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地緣、政治看21世紀的中美關係

(二)

馮啟人
(東海大學政治系教授)


角色定位:中美關係之挑戰

自90年代初期,蘇聯帝國崩潰,結束了近半世紀東西兩大集團之冷戰,解除了美國在意識型態上所受到的威脅。國際格局亦隨之產生了第二次的巨大權力結構的改變。尤其是在亞太地區,一個崛起的中國,在21世紀的國際政治舞台裡,由於它在國際經濟上所產生之衝擊,將使美國的決策者面臨角色調適的困境。在即將到來的太平洋世紀裡,到底美國應視之為國際事務的參與者(Player)、平衡者(Balancer)、競爭者(Copetitor)、調停者(Mediator)、夥伴關係(Partner)或領導者(Leader)。此等角色之選擇對中美兩國之關係,毫無疑問地將既深且鉅地影響到亞大各國未來之發展。

無可否認,美國仍是今日最強大的國家。但從新現實主義態度及冷戰時代的經驗來看,權力之集中並不代表擁有強大國力的國家,便能有效地發揮其影響力。時至今日,權力之差距已不很重要,次級國家在現今之國際格局下,已能處處掣肘超級強國,而軍事科技的進步,已使超級強國對戰爭的發生,擁有同樣的恐懼心。事實證明單憑軍事力量便能實現政治控制之時代業已一去不還,美國在二次大戰後具有強大國力,但在國際事務上,卻顯得在小國中備受困擾。

由於蘇聯之解體,冷戰後期,美國以「以華制蘇」戰略已失其效用,而冷戰之結束,中共則已完全失其戰略價值。但從另一角度來看,因蘇聯自亞大地區權力結構中急速減退,國際體系轉變,加上中共自「改革開放」後,經濟上的突飛猛進,益發凸顯出中共在此一地區扮演超級強國之角色,由於中美兩國權力的消長,在21世紀裡,兩國勢必扮演著「競爭」與「夥伴」的雙重角色。尤其是戰禍之源的中東地區,在武器之管制上,中美如不能達成協議,則美國的油源及戰略利益,必受到嚴峻之挑戰。加上21世紀的兩極對抗,已使美蘇兩國國力消耗殆盡。昔日富甲天下的美國,自1986年起已淪為債務國,每年舉債近於千億。冷戰結束後,雖欲爭取最後時機建立單一霸權體系,惜國力在迴光返照下已力不從心。是以柯林頓在就任第二任總統時,不得不宣稱加強中美關係為今後首要之務,自天安門事件之後,低落之兩國關係已日有解凍跡象。

展望21世紀,在軍事科技日新月異之情況下,漫長而大規模之戰爭已與人類日形遙遠。但相反地,在小國之間或國際恐怖份子,使用摧毀性武器之可能性卻大幅度上升。1991年的波斯灣戰爭,伊拉克強人在美國大軍壓境的情況下,即揚言不惜與美國霸權玉石俱焚。而新興國家對軍火之採購,亦使太平洋世紀中之亞洲,變為極不穩定的地區。武器與軍事科技之擴散,因此構成「最具危險性的新威脅」。為求達成防止大規模之武器擴散,美國勢必加強與中共之協議。在此情勢下,美國在冷戰期間所扮演之領導者(Leader)角色已日漸式微,只能以競爭者(Competitor)或合作者(Partner)的角色與中共相互影響。例如自1991年3、4月間,中共便以出售M-11飛彈予巴基斯坦,並與敘利亞洽談M-9中程飛彈的交易,以抗衡美國自以色列立國以來,對它幾十年的無條件支持,此一事實嚴重地危及中東地區之穩定。為此促成了美國前國務卿貝克(James Baker)在1991年11月,匆促專程前往北京,以撤銷六四以來不出售中共人造衛星與超級電腦的禁令,以交換中共不再出售M-9及M-11飛彈予敘利亞及伊拉克,並遵守飛彈科技管制協定的保證。但旋踵在1992年9月,當時布希為挽救競選連任之頹勢,宣佈出售台灣150架F-16戰機。因此立即遭到中共之報復,揚言將杯葛聯合國五強的中東武器管制會議。在在都顯示出美國對中共武器之輸出,因缺乏有效制衡的籌碼,是以兩國顯然只有以競爭者與夥伴關係,參與國際事務。而在競爭成本高於合作利益的情況下,美國唯有提升與中共之合作,加強兩者對談的程度,才能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

中國威脅論:中美關係的暗礁

在即將到來的太平洋世紀裡,經由整合而建立的經濟體,將在既合作又競爭的國際關係的格局下運作,已成為國際關係主流。而經濟體內的國家為鞏固其在國際上之影響力,更亦不得不極力擴張其經濟力量。柯林頓總統於七年前即以「重振美國經濟」贏得選戰而入主白宮。其後競選連任。亦倡言以「經濟建設」來帶領美國跨越「世紀之橋」。在過去的數十年裡,美國以經濟實力稱雄世界政壇,如今面臨一個崛起的中國,以三倍於美國的經濟年成長率,邁入以經濟發展為重心的新紀元。尤其是美國與亞太地區的貿易額,早已超越美國與歐洲的總數,據估計在下一世紀之初,此兩地區的貿易差額將達兩倍,尤其是現今美國每年近1,000億美元的外貿逆差,大都來自亞太地區。其中美日貿易逆差即達45%強,與中共貿易逆差高達230億美元,加上四個現代化帶來的雙數字年成長率及12億人口的潛在市場,已吸引了40%的國際投資,在在都顯示出美國已從「干預者」淪為「競爭者」(Competitor)的角色,這些都是美國無法忽略的中共經濟實力,構成了所謂的「中國威脅論」的動力。如果美國能面對此一新情勢,甘於現實地與中國在「和平共存、共存共榮」的目標下,攜手合作,原是促進世界和平與繁榮的契機,無奈美國偏醉心於「單一體制」(Unipolar System)權力架構。與中共分道揚鑣,冷戰結束後更鼓吹分裂中國(《紐約時報》Breaking China Apart),遏制中國(《時代週刊》:Containing China),撻伐之聲此起彼落,而以1994年初的《即將來臨的美中衝突》(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最具代表性。【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