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左」翼國際出現了嗎？

這大概是「第六國際」了。

在熱那亞及其他不少地方都顯示著，全球化的經濟已為它自己製造了激進的反對者。雖然他們現在只是「又危險而又不準確」，但是可以肯定，他們將日益暴力化。暴力似乎成為新的風尚。

「西雅圖人民」──這是當時五花八門的反全球化者之「聯合政府」所自稱的名詞；不久以前他們又在熱那亞出現了；在這以前他們即在哥特堡提示其存在。

今後，極有可能，全球精英的所有碰頭會，不論是G7工業國家首腦的高峰，還是世界貿易組織，或者在瑞士達伏斯的那種世界經濟講座或論壇，都會有猛烈的抗議伴隨著，有時是非暴力的，但更常的是上演全武行。

新的左傾反對派出現了。反全球化者便是像他們從前那種「早期社會主義者」或「流浪的布道人」。也就是一個新的國際的天真的雛形。

這是不值得驚奇的。目前正在發展出一個「進行式」形式的市場經濟。數碼的資本主義一步步取代著工業資本主義。這個變化還沒有完成。直到二○○九年與二○一四年之間，當數碼技術發展到極點之時，在大的工業社會中，加速化、非中央化即分散化、非物質化與全球化等超型趨勢才會真正掌握局勢。

屆時就要撐起新的琴絃線。一個全球化的精英即將駕馭TIME（即電訊Telecommunication。資訊技術InformationTechnology、傳媒Media與娛樂Entertainment）市場以及生物技術、化學與能源經濟。這就會使民族國家的權力相對化。

但只要在全球化的經濟沒有全球化的政治陪伴著的時候，就將會發生引起政治憤怒的各種原因；日益增長的不平等、結構化的失業、要命的工作速度、對社會下層及大區域（例如黑色非洲）的分等級與排除，還有對大自然的無止境剝削與壓搾。

這種傾向製造了他們自己的激烈的反對者。僅在十年前，美國政治學家福山還主張自由主義的最終勝利與「歷史的終結」。現在此種說法早已被駁倒，連他自己也不得不進行修正。

因此反對全球化的道德動機是有道理的。不過他們的具體論點大都是摻合活動力量的極為不同來源的妥協口號，很多是海市蜃樓的烏托邦想法。有人認為它至少是危險而不準確的。有的是吞吃了經濟幻想文學，例如，福列斯特（VivianeForrester）與克萊恩（NaomiKlein）等等，不一定都有對經濟運作結構與政治機關的充份瞭解。

這也是不值得奇怪的。那種被稱為像彩虹一般的統一或聯合戰線，包括天主教會至激進的女權主義者，從第三世界團體到同性戀者以至巴西農民協會成員，如何發展出一套國際貨幣基金會那種在技術上令人信服的政策呢？

那當然是不可能的。他們抓住任何一個名詞，例如所謂托賓稅（Tobin-Tax）（諾貝爾經濟獎金獲得者托賓[JamesTobin]的老建議，以限制財經投機），但並不能促進其實現或提出加以取代的制度。然而早期的先知都有著飄動的白長鬚、簡單的口號式的綱領與極端的道德。因此，指責這批反全球化者是「未消化的馬克思主義」信徒雖然頗有道理，但於事無補。

在最近的將來會上演甚麼，卻是不難預言的；抗議運動將愈加暴力化。到一個特定時間，就會有無辜的犧牲者，被傳媒宣傳為典型、為烈士。就像此次在熱那亞被義警槍殺的二十三歲的久利安尼（CarloGiulianni）那樣。然後，抵抗運動必定升級，並且團結在象徵性的領導人物周圍，如墨西哥的農民軍指揮官馬爾科斯（Marcos）。

作為其答覆的，便是在占統治地位的精英的市民與資產階級周邊也會出現極端保守與進行挑釁的相對組織。那時就會有發生「地球內戰」的危險。

到了這點，那就要看有否能發揮魅力的領袖形象出現，像肯尼迪、伯蘭特、岡查列斯或者戴高樂，把局勢通過改革加以控制。假使沒有這種形象或它所需要的結構，就會發生暴烈的武鬥，流血與破壞。按照規律即會有互相更替的、方向完全不同的政權，如同智利的皮諾切取代阿連德。

更可怕且可能的是，到處出現像索馬利亞的情況，軍閥式的武裝集團割據而互相進攻。也會像歐洲十七世紀的三十年戰爭一樣。誰知道，最後會不會有一位新的希特勒或墨索里尼出來現身說法。誰能保證這永遠不會發生呢？

所以政客們（或政治家們）以後要穿暖一些，因為政治氣候會十分寒冷，而他們比一九四五年與一九七五年之間的前輩更為衰弱。但是他們仍要勉為其難地在政治反抗面前支撐下去，而不是世界大企業的大亨，後者一直及時表示，沒有辦法啊，只能把股票持有者犧牲掉。

他們若在這方面不夠技巧，則世界的一萬個分析與一萬名基金經理只能把大拇指向下指。新的資本主義即數碼資本主義，也就是股市資本主義。它不會再有偶爾出現的老式的慈善家，那個時代已經過去。

自然也有世界財政建築改革的實際建議。奇怪的是，提出最廣泛的改革建議的恰恰就是最成功的大投機家之一的索羅斯，炒股票的能手。還有印度經濟學家阿馬提阿森（AmartyaSen）或世界銀行的長期副總裁斯提利茲（JosephStiglitz）等都出了點子。然而他們至今並未獲得多數。

在西方仍然瀰漫著一種極端反調節的聲調；小布希雖然並非其先知，但卻是其勤勉的執行者。歐洲的左派本應是此種改革反思的支撐者，現在卻遲疑著，分裂了，且在困惑中。同時所謂「社會黨國際」（SI），在伯蘭特死後也只剩下其自身的陰影。

因此一切現在都朝向著新的動亂。但它將與一九六八年的青年學生運動有別。今後動亂的泉源極可能是在巴西、墨西哥、巴勒斯坦、約旦河西岸與中國南部即華南一帶，而不是如同當年那樣在伯克萊（Berkeley）。巴黎或柏林；新的動亂將會很少是學院式的與知識分子氣氛的，因而也會更為成功。

不過也會有著平行發展。西方的知識分子，特別是青年學生中的重要部分，也會被此種運動席捲進去。雖然他們目前仍舊在以熱昏的頭腦死啃著波特（Michael Porter）與瓦利安（HalVarian）等及生意與行動計畫。這最遲到二○○五年又將成為過去。

政治階層必須盡快將其觸鬚伸出去，在他們這種接觸可能性還存在的時候。西方現在有著所謂「三分之二社會」，它還算是一種狡猾及禁得起風浪的模式。這個社會由原有成員增補出一個真正有衝突力的，總算過得較好的「三分之二集團」。

在「三分之一社會」之中，也就是新的下層，包括失業者、現代化與網絡化的失敗者以及退出加速化者與自願的下滑者（Down-shifters），即主張多一些生活質量而願意少一點物質的人，還有那些「下車者」，也就是受不了或不願意參與超速化變更的那些人。不過這個三分之一極不可能形成一個新的革命階級，因為長期失業者已經太多沮喪頹廢，而那些反對加速化者之中又太多享樂主義者。性氾濫與同性戀狂潮不就是證明嗎？

然而那都是所謂西方的情況。

不可忘記，在世界上有著更多的「百分之九十比百分之十」的社會，它比「三分之一社會」更為尖銳。在巴西，禁得起衝突的階層被粗暴地隔離。在那裡，未來會像那種所謂Techno音樂的節奏一般地被岔開。

所以羅馬教皇自己也很瞭解，為甚麼他在有關經濟政策問題上如此明顯地使用反資本主義的詞句。他不認為教會的未來屬於世俗化與「已被瘟疫感染」的歐洲，而是在其他的洲，例如在拉丁美洲。教皇不管《商業週刊》、《新蘇黎世報》或《法蘭克福通報》對他的正面或反面的評論。在熱那亞，天主教集團乃構成反全球化分子的重要部分。

我們在西方已經經歷了二十年自由主義的復興。它開始於美國經濟學家的講座，然後繼續在雷根總統與柴契爾夫人的政策中，即所謂Reaganomics與Thatcherism（雷根經濟與柴契爾主義）。又然後在從共產主義被「解放」了的東歐達到頂峰。突然間，本來被排擠的奧地利激進市場派與新自由主義鼻祖哈耶克（FriedrichAugustvonHayek）被捧上了天，成為全世界最喜摘錄的經濟理論家。

這一陣子，鐘擺又打回頭了，開始另一傾向。對非調節化、私有化與自由貿易的迷信褪色了。舊的社會主義計畫經濟固然已像一隻死狗一樣躺在那裡，但新的左傾激進主義導引到何方，無人能夠預言。最可能的大概是環保主義、緩慢論與被選擇出來的東方宗教塊子的合金。

是否那些鐘擺在太過於有傾向時被制止或糾正，以免宗教性的右派與結構性的保守主義的左派掌舵？資本主義的精神根源、德國主義學家韋伯（MaxWeber）在二十世紀初年曾分析了資本主義，認為它是毫無疑義的「最佳制度」。

不過，也是毫無疑義的，西方資本主義需要通過福利社會進行修正。總之，在新的牌桌上要進行洗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