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待未來歷史的批判

我出身於五○年代「白色恐怖」受難人家庭，從艱困中成長，親身經歷也親眼目睹台灣社會底層的民眾生活，而有深刻的同情和感受。

此外，我從小由外婆帶大，在外婆口中，我也知道了近代中國人民戰亂中顛沛流離的痛苦，還有中國農民生活的困苦與貧窮。

這些耳濡目染，形成我心中永遠不能褪去的烙印。小學四年級讀《水滸傳》，至今猶記得。「夏日炎炎似火燒，野田禾苗半枯焦。農夫心內如湯煮，公子王孫把扇搖。」

在我長成的過程中，也曾誓言「我來自貧窮，亦將回到貧窮」，「為了與受苦的人在一起，拒絕上天堂」。

在母親遇難，父親坐牢的那年，我年僅九歲。爸爸留在家裡的書，除了《水滸傳》外，還有《古文觀止》、《史記菁華》、《正氣文鈔》、《三民主義》，我最喜歡讀《正氣文鈔》和《三民主義》，讀文天祥《正氣歌》而氣壯山河，讀林覺民《與妻訣別書》而淚流滿面。從小希望自己長大能為偉大而苦難的祖國做些什麼。讀《三民主義》雖似懂非懂，大概知道那是救國的方針。

由於家庭的緣故，從小就離開了外省人生活的圈子，左鄰右舍都是生活在社會底層的本省人，和本省人的孩子一起爬在地上打彈珠、釘陀螺、掀紙牌、玩凱旋，在泥巴地裡長大。在家跟外婆講南昌話，那才是我的「母語」，跟爸爸講貴州話，在外跟小朋友們講閩南話，在學校才由台灣老師教國語。在學校講了方言要罰錢，我還記得一次五毛，我那有錢被罰，沒有錢就挨打，我也因講台灣話挨過打的。後來，研究台灣史才知道這種國語教學法是日據時期遺留下來的。

孩子們在一起，誰也沒意識到你是什麼人，我是什麼人，但在孩子們吵架的時候，就常常被罵「阿山」、「山豬」。由於「匪諜兒子」的身份，還常常被岐視待遇，為了「你媽是匪諜」，不知跟人打過多少次架，每次打完架受老師處罰的都是我，甚至被老師羞辱「你這個匪諜的兒子」。

在高三那年（一九六三），受「不要讓歷史批判我們是頹廢自私的一代」的愛國精神感動，而在台中響應台大學生發起的青年「自覺運動」。進台大哲學系後，我即參加「自覺運動」和其刊物《新希望》的編務，大一下任主編，因言論不符當局，《新希望》遭學校停刊。這應是我所遭遇的第一次「政治事件」。大二任《大學論壇》副社長，又因言論遭停刊。從此，我不再參加與台大社團。

哲學系畢業後當了一年兵，再回哲學研究所。時《新希望》的同仁鄧維楨畢業後創辦《大學雜誌》，我亦義不容辭的參加編務和幫忙推銷。

進台大哲學系，受教於殷海光教授門下，而嚮往自由民主。剛從聯考解放出來的台大「新鮮人」，一旦進入「由你玩四年」，莫不樂在其中，當時台大流行必修三學分：橋牌、跳舞、撞球，我一個也沒修，有空就鑽到圖書館，把整套合訂本的《自由中國》看完，又和胡基峻、王中一不時向殷先生討教。由殷先生而認識當時「憤怒青年」的偶像李敖，由李敖而認識坐牢出來的魏廷朝、謝聰敏，並見過被捕出來的彭明敏，認識了陳鼓應、韋政通、金耀基，後來雷震也出獄了，都是一些《自由中國》、《文星》時期因言論賈禍的民主人士和知識份子。因《大學雜誌》而認識了張俊宏、陳少廷、郭正昭、許信良。

交遊漸廣，見識也漸增，在我研究所的最後一年，中日間爆發了「釣魚台事件」，由「釣魚台事件」而爆發了島內外學生的保釣運動，在海外留學的「自覺運動」的朋友多捲入了運動的風潮，我在台灣亦不能免。

「保釣運動」教育了我，由「保釣運動」，我才從素樸的《正氣文鈔》愛國主義提升到民族主義的認識。我們是從小讀美國新聞處發行的《學生英語雜誌》長大的一代，在我們的心目中，美國是人間的樂土，是民主自由的正義化身，但透過了「保釣運動」，我們才認識到美國原來是一個霸權主義的帝國主義國家，在美國大使館前抗議，我們淚流滿面的唱著〈滿江紅〉，才感覺到自己的命運和國家的命運是這麼的貼切。

由感性而理性，才反省到近代中國的悲運與帝國主義的關係，才漸漸理解到以前似懂非懂的《三民主義》的道理，也開始懷疑起《學生英語雜誌》和國民黨所宣傳的一些反共理論。時我已由研究生而助教，而台大哲學系講師。七○年代不僅台灣有「保釣運動」，而是全球學運瀰漫。有美國學生反越戰運動，全球學運思想左傾，台灣又適逢經濟轉型、農村凋蔽、礦災頻傳、公害污染、職業病流行。

「愛國必須愛民」，我和朋友們親自到礦災現場，回來為他們募款救濟；親自到飛歌工廠，回來聯名為女工怪病呼籲；親自到烏腳病區，到台西、麥寮，到最貧困、最偏遠的地區。我對社會的認識也開始從幼年的經驗體會和《水滸傳》，反省到什麼才是社會正義。

除了「保釣運動」和經濟轉型外，一九七一年底，中華民國被迫退出聯合國，全島人心惶恐，紛紛移民。我和王杏慶、王拓、王順、張嘉廣等還在《大學雜誌》上發表聲明，「生於斯，長於斯」，「誓與一千七百萬同胞同榮辱共死生」，而決不離開台灣一步。王杏慶並宣佈放棄他所獲得的美國大學獎學金。我也拒絕了一個出國深造的機會。

從素樸的愛國主義和社會同情，我開始批判帝國主義，開始批判社會制度。批判帝國主義就不免觸動批判帝國主義在台灣利用的台獨分離主義，而觸怒了我一向敬重的學長陳少廷先生，因此，寫了一封長信給少廷兄，表明我反帝國主義反台獨的立場，那是一九七二年元月份的事情。

同年十二月四日，由台大學生《大學論壇》舉辦的「民族主義座談會」，圍繞著民族主義而展開了一場論戰，在那酷烈的戒嚴統治下，除了官方「反攻大陸」的統一論外，任何愛國主義的統一論都被扣上「民族主義進，共產主義出」的紅帽子，我則提出了三民主義統一論（至八二年國民黨才由陳立夫提案而有「三民主義統一中國」，而引起了圍剿和論戰。這是戰後台灣知識份子在大學校園內展開的第一次統獨論戰，至今已有三十年矣。這場論戰的經過參加論戰的鄭鴻生已詳述於他去年十二月出版的《青春之歌》中。

由於這場論戰，為了尋求個人對台灣的認同，其中加上少廷兄的啟發，我開始研究台灣歷史，發現日據時期的台灣抗日史，更充滿了愛國主義反帝反殖民的鬥爭精神。在台灣抗日史中，我不但找到了自己的認同，也更武裝了我反帝反殖民的愛國主義。

台大民族主義論戰由警總的政治勢力介入，逮捕台大師生，而告結束，人稱「台大哲學系事件」，事件後，陳鼓應和我相繼被台大解聘。陳鼓應被安排到政大國關中心，我則在世新專科學校兼任講師，後才安排到「中國大陸問題研究中心」擔任副研究員。

台大解聘後，公開的活動不能不收斂，但也都參與一些黨外的文字工作。例如，郭雨新參選立委的聲明（後編入姚嘉文、林義雄所著《虎落平陽》），余登發為王拓書作的序，及黃順興在立法院的質詢稿。

一九七六年，《夏潮雜誌》創刊，哲學系低我兩屆的蘇慶黎擔任總編輯，參與《夏潮雜誌》的前後有鄭泰安、黃煌雄、林載爵、唐文標、王津平、陳映真、陳鼓應、李南衡、吳福成、福蜀濤、王杏慶、王拓、蔣勳、尉天驄，我也是主要的撰稿人之一。《夏潮雜誌》的經緯已有郭紀舟著《七○年代台灣左翼運動》一書。

至一九七八年，國會增補選，陳鼓應和陳婉真由黨外推薦搭配參選國代和立委。當時陳婉真剛出道，還嫌生澀，許信良還要我教他如何作群眾演說（後來我還教過蔡式淵演說）。當時轟動一時的，在台大對面的「民主牆」和「愛國牆」的對峙，「民主牆」的編輯部其實就是在我新店家的書房。這次選舉因美國宣佈與中共建交而中斷。

選舉中斷，但黨外的運動並沒有中斷，情治單位的壓力漸漸逼進黨外人士。當時，施明德和艾琳達結婚住在新店，離我家不遠。有天晚上，艾琳達匆忙的抱了一堆書籍和文件來到我家，說是警總派人去抄她們的家，要把這些東西寄放到我家來，她放下東西又匆匆的離去。其實我家也不安全啊。為了避免被抄到，我只好用塑膠袋把那些東西密封，丟到四樓頂的水塔裡。後來發生「美麗島事件」，施明德被捕，艾琳達被驅逐出境，我家四樓頂改建，才取出來，原來只是一些禁書和影印的文章，我才把這些東西處理掉。

台大解聘後，我申請二次赴美均未獲准，甚至連申請費四十元都被退回。第三次，在陸工會主任白萬祥和大陸問題研究中心主任馮志翔的擔保下，一九八○年一月，我才得准前往哈佛大學擔任訪問學者。在美期間，正值「美麗島事件」大審，並且，島內轟傳當局將繼續逮捕「八大左派」，名單上也有我的名字。那年夏天，到德州看妹妹巧雲，我正在考慮返台之事，雲妹苦勸我留在美國不要回去，甚至跪下來說：「哥你回去萬一出了什麼事，婆婆爸爸年紀大了，受不了的！」最後，我還是決定期滿返台，並且寫信給滯留加拿大多年的老友王志明，勸他一起返台，信上說：「在美國，無論怎麼好，總是別人的；在台灣，無論怎麼壞，也是屬於自己的。不管是把酒當歌，或者是楚囚相泣，熱淚畢竟是灑在自己的土地上。」

我熱愛台灣，我也熱愛中國。我雖非生於台灣，但卻長於台灣，對我而言，全世界沒有地方比台灣是我更熟悉和親切的土地。我最親愛的母親和大妹也都化為這塊土地的一部分了。我雖是政治犯家屬，從小受盡歧視和迫害，但是，我身為知識份子，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不屋而居，我清楚的知道，這是台灣人民供養我的，我對他們有不可推卸的道義責任。對台灣的民主，我自信已略盡棉薄。但對台灣的前途，我從不掩飾我是反對台獨分離主義的。

我反對台獨，首先是反對台獨之不可行。從歷史的研究來看，台灣處於中國的海疆，一直是中國勢力與外國勢力的角力點。中國強，台灣屬中國；中國弱，台灣離開中國。鄭成功逐荷，中國勢力壓倒外國，台灣屬中國；甲午戰敗，外國勢力壓倒中國，台灣屬日本；抗戰勝利，中國勢力壓倒外國，台灣光復；韓戰爆發，美國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中國與美國勢力僵持，兩岸分裂至今。但在僵持中，我們看到中國力量正在持續的上升，稍有歷史眼光的人都能看到兩岸遲早是會統一的。再說，中國是否會放棄台灣，讓台灣獨立呢？從歷史來看，自馬關割台之日起，中國就不忘收復台灣，孫中山成立興中會，後改組為同盟會就提出「恢復台灣，鞏固中華」的口號，再經八年抗戰，犧牲三千五百萬人，光復台灣。那一個中國政府敢再違逆中國民族主義，當歷史的罪人，放棄台灣？韓戰爆發後，美國對台政策是「台灣地位未定論」，但華盛頓和北京大使級談判，從華沙談到日內瓦，談了一百四十幾次，一談到台灣問題就散會。最後，一九七二年，《上海公報》，美國終於放棄「台灣地位未定論」，而接受了「一個中國」原則。

領導抗戰的蔣介石理解，國共內戰是國民黨跟共產黨的內戰，不是兩岸人民的民族戰爭，一旦接受「台灣地位未定論」或台獨，必刺激中國人民的民族主義，中共還好對付，中國民族主義是難以對付的。其實，當時美國艾奇遜國務卿也懂，所以，美國只「台灣地位未定」，而不敢冒然接受杜魯門總統的指示用駐日麥克阿瑟的美軍解除蔣介石的武裝，將台灣「歸還」日本或台灣獨立。所以，蔣介石雖退守台灣，但仍堅持「一中原則」，甚至還要「反攻大陸」。蔣介石的判斷沒有錯，沒有一個政府是全民擁戴的，在中共統治下，還有蔣介石的反共同盟軍存在，否則，毛澤東又何必「以階級鬥爭為綱」呢？一旦，接受「台灣地位未定論」或台獨，那必逼使全體中國人去擁護毛澤東解放台灣了，必將帶來台灣更大的危險，逼使未來台灣問題的解決唯武力一途。

五○年代，中共建國之初，又有韓戰，北京不答應「台灣地位未定」；六○年代，有「文革」，又有越戰，北京也不答應「台灣地位未定」；七○年代，「珍寶島事件」後，中蘇共陳兵邊界，百萬雄兵壓境，北京還是不答應「台灣地位未定」。結果是美國答應了在「一中原則」下中美建交。從政治現實和經驗法則來看，美國以韓戰、越戰壓迫中共接受「台灣地位未定」都失敗了，民進黨何德何能，中共就要接受民進黨的台灣獨立嗎？台灣能有超過當年美國的力量來壓迫中共接受台獨嗎？

從一九七二年至今已有三十年了，我與台獨的朋友也統獨論戰了三十年，長期研究台獨理論，我清楚的知道，台獨朋友的理論根據不過是「中國瓦解論」和「外國援助論」。今天全世界除了李登輝，又有誰敢做「中國瓦解」這麼狂妄的論斷呢？中國不瓦解，即使有外援，台灣自韓戰之後，不是有長期的美援至今嗎？連喊「台獨萬歲」的陳水扁都當總統了，但能台獨嗎？最多了不起又是長期的對峙，對峙到中美力量的消長，台灣能獨立嗎？

念哲學的人知道，主觀願望和客觀事實發生差距，就是悲劇形成的時候。主觀願望愈強，悲劇就愈慘。台獨朋友即使一萬個不願意當中國人，但「好死不如賴活」。我們政治受難人遺屬，受盡歧視和迫害，我們願意接受國民黨統治嗎？但也得活下來，終於等到了「眼見他起高樓，眼見他宴賓客，眼見他樓榻了」。所以，我奉勸死硬派的台獨朋友還是稍安勿躁，等到中國真正瓦解了，也無能力可以武力犯台，屆時台灣自然可以和平獨立；或者是苦撐待變，等到中國真正富強康樂自由民主了，中國真正變成了下一個世界經濟的超強，中國人到國際上走路都有風，到時候除了只願意做「三腳仔」的人外，台灣人就是中國人，又何損於台灣人的光彩？

除了台獨的不可行性外，我也不能贊成台獨朋友所提出的一些台獨的理由，什麼「台灣民族論」、「台灣文化論」、「外來政權說」、「兩國論」，這根本是違反知識的謬論，為了支持這些謬論，還不惜捏造、扭曲台灣的歷史和文化，甚至於鼓吹日本殖民統治是「最有良心的統治」，「皇民文學」是最優美的台灣文學。進而勾結日本軍國主義遺孽石原慎太郎、小林善紀等炮製什麼「台灣論」。

由於國民黨的腐敗，台獨勢力漸漸坐大，尤其是李登輝篡黨奪權肆行皇民化復辟的政策，而有「台獨沙文主義」、「台獨法西斯」的出現。

孟子曰：「予豈好辨哉？」我又予豈好論戰哉。身為一個受台灣人民供養的知識份子，我能讓這些挑撥台灣人民矛盾，扭曲台灣人民歷史文化，誣蔑台灣人民抗日先烈，毀滅台灣人民前途的言論思想橫行無阻而不提出糾彈嗎？

記得，在解嚴前後！《中國時報》舉行了一個研討會，在會中我遇見張旭成教授，他問我，你為什麼要反對台獨？為什麼你不讓台獨的問題由台灣人民的民主去決定？當時我回答張教授說，我是知識份子，不是政客。我受台灣人民供養來研究知識的，我研究過台灣問題，一般小老百姓沒研究過，我不提出我研究的意見，就要讓那些沒研究的小老百姓去決定，這是知識份子的不負責任。至於最後的決定當然是要由全體台灣人民的民主去抉擇，我也完成我應盡的知識份子的責任。

統獨論戰三十年，我已由青年漸入老年，看著鏡子裡自己一頭斑白的頭髮，欲力挽狂瀾而力未能逮，能不有陸放翁「塞上長城空自許，鏡中衰鬢己先斑」的感慨嗎？眼見當前國事蜩螗，兩岸關係陰霾，整理舊文忽覺歲月飛逝，知我者台灣，罪我者台灣，留下記錄，願留待未來歷史的批判。是為之序。

二○○二年一月十五日於台大哲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