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達賴喇嘛的困境看兩岸關係

今年七月，青藏鐵路即將通車，西藏流亡政府與中共仍在協商展開六度密商達賴喇嘛返藏問題，由於達賴喇嘛並未參加四月在浙江召開的第一屆世界佛教論壇，青藏鐵路通車大典達賴喇嘛也極可能因未能與中國談妥出席的安排而缺席；作為西藏流亡政府領袖，達賴喇嘛雖然在國際間享有崇高聲望，但流亡政府的困境卻日益浮現。達賴喇嘛為打開與中共的談判窗口，自2003年後即一再推遲訪問台灣，台藏關係漸行漸遠。尤其當達賴喇嘛公開宣示，他願意放棄藏獨，解散流亡政府，接受中共以一國兩制模式來解決西藏問題後，台獨與藏獨成為兩條沒有交點的叉路。雖然台灣藏傳佛教逐漸興盛，台灣的國安單位卻以中共滲透喇嘛與僧侶成為中共第五縱隊為由，將從嚴限制喇嘛申請來台弘法及居留時間，引起台灣密宗信徒發動聯署抗議。民進黨政府此種作為不僅無助在兩岸角力中，為台灣爭取更多談判籌碼，漠視國際現勢與台灣內外處境，一味追求法理台獨的結果，必然把台灣帶入更大的困局中。從中共處理西藏問題的模式，對台灣當局不啻是一個相當殘酷的例證，而這卻是台灣朝野都必須面對的。如何避免對岸以同樣的模式解決台灣問題，為台灣掙到更大的迴旋空間，更是關心台海爭議者不能不思考的難題。

回顧達賴喇嘛的出走，從1959年的動亂，至今將近半個世紀，早期的流亡藏人多已飄零，1981年達賴喇嘛開始與北京談判，至1993年後中斷，直到2002年後才再度開啟正式談判對話。但情勢轉變，達賴喇嘛領導的流亡政府已失去和中國政府談判的有力籌碼。平心而論，當年胡耀邦下達的五點談判指示，除達賴必須常駐北京之外，其他尚稱中庸。問題是達賴一方要求太高，提出了「大西藏」的主張，但「大西藏計劃」陳義過高，它幾乎是唐代吐番帝國鼎盛時版圖的再版。除現在「西藏自治區」的領域之外，還將其他「藏語區」，包括現今青海全部，及甘肅、新疆、雲南、四川等省區的各一部分歸入「大西藏」，總面積約佔全大陸的五分之二。而事實上，南疆已無藏人，北向甘肅亦僅有一藏族自治縣，何況滄海桑田，其他「藏語區」中多是羌、彝、回、白、蒙、漢等族人口與藏族混居。因此，中共以民族複雜及西藏地方當局從無治理如此廣大地區的經驗加以拒絕。中共認為再談無益，乃於1988年九月下達最後通牒，除了絕不承認在印度的西藏流亡組織及其代表性之外，更認為達賴在奧地利斯脫拉斯堡所提，願讓出國防和外交權予北京，但求非核和中立自治的建議仍帶有藏獨的影子，因此不可作為談判基礎。至此，達賴轉而將問題訴諸國際，以增加對中共的壓力。等到八九年六四事件爆發，中共條件更苛，除了回歸之後達賴必須常駐北京之外，達賴必須承認「歷史上西藏就是中國的一部分」，以及「台灣是中國的一省」，雙方接觸因之完全中斷。

為表示對達賴的「歡迎和支持」，美國國會曾於2001年通過《藏族政策法案》，要求政府「加強對藏族『政治犯』的幫助，促使中國政府和達賴喇嘛之間進行對話」，要求國務卿設法「在西藏首府拉薩設立一個辦公室」，甚至提出為流亡的藏族分裂分子提供275萬美元的「人道主義援助」。同時將原為「司局級」的「西藏事務特別協調員」改任命副國務卿杜布裡安斯基出任。總統布希接見達賴喇嘛時表示「極力支持和促成」流亡的達賴喇嘛與中國政府實現「對話」。柯林頓總統九三年就職時，繼卡特之後再度高舉人權價值，聲稱如果中共不改善人權，美國將不會給予中共最惠國待遇，他並且將保護西藏特殊的宗教和文化傳承列入人權清單，甚至在白宮安排巧遇達賴。然而，美國卻在翌年的西藏問題報告書中，再次承認中國對西藏的主權，拒絕建立與西藏流亡政府的外交關係。儘管國會參眾議員力主不應將中共改善人權與最惠國待遇脫鉤，但國會最終難敵自我標榜自由經濟的心法，並且通過與中國貿易正常化，使美國籌碼盡失。

90年代美國朝野始終陷入如何定位中國的爭議。中國究竟是夥伴還是對手？是交往性圍堵還是圍堵性交往？美國國會為如何定位美、中關係爭論不休的同時，美國在處理西藏問題甚至是台灣問題上，讓中共的籌碼與日俱增。其中最根本的因素就在美國過度迷信經濟自由化的力量，卻又不得不放棄將人權問題與經濟脫鉤，失去與中共交時手的最大籌碼。如今中共也正利用大陸龐大的經濟潛力，以及日益崛起的大國影響力，進一步在處理西藏及台灣問題上取得主動與戰略縱深。更因美國政策始終未因應情勢變化而作出根本調整，導致不但使美國自己的利益被壓縮，對西藏與台灣問題也更難掌控。模糊與見機行事，一直是美國在處理台灣與西藏問題時所透露的局限，甚至時而出現將台灣問題或西藏問題工具化的權宜作為。由於美國政策的搖擺不定，致使達賴在處理與中共對話上也出現兩難困局。雖然達賴成功的將西藏問題與文化自決、環保、人權、和平等西方普世價值相結合，在西方掀起一股西藏熱，但相對於歲月壓力，達賴在2002年前始終無法恢復與中共就西藏問題正式對話。儘管全球三十多個西藏之家經常舉辦活動，流亡政府也設立聯合國辦事處，對倫敦、東京等地派駐代表，但中共在國際間的強勢也與日俱增。由於西藏流亡政府議會中佔多數的青海和西康的代表們主張不僅目前的西藏自治區應獨立，甚至要包括青海和西康等藏人居住區；新一代接受西方教育的藏族青年，比如西藏青年大會黨等年輕藏人的組織不同意達賴只向中共爭取較大自主權，他們更主張應建立一個沒有漢族的大西藏。但這樣的訴求不僅無法被中共接受，連中國海外民主人士也難以認同。於是，西藏問題始終無法和中國民主化問題結合，使中共得以切割處理。

相對於美國政策的搖擺，自94年中共第三次西藏工作會議指示內地各富裕省市及中央各部委，建立與西藏的對口支援，形成制度化的幹部援藏。1984年至1994年，中共中央投資加上全國九省市援建西藏43項工程，總投資達四點八億元。1994年至2001年，中央又直接投資建設了62項工程，總投資達48.6億元，15個對口支援省和中央各部委無償援建716個項目，資金投入達31.6億元。2001年中共中央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決定進一步加大對西藏發展的扶持力度，在第10個五年計劃期間由中央政府投資312億元，建設117個專案，並給予財政補助379億元。全國各地支援西藏建設項目71個，資金投入10.62億元。據統計，西藏自治區成立以來的近四十年間，西藏財政支出共計八百七十五點八六億元，其中的百分之九十四點九來自中央補貼。在「十五」（2001－2005年）期間，中共中央為西藏自治區的經濟建設提供700多億元資金。近十年來，共計選派各級援藏幹部二千多人，援助資金及物資一百餘億元(不含中央同期的一百一十七個援建專案的資金)。自民族自治法實施後，地方政府部門關鍵職務必須由本民族官員擔任，目前只有西藏執行比全國低三個百分點的稅收優惠政策，而且對農牧民一直免收各種稅費；在金融方面，西藏實行比全國低兩個百分點的優惠貸款利率和低保險費率政策。此外，還對農牧民實行免費醫療，農牧民子女上學實行免費吃住等政策。為拉攏僧侶支援，中共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十幾年來共投入三億多元，用於寺廟和宗教活動場所的維修。截至目前，包括哲蚌寺、沙拉寺、甘丹寺、薩迦寺、布達拉宮、大昭寺在內的1787座寺廟和宗教活動場所已得到維修和恢復，比1959年的西藏增加了300餘座，住寺僧尼已達46300餘人。

如今在西藏，新的藏族領導集團已成為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他們與中共實際上利益共生，反而成為達賴最大的敵手。尤其中共重新將喇嘛廟寺列為統戰重點，雖然仍有班禪靈童事件，與17世大寶法王的出走；但近來，中共大舉修繕布達拉斯，為十世班禪建靈塔、修復並開放近兩千所寺廟，新的宗教勢力也在中共的扶持下成長起來。同時，中共開放西藏觀光，加上大西部開發計劃的推動，新的經濟及現代生活湧入，接受新式教育的藏族青年，開始在追隨傳統與迎向現代化的夾縫中徘徊。尤其是今年七月青藏鐵路即將全線開通，如果西藏、青海、西康等藏族居住區與內地的經濟交流更緊密，中共將更容易化解國際間對西藏問題所施加的壓力。

相對於中共全面掌握西藏，目前藏人在印度有72個聚居地，效忠達賴喇嘛的約有13萬人，而流亡在尼泊爾的藏人約有2萬人。受限於國際情勢，流亡在印度、尼泊爾的喇嘛都是難民身份。中國睦鄰外交攻勢近年來逐漸收效，全力改善與印度關係，印度曾是第一個支持中共立國的國家，過去也曾承認中共對西藏的主權。一九五九年，達賴逃到印度後獲得印度庇護，並在印度北部達蘭薩拉成立流亡政府，收容十萬西藏難民，中共與印度的關係開始逆轉。1962年，中共與印度因邊界爭端開戰，印軍慘敗，此後印度未再表態支持中共對西藏的主權；西藏及達賴問題，多年來一直是中共與印度關係正常化的重要障礙，但2003年6月印度總理瓦巴義訪問大陸時，表態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而原本尼泊爾當局與西藏流亡政府自1988年以來都遵守「君子協定」，即尼泊爾政府會將非法入境的藏人移交給聯合國難民高級專員，然後再轉交給印度境內的西藏流亡政府，但是尼國政府自從2003年後，便直接拘禁非法入境的藏人且加以罰鍰；儘管美國、歐洲國家和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公署紛紛抗議，尼泊爾後來更將非法入境的西藏人直接遣返中國大陸。為求助中國壓制毛派叛軍，尼國政府去年一月更下令關閉達賴喇嘛駐尼國的辦事處及「西藏難民福利處」。辦事處已經在尼泊爾設立超過四十五年，達賴喇嘛、噶瑪巴活沸及無數藏人都是利用尼泊爾出走印度；如果情勢進一步惡化，流亡尼泊爾的藏人將可能遭受被遣返的命運，使得達賴喇嘛在與中共談判上完全陷入劣勢。

1988年達賴喇嘛在法國斯特拉斯堡的歐洲議會發表了著名的「斯特拉斯堡」建議，第一次公開聲明不追求西藏獨立；而以「中間道路」－－爭取最大權限的自治之方案尋求解決西藏問題，但不為中國接受。90年代，台獨與藏獨問題，經常在西方反中國人權問題中被連結起來，海外台獨陣營甚至希望結合達賴喇嘛在國際間的高知名度，將台獨與藏獨相互呼應。但達賴喇嘛始終暗中派代表與中國進行對話，2000年達賴的哥哥嘉樂頓珠便從中國捎來訊息，流亡政府要與中共談判，首先要務是暫停在國際間對中國政府的不當批評，再者是承認西藏和台灣都是中國的一省。達賴喇嘛在2001年二度訪台時，統派陣營在機場張貼：「台獨、藏獨都是毒」的標語抗議，而獨派陣營則熱烈歡迎達賴來訪，高呼「拒絕中國、獨立建國」。當中共領導人訪美時，在抗議人群中總會見到藏獨與台獨團體的標語。然而隨著美國將人權問題與中國貿易談判脫鉤，而西藏情勢變得對流亡政府更為不利，達賴喇嘛對中共的態度也在2002年前後開始漫長的轉向；2002年9月中、藏恢復自93年後中斷的協商，於是10月間當中共前國家主席江澤民訪美時，藏人便在示威群眾中缺席。

此後，達賴的態度開始調整，2002年後對中共提出承認西藏是中國領土與放棄藏獨作出正面回應；他公開表示不追求獨立，但求真正自治；對具有西藏工作背景的胡錦濤存有好感和希望；他前此之所以訪問台灣，即表示他不支持藏獨，「因為台灣視西藏為中國的一部分」，那兒是自由的漢人社會；中共如能現實地處理西藏問題，「將來處理香港及台灣問題也將較和平，較令人滿意」；1951年西藏和北京當局簽定的「十七點協定」即是「一國兩制」，至於後者是否適合台灣則不是他的責任。達賴喇嘛強調，當有一天他可以回到西藏，將不擔任任何職務．所有的職務將交給西藏地方政府，也希望西藏地方政府走向民主化。屆時，西藏流亡政府會自然解散。未來西藏的主要責任，應該由現在西藏工作有經驗的去擔任。至於共軍駐藏問題，達賴喇嘛認為，外交、國防由中共負責，但是如果不涉及邊防，在城市拉薩和日喀則很多負責對內鎮壓的武警數量就應該減少。

為了向國際輿論解釋中共治藏，中共外交部2003年8月間特別安排外國駐北京媒體赴西藏採訪。西藏自治區主席向巴平措表示達賴要回來，也只能作為中國公民回來，這是一個基本原則。在這個原則基礎上，提出了「一個放棄、兩個承認」，也就是達賴真正放棄西藏獨立的主張，停止從事一切分裂活動；承認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以此來體現他的愛國。至於「中」藏雙方要談，「就談達賴的前途」。至今雙方已進行了六次密談。今夏，青藏鐵路即將開通，尼泊爾又採行對西藏流亡政府不友好的政策，在內外交迫的情勢下，達賴喇嘛不得不承認西藏是中國領土、放棄藏獨而要求中共比照香港「一國兩制」讓藏人治藏。

達賴喇嘛2000年及2004年都未出席陳水扁的就職典禮，原本兩年訪問台灣一次的約定，也在03年後對台灣的邀訪予以推遲。儘管達賴喇嘛並未出席陳水扁的就職典禮，但扁政府為拉攏達賴喇嘛，於2003年1月特別成立半官方的「台灣西藏交流基金會」，政府強力主導，並投入一半預算。基金會董事長由國策顧問戴勝通出任，民進黨立委蕭美琴擔任副董事長，總統府副秘書長吳釗燮兼任該會秘書長。外交部、教育部、蒙藏委員會都是董監事，成為與達賴喇嘛的對口單位。陳水扁在成立茶會上表示，過去我們一直把蒙古人、西藏人，特別是流亡印度的西藏人視為「大陸人士」，這是不正確的，這兩年來政府嚴肅面對這個關鍵性的障礙，當我們不再把蒙古人、西藏流亡政府人民視為「大陸人士」，很多問題自然就迎刃而解，台蒙、台藏關係便可有所提升。扁政府更簡化藏人來台簽證程序，將業務由內政部改由外交部辦理，並且比照駐華使節規格，以外交禮儀接待達賴喇嘛的特使，並在達賴喇嘛訪台時，給非法滯台的藏人特赦，准予居留，流亡政府與扁政府曾有短暫的蜜月期。

但近幾年來，由於達賴喇嘛年歲已高，且曾一度病危，在達蘭沙拉或尼泊爾有些僧寺、閉關中心因經費困難而關閉。由於印度信奉印度教，日本、泰國的佛教系統和藏密不同，語言障礙大，因而藏密幾大宗派近年來都以台灣作為弘法及募款最主要的地方。但由於達賴喇嘛立場轉變，公開宣佈接受一國兩制，萬一雙方談判有突破性進展，則留在全台159個藏傳佛教的佛學中心，一年1900多個申請藏密喇嘛來台弘法的入境案，對民進黨政府而言，無疑將成為對岸一國兩制新的「特洛伊木馬」。於是目前國安部門宣稱藏人持假證件入境、假冒活佛、法王、上師的大陸人士，是由中國訓練的「第五縱隊」潛台從事顛覆工作，並藉著宗教光環吸收具份量的政界、商界人士為忠實信徒，對國家安全產生極大的危害。將從嚴限制藏僧在台停留時間、限制佛學中心申請喇嘛人數、加強罰則與建立跨部會資料庫等方式以防堵不法份子入台從事犯罪活動。如果政府進一步採取限縮政策，對流亡藏人將是沉重的打擊。

從中國政府處理西藏流亡政府的模式可以看出，中共先對藏胞進行統戰，並且以其日益上升的影響力，迫使印度及尼泊爾接受中方的要求，使達賴喇嘛受內外壓力而不得不遵從中共的談判原則，甚至必須放棄政教合一的領袖地位。反觀中共加緊與東協合作，推動共同市場的進程，並且主動推出面向台胞的政策，所謂「寄希望於台灣同胞」，未來可能出現更多的有利爭取台灣民心的政策。自中共外交部副部長楊潔篪於2005年在巴布亞新磯內亞首都莫爾茲比港舉行的第17屆太平洋島國論壇會後對話會上，正式倡議建立「中國－太平洋島國經濟發展合作論壇」後，今年由總理溫家寶對澳洲、斐濟群島共和國、紐西蘭和柬埔寨王國進行正式訪問，並出席在斐濟舉行的首屆「中國－太平洋島國經濟發展合作論壇」會議開幕式，又恰好在美日澳三國外長首次三邊安全對話結束後不久。溫家寶此行有助於中國「突破美日澳對華戰略遏制」，而在台灣現有25個「邦交國」中，太平洋島國就有六個。中國總理首訪南太島國，等於爭取國際社會對「一中」原則的認同，已進攻到台灣外交的內城。對於達賴喇嘛的轉向，民進黨政府只會大扣紅帽，限制喇嘛入境；竟然不思痛改前非，放棄無謂的台獨冒險，整合朝野的力量以突破當前困境。從陳水扁與國民黨主席馬英九的會談中，再度曝露民進黨被陳水扁一人裹脅，而將民進黨及整個台灣民眾福祉拿去進行台獨豪賭的本錢，全體民眾尚得在陳水扁亂政下苦撐兩年，這正是台灣人最大的悲哀。

但北京當局更不應將台灣問題與西藏問題採取同一模式處理，兩岸問題究竟不是西藏問題，北京當局未來仍當思考如何在一個中國原則下，與台灣政府協商出合理可行的兩岸交流平台，累積善意，建立互信，才能解決台灣分離勢力的威脅。統一的安排除了耐心之外，更多的要看北京當局能否以更大的魄力，跨出框架束縛，推動兩岸互利共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