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有盤算、各取所需的中美「新」關係

前年美國總統大選時，布希陣營一改柯林頓時代對華的「戰略夥伴」觀點，而提出「戰略對手」觀點，實際上就是將中國視為潛在敵人。布希上台後，在右派副總統錢尼、國防部長倫斯斐、副部長伍佛維茲以及副國務卿阿米塔吉等人推波助瀾之下，的確對中國採取充滿敵視、偏見的政策，尤其經過中美軍機擦撞事件之後，雙方關係急轉直下，大有不惜對抗之態勢出現。但是，中國畢竟非昔日中國，美國也還有溫和派和自由派之聲音，垂涎中國龐大市場已久的美國工商界也不可能讓共和黨右派打翻一條船。在「911事件」之前，即去年夏天時，極右派主張已稍受抑制，布希內部開始出現所謂要建立中美「建設性合作關係」的論調。原因無他，即使講求「霸權穩定論」以及單邊硬幹主義的美國外交，也不可能脫離國際現實政治太遠。

「911」發生，讓二戰後的美國首度驚恐到自己的脆弱性，而威脅其本土安全的直接對象竟是一向被其鄙視為落後國度的伊斯蘭文明。於是美國鷹派的全球戰略佈局被打亂掉，布希不能不調整其戰略的優先次序。為了全力對付所謂國際恐怖主義，「中國威脅論」的聲浪降低了，中國成為美國反恐作戰中的夥伴。由於中國對巴基斯坦的深刻影響力，邊境毗鄰阿富汗以及中國藉「上海合作組織」在中亞地區的影響力，美國的作法是可以理解的。不過，美國長期窺伺中亞地區石油儲量並擬藉阿富汗戰爭將軍事力量伸入中亞的企圖，以便在中國和俄羅斯後院扎根長駐，北京早已洞悉，也不可能不予防範反制。

北京一方面和華府合作反恐，一方面也在構築自己的安全網與國際影響力，不能任由美國主控。例如：北京藉由聯合國安理會力量給予美國必要的約束力量（指政治方面），不斷表示反對將戰爭擴大到阿富汗以外的地區，同時在聯合國中爭取伊斯蘭教國家的好感。另外，在印度和巴基斯坦陷於危機之際，北京除穩住巴基斯坦並強化雙方傳統安全關係之外，北京也派朱鎔基訪印度，維持雙方穩定關係，以促進和維護南亞和平的姿態斡旋印、巴，反制美國擬利用印度來牽制中國。還有當美國擬延長阿富汗戰爭後，「上海合作組織」舉行有關中亞地區反恐會議，達成反對外國軍隊長期駐軍中亞的共識，使華府不得不表態沒有長期留駐中亞的計畫。中亞過去是前蘇聯的勢力範圍，現在是俄羅斯的後院，在對付美軍意圖上面，中俄利益一致，而且各自受到內部分離恐怖主義的威脅，藉反恐以強化雙方在這一問題上的立場是必要的。還有在ABM條約、NMD及裁減核武條約等問題上，北京都同俄羅斯站在同一陣線，反對美國的單干主義。北京心知肚明，要對抗美國的軍事霸權主義是很困難的，而且也易陷入美國所企盼與它搞軍備競賽的陷阱。不過，在政治、外交、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和美國進行競爭，中國棄霸道走王道，北京是行有餘力的。

美國從自由派的柯林頓政府到保守派的布希政府都支持中國加入WTO，原因很簡單，因為中國自此門戶大開，而美式資本主義動力之下的經濟全球化大潮使中國亦不可避免，這些都符合美國立國之本的商業利益。另外，華府態度轉趨積極，與歐元上路及歐盟經濟規模日趨擴張有關。這些年來，歐洲國家在中國市場的發展頗有收穫，尤其是德、法、義、瑞典等國。歐人在商言商，立場平等，不搞政治；而美人霸氣十足，說三道四，愛玩政治。因此，歐人在中國的競爭使美國不能不在其對華政策中加重經濟因素的考量。當然，北京自必清楚在經濟利益上是最現實和最功利的，沒有誰厚愛誰的問題。為了中華民族的復興和大國（非帝國）地位的確立，以及強國富民夢想的實現，中國自必要迎接經濟全球化的挑戰並作出調適與創新。在這方面，美國的資金、技術、管理與發展經驗確是中國所需亦可借鑒的。

自中共十五大確立走市場經濟的道路之後，這些年來中國的經濟發展確實引人注目，即使在全球範圍內尚無法與美國相匹敵，然而在亞洲區域經濟之內則已儼然成為未來亞洲經濟的火車頭、發電廠、製造廠。歐美投資亞洲的資金有百分之六十都被中國吸走，中國已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吸金大國，這點連日本都自歎不如。這些年來，中國同東南亞國家之間關係增進不少，在加入WTO同時，北京已率先表示，願同東協發展自由貿易區(FTA)，這使中國市場更具吸引力。在東北亞，日、韓兩國在中國的投資有增無已，朝鮮更在學習中國經改的經驗。在中南半島，昔日交惡的越南現已同中國發展出更為密切的友好關係。在經濟之外，即連美國都承認中國維護中南半島和朝鮮半島之和平與安全的影響力是鉅大且重要的。因此，布希政府若想在亞洲維持和平穩定及其大國地位，沒有中國的合作、配合，那是辦不到的。

從國際戰略全局以及經濟全球化兩大要素著眼，布希調整對中國的政策思維，減少對抗，增加合作，但又不放棄警戒中國的復興，應是一種比較理智的政策。就北京的角度而言，中國外交政策的主軸系追求和平與發展的獨立自主和平外交，不想與美國搞對抗，也不想爭世界霸權，只想專心求自我完善，所以布希政府的戰略調整，北京沒有理由不表歡迎，但這並不意味中美之間的台灣、人權、西藏、核擴散、導彈管制、經貿等問題就會迎刃而解。祇是必須注意到何以布希挑選三十年前尼克森打開中國大門的日期首度正式訪問北京？同時是中美發表《上海公報》三十週年之際？而且中美雙方是先決定布希訪問北京的日期之後，才安排訪問東京與漢城之日期。

美國學者有人認為布希調整對華政策，除上述兩大要素之外，也在於對江澤民支持美國反恐作戰的一種善意回報，並實現去年所答應的訪華之舉。然挑在二月二十一日，顯然具有更重要的政治象徵意義，含有更耐人尋味的弦外之音。「911」以前，布希政府內不斷有《上海公報》等三個公報已經過時，不符新時代世界格局的聲音出現。於是共和黨有人主張應超越三個公報精神不受其約束；民主黨有人認為應發表第四個公報以延續三個公報精神。現在，布希於《上海公報》發表三十週年之際訪華，而《上海公報》不僅是三個公報之首，更是中美由對抗走向和解的基石。布希的動作很明顯地有兩層意義：（一）重申《上海公報》中美和解精神之貢獻和重要；（二）重回自尼克森以來美國歷屆政府所遵循的一個中國原則之對華政策軌道。當然，布希訪北京時，預料不會有超出柯林頓時代之「三不政策」表述，但類似雷根─老布希時代之一中政策精神是可預期。在台灣問題上，雙方的原有歧見仍將持續，但布希上台初期，那種強烈反中親台的立場將會受到修正，而不支持台獨的態度將更明確。

北京和布希政府歷經一陣摩擦、較勁，然長此以往也不是辦法，利用「911」後之形勢拉近雙方距離，不失為一種穩住全局的善策。自民進黨執政以來，陳水扁一再提及「四不一沒有」，北京也知道華府在這方面也起著一定的作用。易言之，在台獨問題上，北京透過華府對台北的牽制，比北京對台北直接的施壓來得有效。從中美關係史例中證明，祇要中美關係處在穩定的一中架構時，台獨因素就必然難以造次。目前，兩岸經濟力量的對比是朝著有利大陸方面的方向發展，而國際政治格局中北京發揮作用的態勢也愈趨明顯。錢其琛向民進黨伸手的善意講話，正反映出了北京處理台灣問題的安全感增強，信心增加，因為祇要中美有高度防獨的共識，北京以其日增的國力，尤其是龐大經濟規模，自可穩健地做好反獨促統的工作。

最後，布希訪華還有一項事情想做，即期待認識今年九月中共十六大時將接班的新領導人胡錦濤，也想瞭解第四代集體領導的狀況。在這一點上，江澤民將會有所回應，因為穩住或是增進中美關係，對於胡錦濤等四代領導集體的平穩接班和權力過渡是一個有利因素。從改革與開放的大局著眼，第三代集體領導勢將做出使第四代領導核心可以施展作為的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