊翁安排與幾個黃陂小商人同行，只說他是個做生意的朋友，不多言語。果然沿途無人認出他就是他們黃陂鼎鼎大名的胡秋原。

秋公一生審時度勢，提倡學術，匡正時弊，探討國家前途，因而主編和創辦過不少刊物。如民國十五、六年在武昌主編《武漢評論》、《中國學生》，二十年在上海創辦《文化評論》，二十六年在漢口自辦《時代日報》，二十八年在重慶創辦《祖國》週刊（嗣改月刊，後因自營印刷廠遭到日機轟炸，負債纍纍，於三十三年停刊），之後主持公辦《外交季刊》，三十四年再辦《民主政治》月刊等等。這些刊物多因時局動盪，秋公行止不定，難能持久。其中以抗戰期內住重慶時間較長，《祖國》方得以持續四年有餘。

秋公三十八年逃出武漢後，在《香港時報》兼任主筆，藉此等待老父和妻、女、子六人逃離內地來港。次年家人分別抵港後，四十年全家遷台。除出席立法院會議外，仍為《香港時報》寫社論。五十二年八月創辦《中華雜誌》，持續出刊了三十年。這是秋公最後創辦的刊物，也是他出刊最久的刊物。

記得《中華雜誌》創刊籌備會上，到有鄭學稼、沈雲龍、周棄子等文教界名士十餘人，現皆已駕鶴西歸，就連創辦人胡秋公也魂歸道山了。數來今日僅存下的，只有我和經手編排了三十一年《中華》的蔡天進先生。當時雜誌登記是半月刊，我力陳改出月刊，以免將來人力財力不繼。秋公接受我意見，並委託我任總編輯，我以事忙未受命。

《中華》初時由秋公自己主編，直到五十八年赴美省親，才請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員徐高阮先生代編。秋公回國後，徐先生在一次《中華》歡迎日本學者木下彪先生的茶會上，拉我至室外責備似的對我說：「以你和胡先生的關係，他出國，編務當然由你代理，怎麼也輪不到我。以後胡先生出國，編務應由你負責。」我無言以對，默認理虧。民國六十年我退出聯合國，秋公應美國留學界之邀，至美國華盛頓參加留美學人愛國反共聯盟大會講演。行前將《中華》稿件一捆送到我家，要我代編三個月。此時我已無法推卸。及至秋公回國來到我家，我告以三個月已滿，要交出編務。不料秋公自沙發上猛然躍起，厲聲大表不滿。我說，就延續至一年吧。結果延續至三年。才將編務交給曾祥鐸先生，以迄王曉波先生。

在我接編的前三個月中，正值美國總統尼克森，在季辛吉秘密運作下，訪問中國大陸，轟動全球。我將港台報紙電訊，綜合編成《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新聞日記》，作一系統完整報導。而不惜冒犯警總「書刊審查小組」，不准轉載港報尼克森此行新聞和照片的禁令。我將港報照片（台灣報紙禁刊此行照片），配合新聞日記刊載。此事如未能取得諒解，該期《中華》即可遭到查禁沒收。我先向負責文宣的中央黨部第四組主管總幹事數度疏通，並請報告正在山上開會的陳裕清主任。然後再請電警總「書刊審查小組」負責人，介紹我前往溝通。幾經周折，終獲兩單位諒解。該期雜誌既出，搶購一空。其後兩三年，適逢發生許多政治事件，諸如由《中華雜誌》文字及王曉波先生《保衛釣魚台》文章，引發海外內蜂起雲湧的保釣運動；日本政府派椎名來台「說得」，將與中華民國斷交，秋公力言反對，並阻止椎名入境等等。讀者鹹盼閱讀敢言敢為的《中華雜誌》。《中華》一時成為經銷商和書攤搶手貨，因而連連再版。銷數由我接編時的每期印刷兩千本，激增至一萬本。盈餘用以出版秋公著作。是時，有蔡天進先生和「心廬」（秋公和鄭學稼先生建議總政治部所辦專為政工干校高材生講課的高級研究班）學員許良雄、陳篤恭、張悅雄幾位先生幫助校對。

七十年，秋公心臟病發作，十一月飛美檢查，翌年在美施行心血管繞道手術，八月返台。赴美前委請我再度總編《中華雜誌》。當時由於國內外客觀形勢變化，《中華》銷數已逐漸下落。我告訴秋公，除客觀原因外，還有主觀原因。詢我何所指。我坦然說，第一、每期大篇幅連載秋公自己的傳記，排擠了其他文章。第二、與李敖訴訟官司文字太多，讀者固然都認為你有理，但無興趣每期閱讀長篇累牘的訴訟文。第三、因為自己處於訴訟中，對權力中心有所忌諱，因而有些應該議論和主張的政治事件，都隱忍不發。秋公要我舉例。我舉留美學人陳文成教授在台大墜樓死亡事件，疑雲重重，震驚海內外。讀者鹹昐《中華》有所評論和分析，但《中華》隻字不提。類此兩三次，讀者就不再寄望《中華》了。而傳記和訴訟文字，又排擠了讀者喜愛的其他文章，銷數自然日益減少。在我那次再度總編時，有曾祥鐸、蔡天進、福蜀濤幾位先生協助編務。秋公七十一年八月返國後，我交出了《中華》，此後一直有賴毛鑄倫先生總編。

《中華雜誌》在不堪賠累下，終在民國八十一年八月出刊三十週年時，宣告停刊。八十二年復出季刊四期後，《中華》的時代至此結束。三十一年來，《中華雜誌》提倡學術，臧否時政，鼓動風潮，帶領民意，影響了海內外許多知識份子，已善盡了他的時代使命。秋公也克盡心力為歷史留下了這三十一年的見證。

秋公雖然反共，但熱愛中國；之所以主張抗俄，也就是為了熱愛偉大的中國。自民國五十八年中共軍在黑龍江珍寶島抵抗俄軍後，秋公對中共已逐漸改觀。鄧小平再起，秋公反對的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已漸從中國共產黨體內褪色。於是秋公起而推行中國和平民主統一運動，在一群精英知識分子響應和努力下，民國七十七年四月，成立了「中國統一聯盟」。秋公推介本省籍名作家陳映真先生擔任首屆主席，自己也被推為名譽主席。

是年八月赴美省親，亟思往中國大陸一遊，除探親訪友尋古外，並擬與大陸各界交談民主統一問題。九月十二日，由長女公子采禾小姐，旅美工程師楊雲先生陪同秋公伉儷，自美赴大陸旅行三十八天（其間曾祥鐸、繆寄虎等先生，曾由台灣前往分段隨行）。見到老友中共國家主席李先念、周恩來遺孀鄧穎超和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等中共領導人，暢談對中共和中國前途的看法，鼓吹其和平民主統一中國的理論。亦對北京大學師生講演中國統一必能富強。又參加上海的復旦、同濟等大學座談會講演。所到各地各處，備受各界歡迎。全國政協王克斌處長全程相陪。民革副主席賈亦斌先生也在北京、武漢和上海作陪。但不料此行卻被台灣的國民黨主席李登輝，認定附和中共統戰，在中常會上斷然開除了胡秋公黨籍，並放言威脅不准回台灣。

這一荒謬舉措，引起了海內外主張和平民主統一的愛國人士萬分憤慨，群起聲援。中國統一聯盟在主席陳映真先生的堅定領導，執行委員王曉波等先生的精心策劃，秘書長劉國基先生的大力安排下，在台北、台中、高雄等地持續舉辦了許多場聲援胡秋公的講演座談會，且發起了國民黨籍盟員退黨的行動。僅在前兩場講演會中，簽名退黨者，除王曉波先生和我外，激於義憤退黨者竟有二十一人之多。我們頓悟此舉抗議的只是李登輝的獨台國民黨，而不是孫中山先生的正統中國國民黨，為恐妨害正統，以後各場都停止了退黨簽名。當時的聲援活動頗多壓力，陳映真主席飽受威脅，但他在統聯執行委員會上悲憤慷慨的說：「我坐過七年牢。凡坐過牢的人，沒有不怕再坐牢的。但為了胡先生，我願意再坐一次牢！」

國民黨決定開除秋公之際，秋公正在西安準備前往敦煌、新彊烏魯木齊絲路旅行。獲悉後當即發表談話說，他和國民黨是道義之交，也是患難之交，對國民黨的決定感到惋惜。香港一位資深政治評論家，也曾與秋公同任重慶《中央日報》主筆的黎晉偉先生，則為之痛哭。他說：「我之痛哭，也非為胡秋原一人而哭，而是為中國讀書人而哭。試想想，胡秋原的文章著述，起碼超過一千萬字，對於古今中外之書，也幾乎無所不讀，我對他，自問有『望塵莫及』之歎。大陸有十億人口，加上台灣和海外五千萬的中國人，請問能夠比得上胡秋原的有幾個？對於這樣一個讀書人（他自稱曰『老儒』），我們不僅不知尊重愛護，反而以能將之『摧毀』而後快。如果尚有良知，不失聲痛哭者，非人也！」黎先生感覺，此事如果蔣公尚在，應不會發生。（文載《中華》七十七年十二月號）

秋公自西安以後，他和采禾小姐，時在晚間來電話我家，詢問此間情況，並感謝各界和統聯的熱誠支援。他從烏魯木齊再往成都、武漢、上海、廣州、深圳至香港。我盼望他在上海探訪被監視的作家王若望。他並未見到，後來王若望獲准出國，反到台灣「回」看了他。在此順筆一記。

在幾次電話溝通後，秋公決定回到台灣，不去美國。當他到達中正機場，走出關卡，受到了統聯三百多位盟友盛大而熱情的歡迎，為他戴上花環，請他致詞，一掃他多日來心中的陰霾和鬱悶。

然而李登輝的國民黨仍節節進逼，除了立刻通知他繳回黨證外，十一月五日《中央日報》以三欄大標題，刊載「周之鳴向高檢處遞狀控告胡秋原涉嫌通敵」。隔兩日《自由時報》第一版報導，高檢處已開始偵察胡秋原的大陸之行。因而更激起了統聯國民黨籍盟員的憤怒，堅決於十一月九日上午集體前往中央黨部舉行退黨典禮，繳銷黨證。

那天，退黨盟員、觀禮盟員、記者等約百餘人。我們在鎮暴警察的重圍阻撓中，站在中央黨部大門前舉行退黨典禮。先向國旗行三鞠躬禮，由音樂家張世傑先生領唱黨歌，總理紀念歌，總理遺囑歌。接著由我講演，說明胡秋原先生在大陸，主張廢除俄國人命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稱號，改稱孫中山先生命名的「中華民國」；主張實行孫中山先生民生主義公營和私營並行的混合經濟制度；主張實行孫中山先生遺囑，召開國民會議，申張民權等等。這難道是替中共統戰嗎！我接著說，現在中國國民黨已變成了「台灣國民黨」，中華民國已變成了「台灣中華民國」，所以李登輝一定要開除這位主張和平民主統一中國的胡秋原先生。我們今天退黨抗議，交出黨證，是希望能藉此喚醒國民黨內尚保有民族志節的同志們奮起，重振黨魂黨德，為實現孫中山先生的理想而奮鬥。

之後，王永先生向全體朗讀了《為集體退黨致中國國民黨同志書》。一位年老的退黨盟員陶蒙恩先生，在百感交集，悲憤填膺的情緒下，不禁嚎啕大哭。引起大家一陣沉痛和感傷。

王曉波先生和我，代表退黨盟員進入中央黨部，將黨證和退黨聲明書，交給代表李煥秘書長接見的高銘輝副秘書長。我向他表達了對黨中央處分胡先生的不當不公的不滿。王曉波先生除對開除胡先生表示抗議外，並指出「三不政策」造成了民族分裂。我們為了不做「民族叛徒」和「歷史罪人」，只得含悲退黨，以期喚起黨內同志的黨魂和國魂。此時組工會關中主任趕到。高副秘書長正向我們表示開除胡先生之事，不無遺憾和不周到，中央正考慮修改黨章，以後處分黨員，要給予申訴機會。並聲明將我們的黨證留在黨部，只是暫時為各位保管。

關中主任發言則說，為了避免外界誤以為政府有和談之意及其他人的傚尤，中央才斷然處置胡先生。並說現在中央正在廣為吸收黨員，退黨對組織工作會打擊太大？

我不忍卒聽，立即打斷他的話說：「你這一套，是高高在上常『訓』一般黨員的話，今天不該拿來『訓』我們。我們不要聽了！外面還有群眾等著。」於是拂袖而去。

我和王先生走出黨部，由我向大家報告了大致經過，但對關主任的不愉快，恐引起群眾激烈反應，隱而未提。我們在全體向黨旗行告別禮三鞠躬後，結束這場史無前例的退黨典禮。

若干年後，正是當時中央黨部的首席副秘書長宋楚瑜先生，在他省長任內，曾鄭重表示國民黨中央以後開除黨員，不可輕率，如對胡秋原、○○○（已忘名，見《聯合報》載）。以後「情如父子」的李登輝、宋楚瑜交惡，不知這席話是否也是橫梗在李登輝心裡的一根刺？

以上略記與秋公交往二三事，或可觸引秋公至親好友，各屬一文，記述與秋公交往之二三事，以為軫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