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台灣警察沿革志》有感

1895年，《馬關條約》割讓台灣後，台胞即成立「台灣民主國」推舉唐景崧為總統，抵抗日軍侵台。

主持本書出版的王曉波教授囑我在本譯書的前面寫一篇序，使我頗感惶恐，因為我一直不願與搞政治／社會運動的朋友們走得過於「親近」。雖然，我尊重朋友們在其社會行為上所作的諸種自主性選擇，但我一直堅持著要我朋友們，亦能尊重敝人不介入任何黨派的政治／社會運動之生活信念。筆者一貫地自我期許，更盼望能出「淤泥」而不染，繼續在學術界盡一點棉力。

李敖兄說得好：「歷史的史／資料不會自動地來找你，但政治這個東西，儘管你不願接近它，政治還是會很積極地來找你麻煩的」（大意，無法詳細明示李的全文及其出處甚為遺憾）。此文，則是為了堅持民族及准學術的大義破例之一舉。

當，我開始關注及搜集台灣近現代史相關史／資料的50年代中葉時，甚快發現了《台灣警察沿革志》的存在。給予線索的則為下列三本書。

（一）蕭友山編著《台灣解放運動的回顧》（台北．三民書局，中華民國35年9月15日初版）。

（二）張深切著《在廣東發動的台灣革命運動史略附獄中記》（台中．中央書局，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十日出版）。

（三）鷲巢敦哉著《台灣警察四十年史話》（發行人，台北市，鷲巢敦哉，昭和十三年〔1938年〕4月28日發行。按此書無標價，亦欠發行所，該是自費出版一類書）。

（一）之蕭編著為日文小冊子。據其出版日期可以判定，著者在光復不久就編著成的教宣用小冊子。在其《前言》末尾，編著者明示了本冊子的資料主要來源為︰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特秘刊行物、《警察沿革志（二「中」）》另亦引用了《帝國主義下的台灣》（矢內原忠雄著）。

迄至60年代前葉，筆者尚不知蕭友山為何許人。當今，從事台灣近現代史研究的同仁們都該知悉友山即是蕭來福。蕭在上揭前言裡的「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特秘刊行物《警察沿革志（二「中」）》」一行字喚起筆者近20年的探索之路。

繼（一）之蕭編著，筆者搜集到（二）之張著（當今，《張深切全集》，1998年1月1日已由台北，文經社出齊，本書則可在其《卷四》參看。）此書中洪炎秋所寫《序》（原書之頁2-3）的一段話提醒了我對《台灣警察沿革志》的警戒心。洪說︰「深切兄既有了上述那麼一大段的鬥爭光榮史，所以對於以往抗日的經過和日寇對於愛國志士的壓迫，都是身歷目睹，知悉詳盡。現在鬥爭經已告終，獲得了勝利，收復了故土，而且行憲在即，一切如願以償，所有民族鬥士，任務已畢，功成身退，均已解甲歸田，身體精神，按理是早獲自由，從此可以坐享太平清福，甚或進而搖身一變，改換作風，夤緣高位，好漢原可不談當年勇了，只是他們所保存的寶貴史料，價值仍高，如不設法公開，則研究台灣革命歷史的人，不得不僅靠日寇所發表的資料，如《警察沿革志》之類，成了片面官司，對於民族正氣，影響很大，所以深切兄這些紀錄的出版，是很有意義的。」

另外，張也在其著頁20明寫著︰

「當時的組織內容如何，經過這20年的光陰，參加者自己也大多忘記，而當時的記錄，均已散失無遺；現在可供參考的只有《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志》一種資料。但是這部書也極其杜撰無比，實難可靠。例如當時謝文達並未在廣州，他們捏造為本團的總務部長。又洪紹潭原非革命青年團員，他們不知何故，也列他為財政部長。諸如此類，《警察沿革志》這部書，除作台灣革命家的回想錄外，絕無絲毫的價值。」

張的這個指摘告訴了我們，日本警察亦有「虛構」、「誣陷」及「誤認」之可能。

從事歷史研究的友好皆知，被殖民方是具有劣惡條件才會被殖民、被鎮壓的。不然被殖民方大可把侵略者在來侵時就打回其老窩的。當，被治方自殖民主義體制的桎梏解放隨後，為了奪回自我歷史的重建及創寫，立即有搶救史／資料的緊迫性課題。因為，被殖民地通常欠缺史／資料之故。

侵略及支配方，尤其日帝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敗戰之後，有被追究侵略責任及賠償之可能，日方相關當局盡其所能掩蔽其「罪行」而忙著燒燬有關檔案及史／資料。

我看到蕭編著及張著後，立即自心底湧出一股探索《台灣警察沿革志》的使命感。儘管日本當局有其「虛構」、「誣陷」，資料仍然值得我們去確保。著手的第一步，當然是，查尋大學圖書館收藏之概況。但遍查都查不出，蕭編著所揭示的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特秘刊行物《台灣警察沿革志（二「中」）》的收藏機關。

直至70年代搜集到《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志》一共三編全五冊（另據傳有《別篇詔敕、令旨、諭告、訓達類纂》昭和十六〔1941〕年刊）時才弄清楚真正鑲嵌有秘字及刊行號碼者只有該志第二編《領台以後的治安狀況（中卷）－－（社會運動史）》一本而已。

我們得再返回上列（三）之鷲巢著《台灣警察四十年史書》之有關著述。在探索的過程，筆者陸續搜集到鷲巢的多種著作。其中比較明確地描述有關他受命主編《台灣警察沿革志》事項者則為（三）之專著。雖然鷲巢在其《自序》道出，沿革志僅印三百套以供官署參考而已。但筆者曾經閱讀過鑲嵌有「No. 314」的原版書。可見鷲巢本身也有誤記之處。

不管如何，這一本秘本之原版書在當今的台灣除了情治機構以外，私人所存藏者不會超出五本，是筆者的揣度。日／台兩地的存藏都出奇的鮮少，這個又可當為我們好奇人士探索的另一個子題。

言歸正傳，這一次將被翻譯出版的並非極秘本，不過對我們來言仍然不失其珍貴性。但千萬勿忘，這一本《沿革志》同是我們敵方人士所編著，我們僅能當作參考來利用。真正立於我們民族主體性的抗日運動史的撰述還有待我們大家的努力。

拉雜寫下一些零星的記憶及感觸，聊以作為這本譯書的代序。

2000年8月3日於台北．新店．梅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