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發展，放棄統一？

分離主義者的兩套邏輯

經過了選後的緊張，兩岸關係似乎平靜了下來。一向樂觀的台灣分離主義者因而更為堅信，中共盱衡世界局勢之後，已經很理性地接受民進黨的登堂入室，慢慢地要將關注的焦點，從兩岸關係轉回到國內的的發展問題上。久而久之，兩岸分離勢必可以水到渠成，最樂觀的人於是還預測說，中共不但將接受台灣是獨立於中國之外的主權國家，甚至還會有所贊助。

讓分離主義者感到樂觀的跡象之一，是大陸即將要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在這個組織之下，北京不得不全心全意地來替其國內產業發展升級努力，而台灣進入了世界貿易組織之後，更可以誠心誠意地來幫助大陸適應新的發展，兩岸於是會形成一種所謂的「經濟中國」。北京領導人在這種軌道中的時間一久，便不會再認為政治上的台獨有什麼不好，反正兩岸經濟已經發展成為一體，這時若要為了台獨而開戰，實在說不過去，不但摧毀兩岸的經濟合作，更將傷及大陸自己的經濟動脈。

不過，分離主義者所期盼的經濟中國，其所依據的是某種追求發展的自由主義理性，那是不是可以用同一種依據，來說明此岸也存在一個理性的台灣呢？事實上，人們在台灣所耳熟能詳的邏輯，卻又好像完全不一樣。分離主義者一再強調的是，台灣已經站起來了，台灣人民也已經站起來了。不少分離主義者並鼓吹要有不惜一戰的決心，為的就是追求台灣永久獨立於中國之外。

再看政府的政策，像戒急用忍的政策，就絕對不是從經濟的角度來著眼。採用同樣邏輯的政策論述，還有包括對台商徵收國家安全捐，禁止科技公司赴大陸設晶圓廠，停辦大陸學歷認證，拒絕大陸新娘在等候配額期間有工作權，反對開放大陸勞工來台等等。

更重要的是，台灣在經濟發展起飛以後，對於自己的認同問題，不但不是愈來愈淡化，反而還是愈來愈敏感。似乎在社會生活逐漸富裕之後，政治人物更加地在利用國家認同的問題來吸引選票，領袖們最關心的議題也是國家認同。像呂秀蓮副總統，幾乎在所有的演講場合，不論是否與當時的主題直接有關，幾乎都會提到國家認同的事。

假如台灣人在經濟發展好了以後，對認同方面的需求提高了，為什麼分離主義者會期待說，假如大陸的經濟發展好了以後，就會對台獨的敏感度降低呢？假如台灣為了為創造人民的獨立主權意識，而寧可犧牲經濟交流帶來的好處，為什麼分離主義者會期待說，大陸會因為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而在統一問題上漸行漸緩呢？

一個人我分際渾沌的人情社會

更矛盾的是，多數的分離主義者似乎都同意，台灣不能和大陸統一的重要理由之一，就是台灣已經是個理性的自由主義社會，而大陸仍然是個落後的極權社會，強行統一的結果，會造成台灣民眾的損失。然而在評估大陸對台獨的態度時，卻又用一種自己熟悉的理性來推測彼岸的動機。

換言之，對許多分離主義者而言，大陸是不是理性，要看討論的問題是什麼。假如問題是台灣要走統一或獨立的路線時，大陸就被認為是個不理性的社會；但假如問題是北京會不會接受台獨時，大陸就變成是一個經濟理性主導的地方。

除了在邏輯上的反反覆覆之外，更重要的一個盲點是，分離主義者說不清楚什麼叫做理性？對分離主義者而言，追求台獨是理性的，因為台獨被描述成是一個自由社會裡人們自己決定的價值。但在大陸，反對台獨卻被認為是不理性的，故只要經濟愈是發展，人們經濟理性愈是強，則對台獨進行反制的需要就被相信會愈低。

其實，大陸的理性和台灣分離主義者的理性頗為相同，那就是，當物質生活愈是滿足的時候，人們愈會感到精神生活的空虛，則像國家認同或民族尊嚴之類的論述，反而更容易佔據人心。台灣自己的經驗說明了，自由主義學說並不會隨著經濟發展而一路攀升，它可能流行於一時之後，形成一股反動的力量與之抗衡，從而鼓勵了人們思索一種屬於本土的、歷史的關懷角度。

自由主義的學說尚且如此，更別奢望自由主義的實踐會落實在大陸。先想想看台灣自己，是不是自由主義的學說與實踐，在台灣是線性地朝西方國家的模式堅定不渝地前進呢？非也，像分離主義者自己所提倡的國家發展目標，就顯然不符合自由主義那種以個人為思考起點的習慣。如果再深入去觀察學校裡老師們的身教與言教，社會上耳濡目染的，恐怕還是一個人我分際渾沌的人情社會。

此外，台灣政壇沒有尊重個人的文化，政府機關運用公權力介入隱私的實踐，比比皆是，到了選舉期間，更是無以復加。經濟方面的例子是，股票市場上人頭充斥而習以為常，對自由主義最重視的財產權，台灣社會則發展出各種加以顛覆的巧妙手段。這些手段在大陸建立市場秩序的進程中，正變本加厲地出現，其中台商不規範的商業行徑，也對這個不自由的市場經濟秩序貢獻了不少。

這樣看來，分離主義者所寄望的經濟中國，即使真的逐漸發生，也不代表身於其中的兩岸人民，在言行上就會變得更加地符合自由主義的經濟理性。遑論台北政府還在分離主義者的主持之下，阻撓經濟中國的出現。

但是，分離主義者即使這樣邏輯混亂，一廂情願，仍然可以讓我們學習到某些重要的信息。不是說他們的表現不重要，而是說他們對台獨的執著，已經可以到達這樣混淆視聽的地步。混淆的還不是他們想要說服的對象，而是他們自己。在這裡，人們豈能不警惕到，大陸上的民族主義者想必也是陷在同樣的情緒之中，只不過民族主義者的情緒，指向一個與分離主義者完全相反的方向。

分離主義者講的功能主義

經濟中國的說法，是套用了國際關係理論中的功能主義學派，即相信交流可以改變政治。不少大陸學者其實很信這一套，用這個理論在勸自己的政府，應該要積極改革以能符合世界規範，與世界經濟體制接軌。批評他們的人說他們太理想，沒有看清楚功能主義理論中隱藏了帝國主義和平演變中國的圖謀。誰對誰錯當然還難定論，不過裡頭的矛盾情緒展露無疑。

矛盾的兩端分別是政治與經濟。分離主義者要用理想主義的經濟交流為手段，攫取國家主權獨立的果實，但卻苦無證據說明，為什麼彼岸在經濟交流之後，願意放棄在國家主權問題上繼續做文章。而民族主義者要靠經濟交流來強國，但卻在交流活動中感到一種要被繳械的恐懼。

假如分離主義者把功能主義看成為工具，民族主義者把功能主義看成為必要之惡，他們到底是會被功能主義所一起吞噬，還是會不自覺地共謀來扼殺功能主義呢？萬一功能主義不能幫助台獨，反而造成台獨意識的模糊，那推動經濟中國的目標不就泡湯了嗎？但假如台獨意識不會因此而模糊，那怎麼可能容許經濟中國自然出現而不加干預呢？政府對台商的抑制，不就是這裡最好的註腳嗎？

所以說，分離主義雖然在邏輯上好像贏定了，即大陸的不理性是台灣應該追求台獨的理由，而大陸的理性是台獨會成功的理由。但在實踐上，阻撓著這樣的發展的，正是分離主義者自己的戒急用忍。除非，他們先騙自己說，我們不要台獨，我們只要功能交流，等達到經濟中國的境界時再告訴自己，我們是騙人的，我們要的就是台獨。對他們最大的威脅是，他們會忘記自己當初是騙自己的，所以也就忘記在經濟中國問世之日，宣告台獨。

經濟交流中模糊了獨立目標

民族主義者站在一個相對有利的論述位置，因為他們相信，功能主義者鼓吹的經濟中國有利於民族統一。對他們而言，假如功能主義的結局是分裂，表示台灣違反了功能主義。台灣既然不受限於功能主義帶來的統一條件，為什麼大陸就會自縛於錯誤的功能主義，騙自己說統一已經水到渠成？民族主義者大可以用功能主義之名行民族主義討伐之實。

分離主義者寄望於經濟中國的是，北京把統一的目標淡化了。假如分離主義能證明，他們自己在邁向經濟中國的過程中，也會對分離主義的台獨目標日益模糊，那他們的邏輯就說得通了。但他們這種邏輯，是建立在自我毀滅的預期上，故恐怕很難能從這個角度來論辯。然而，正是在這一點上，分離主義者恰恰是最有見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