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隸為我們付出工業革命的代價！

1976年我為《每月評論》出版社寫一本《哥倫布－－他的事業》，當時我與《每月評論》編輯布瑞弗曼（Harry Braverman）都未用「修正主義的歷史」一詞，我不想發掘什麼新材料，只想同時站在贏家和輸家立場寫歷史。 事實再清楚不過了。1552年拉斯卡撒斯的《簡述印地安人之毀滅》出版以來，這些都記在史冊。與主要報章雜誌編輯、投書人的說法相反，早期西班牙征服地的種種已清清楚楚呈現在我們眼前。西班牙印地安圖書館裡有成千上萬的手稿，其中對基本事實的陳述幾乎完全一致。

我書中的殘酷歷史事實根本談不上「偏激」，但要寫下這殘酷的事實並出版，一個人可能（很可恥的）非偏激不可。

拉斯卡撒斯當然不是偏激的人，他是體制內的人，哥倫布早期的仰慕者，美洲第一位主教。看他如何描述1492年這場著名的登陸，因為這次登陸，每年我們才得遊行慶祝，我們才有哥倫布圓環和大街，才得在五百週年時受到國家與企業領導人的熱情相邀，共同慶祝：「在這個羊圈，這塊流浪者的宜人土地上（他指的是哥倫布登陸的西班尼奧拉，今天的海地與多明尼加共和國），來了一些西班牙人，一下子成了貪得無饜的野獸，……使出聞所未聞的怪異和各式慘酷整人辦法……，比起印地安人的遭遇，我所描繪的不及其痛楚於萬一。上帝可為我見證。」

他提到「為紀念主耶穌基督和他的12個門徒」，將印地安男女13人排成一列，活活燒死。他描述用慢火烘焙印地安酋長的景況，有回一名幹部被他們的哭聲吵得無法入睡，便下令劊子手絞死他們，劊子手卻用木夾夾其舌，平息哭聲－－「我認得他，我認得他在（西班牙）沙維爾的家人」。

哥倫布已向他的金主保證有「金山銀山」，無論如何也要證明他自己沒錯，也要在單純的西班尼奧拉原住民社會榨出這類財富，這麼一來，從1493到1500年他和兄弟在島上統治的七年中，當地人口就減少了一半，估算的數字從12.5萬到50萬人不等（拉斯卡撒斯的估計過高），不到兩代人，島上人口已一掃而光，只好派船到其他島嶼帶進新奴工；古巴、牙買加、聖約翰（波多黎各當時的名稱）也成了無人島，奴隸甚至遠赴當時被稱為「無用之島」的巴哈馬，所謂無用，是指沒有黃金。哥倫布統治期間，記載上沒有一位島上原住民改宗基督教（改宗是哥倫布在宮庭裡的一個賣點），那七年的記載裡，島上沒有敬畏，沒有歡笑，沒有愛。有的只是憤怒、殘酷、黃金、恐怖和死亡。哥倫布死後10年，波多黎各大主教科多巴寫信給西班牙國王：「如此溫文、順從和善良的人，不斷讓他們過度勞動，因而單在西班尼奧拉一地就有一百多萬您的奴僕給毀掉了」。

這才是真實的記載，現在討論的五百週年紀念方式與它毫不相干：墨西哥阿茲提克人的殘忍宗教與它不相干，後來輪到他們被活活燒死，被絞死；拉丁美洲優美的文學與它不相干；與美國願意收容其他島嶼的窮人更不相干。重點不在《紐約時報》和《新聞週刊》所說的「哥倫布衝擊」；哥倫布死了496年，我希望我們能忘卻他；然而哥倫布的地位至今還在，我們必需提出一個關鍵問題：為什麼不讓我們和我們的子孫去碰這些記載？這有深切的心理因素，也確實有政治上的理由。寂寞英雄哥倫布的神話與美國這個國家的傳說和神話，與它先天的善良本性，與白人文明的優越性交織一起。那是愛國主義（沙文主義）的基礎，它取代了意識型態，為美國創造一種共同意識。

與那位「國王陛下麻塞諸塞灣省」的總督相比，哥倫布好不到哪裡。送一張印地安成年男子頭皮到波士頓給那位總督，他償40鎊，印地安女人或12歲以下男孩頭皮償20鎊。人類這隻動物，截然劃分起他們的知識來，有石破天驚的能力：就在這個國度，最後一個皮克人1637年於新英格蘭密斯蒂克給活活燒死，現在有皮克圖書館、有皮克客棧，甚至在離當年燒死最後一個皮克人不遠的地方蓋了座高爾富球場。哥倫比亞大學歷史教授佛漢1964年在著作中稱這次屠殺是支「令人遺憾的插曲」，但在從「皮克人的罪責多少比清教徒要大」這個判斷裡，他找到了「雖小卻窩心的慰安」。到今天，即使最認真的院士，雖相當清楚這些罪行，卻能毫不費力地從描寫這些罪行轉到對哥倫布與其他「早期探險者」的崇拜。

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才有今天的哥倫布遊說團，用極大的情緒反擊歷史。對我們說「黑色傳說」，即拉卡撒斯的敘述遭當時英格蘭和荷蘭清教徒扭曲，用來作反西班牙宣傳。譯本中的插圖出自荷蘭藝術家地布瑞手筆，而他當時根本不在現場（如史密斯研究所的《變化的種子》）。誠然拉斯卡撒斯可能被用於宣傳，然而印地安人已遭滅絕，被拿來做宣傳就能改變這一事實？至於地布瑞的繪畫，那是完全依照拉斯卡撒斯的敘述，似乎也看不到誇張的影子。不錯，拉斯卡撒斯高估了原住民的數目，這裡不能不令人聯想到那些宣稱只有三、四百萬猶太被殺的德國人。遊說團告訴我們：哥倫布是他那個時代的產物，就算是罷，也是那時代最糟一刻的產物；我想不會有人否認，即使在殖民歷史的血跡斑斑記載中，「早期西班牙主流」那種喪盡天良的手段該算是獨一無二的了。

另一種說法是印地安人死於西班牙人帶進的疾病。是有許多人死於天花和肺結核，但沒有任何記載說那是絕大多數。正好相反，在傳染病流行時，我們看到的是印地安人的集體自殺和出生率的下降（都有大量證據）。此外，外來流行病只有在印地安人社會解體後才開始發生作用。

我們必須面對這段黑暗的過去，絕不能瞞騙子孫。只說有艘葡萄牙船在駛向好望角途中，很偶然地登陸今天的巴西，或許還好一點。時間是1500年。因此即使沒有哥倫布，我們的歷史也不會有什麼兩樣，而在回顧他的重要地位時，也不致有非把他塑造成英雄不可的情緒。他也不是「第一個移民」（到現在還有人向我說），因為他和他的隨從痛恨這塊土地，用一種我必須說是匪徒的心態對待它。一心只想滿載掠奪物而歸。在哥倫布所有信件、備忘錄和航海日誌中，對他摧毀這塊「宜人土地」的作為，找不到一個透露他一絲悔意的字眼，遑論內疚。

我們必須告訴子孫：西方工業的繁榮，主要靠征服而來的殖民地與奴工的血淚。保守估計，1492到1800年，西方在拉丁美洲的掠奪物，以1914年以前的金本位美元幣值計算，數額遠高於1800年一年間歐洲工業的總資本投資額。奴隸為我們付出工業革命的代價！

如果我們就這樣用真理交換沙文主義，等於是為孩子好好上了一堂歷史課，或許能給每個孩子，哪怕是一點也不為社會所疼惜的孩子，一種自我意識。這樣我們就提供黑、白和美洲原住民的孩子一個嶄新的整合概念，全新的自我意識。五百週年提供我們一個大膽檢討哥倫布法統的機會，今年應是克服它的一年。

（譯自44卷第3期，1992年7-8合刊號《每月評論》，原題Rewriting our Hi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