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回顧-三千年未有之巨變
19世紀中葉以後,中國受列強的侵略,幾次抗敵戰爭中國方面雖然將士用命,奮勇殺敵,往往全軍覆沒,無一投降亦無一生還者,但仍不免於最後失敗。總是以割地賠款,委屈求全結束戰爭。這一系列的近代史上的屈辱終於驚醒了遠東方的天朝帝國的美夢。胡林翼晚年在長江岸邊騎馬,見英國火輪迤長江疾駛而過,大驚失色,至墜馬吐血,說道「此方為中國之大患」,後來李鴻章泛論列強挾船堅炮利侵我中華,稱之為「三千年未有之巨變」。二者所見、實為深刻。
近代中國之積弱,實由科技之落後、逐漸造成國力之衰弱,而最後使國家處於戰略地位的弱勢。因此中國近代多少烈士,億萬人民前仆後繼去追求的「救國」的目標,實質上就是這麼一個問題:沒有科技的進步,如何使經濟力及政治力強大?如果沒有政治的進步與安定又如何去發展科技?
歷史的事實是:中國選擇了以社會主義的形式先取得強大與安定的政治,在這個條件下,艱苦奮鬥地發展科技,換句話說即是:先擋住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壓榨,才能埋頭建設、搞科技。中國人民終於成功了。它先以血肉的長城,保衛了自己的國土--同時表現了中華民族的氣節,然後咬牙挨餓,發展了自己的科技,建設了自己的經濟。它今天可以向近代一百多年的「三千年未有之巨變」告別了。
重開盛世的契機
本文用舊時代以及文言文常用的「盛世」,而不用一般「復興」或「強大」等字眼,用意在著重強調中國偉大歷史的延續性,同時「盛世」含義不止「強大」,尤其包含「和平」「幸福」「經濟發展」「文化昌明」「主持天下正義」的意思。
翻看近代史,列強為禍中國最烈者為日、俄兩國。日本雖小,而民族性自勵自強,野心極大,軍國主義的刀槍與點點見利的作為更增其侵略的凶殘。兩次侵略中國,終於二次大戰慘敗。如今雖然經濟發達,未來整軍成為軍事政治大國幾乎不可避免,但是今天處於核子軍事的時代,經濟競賽的時代,日本國小地貧終不至於成為中國的大患。而俄羅斯國土遼闊,資源豐富,科技發達,人民堅毅深沉又有野心,才是中國真正「大敵壓境」。
1991年,以俄羅斯為首的蘇聯,在蘇共領袖戈巴契夫領導下從事急劇的改革,一則由於措施失當,二則由於蘇聯本身民族複雜,怨仇太多,三則由於俄羅斯文化的不夠深厚,缺少同化力及凝聚力,終於使蘇聯及蘇共二者同告瓦解,蘇聯過去的共和國紛紛獨立,形成鬆散的「獨立聯合體」,同時經濟混亂,生產下降,整個國家社會還處在摸索前進之中,對鄰國的威脅,在可見的將來是消失了。這可說對中國頓時解除了壓在身上百年的重擔,真是近代中國苦難太多,人民奮鬥不懈終於「感動上天」,賜給中國輕裝前進,重開盛世的契機。這個契機也許不會太長久,中國需要有雄才大略的政府及努力的人民,才能充份把握住它。
後冷戰時代的世界新局勢
正如前述,蘇共與蘇聯的瓦解,使得從二次世界大戰後開始的美蘇之間的長期冷戰結束了,以蘇聯的失敗告終--這就開始了所謂「後冷戰時代」。
蘇聯解體及後冷戰時代的到來,無疑地是當代世界歷史上的一件巨大的根本性的變化,可以探討的問題太多了。筆者僅就下面幾個方面簡單論述它的基本格局,以及幾項觀點。
(一)蘇聯的失敗以及冷戰的結束,並不能表示在思想領域裡,資本主義戰勝了社會主義,或者說社會主義的理論是完全錯了,資本主義對了,是人類應該走的方向。筆者認為:1991年冷戰結束的巨大歷史事件,主要表示蘇聯的史達林式的專制制度,在使蘇聯強大後,走向了披著社會主義外衣的俄國帝國主義,嚴密地控制東歐為其勢力範圍,與西歐及美國勢力針鋒相對;在亞洲與中國為敵,百萬大軍佈置在中國邊界,在外蒙古長期駐軍加以完全控制(外蒙古真正獨立過嗎?)。蘇聯在地緣臨近各國到處駐軍,在全球範圍內,兩霸相爭,搞軍備競賽。這是冷戰時期的根本態勢。當戈巴契夫大力改革,蘇聯控制的局面鬆動時,首先是東歐國家發生問題--民族主義抬頭,波蘭尋求改革以求進一步獨立,東德造反,最終與西德同胞達成國家的統一,羅馬尼亞也必然要推翻依附蘇聯的政權方能完全獨立,等等。最深刻的現象是:蘇聯的解體,並非首先來自國內的暴亂,而是來自東歐外圍勢力的爭脫其控制。這就說明了蘇聯的失敗,本質上是兩霸相爭的失敗--在亞洲與中國為敵,也是蘇聯失敗的重要原因,而乃是社會主義理想的失敗。
(二)兩霸冷戰,蘇聯失敗,並不表示後冷戰時代是美國超強獨霸的時代。
兩個超級大國相爭,垮了一個,當然只剩下一個,這似乎是一個最簡單的算術問題。今天後冷戰的國際局勢,恰恰就不是這個二減一等於一的算術問題,也恰恰在這個問題上的誤解,使一些別有用心的中國人以為美國成了今日的世界盟主,可以號令天下,認為應該加緊投靠,乃是成其「據地為王」美夢的千載難逢的好機會。
其實不然,後冷戰時代的世界局勢是:一個超級大國解體了,另一個超級大國也因此而消失了。筆者以為「電感應」的物理現象,是一個很好的比喻。一邊導體接受了電荷,附近不相連接的另一個導體就感應而帶異性電,當一邊電荷引走而不帶電時,另一邊感應而生的異性電也就消失了,這就是「電感應」現象(Electric Induction)。
西歐各國在冷戰時代的依附美國,北大西洋公約國軍隊的嚴密駐防,這包括英、法、德等國的堅決站在美國一邊,在亞洲方面,日本對美國的亦步亦趨,以及中國與美國的所謂戰略關係,互相打「蘇聯牌」,都是由於蘇聯的強大威勢所造成的。換言之,也就是因為有蘇聯的超強的存在,才有許多國家依附於美國。當蘇聯因改革而無力外顧時,東歐分崩離析,華沙公約實際等於解散了;德國乘機統一起來,獨立於美蘇的勢力以外;與華沙公約兵戎相對40年的北大西洋公約,簡直不知何去何從!進退維谷,其窘態似乎超過華沙公約的解體,其後德國獨立的經濟政策與美國別苗頭;領先承認南斯拉夫的分裂而完全不顧美國的立場。
在亞洲,日本寫書說「不」,朝野討論與美國未來的關係,積極與中國拉攏,決定日皇有史以來第一次去中國訪問;南韓尚有美軍駐紮,就大力向中國投資,緊催著中國與它建立外交關係。這一切的變化正說明了在後冷戰時代,過去西方陣營裡的國家,不但未向「唯一超強」進一步依附,反而離心而向中國靠攏。這說明了後冷戰時代的根本局勢是由兩超強相鬥走向列強並存的時代,也相近於「多元化的世界」這種說法。但筆者不甚贊成用「多元」這個名詞來形容後冷戰的世界局勢,因為它太缺乏「戰略性的動態感」,與人類歷史變化的真實情況是不符合的。不如「列強並存的時代」較能形容「既共存,又鬥爭,而以大國為主導」的歷史階段。
國際局勢的幾個重要方面
中國多少年來都在努力進步之中,科技、經濟也不斷在發展,為什麼強調後冷戰時代是中國重開盛世的契機呢?又為什麼列強並存的時代才能提供中國發展的最好機會呢?最根本而具體的原因在於:蘇聯的解體,消除了地緣政治上的最直接最長期的對中國的威脅,使中國可以解放很大的一部份的國力從事其他方面以及全球性的發展。而且由於前段所論述的後冷戰時代不是美國的獨霸時代,是個列強並存的時代,因此中國可利用冷戰結束的契機一舉爭脫蘇美兩大超強的制約,走向真正獨立自主,全面發展,在世界舞台上縱橫捭闔的時代。
(一)後冷戰時代的中美關係
中外許多專家、學者,在蘇聯解體後,往往宣傳一種理論:冷戰時代,基於美國要打「中國牌」以對抗蘇聯的中美關係不存在了,美國需要中國的程度大大減低,甚至完全不需要中國了;因此美國應該對中國強硬,改變「一個中國」的政策。搞台獨或分裂中國的份子,這下可得好了,來往於美台之間,開會、寫文章、傳消息、作掮客、興奮之情,溢於言表。他們對時代的「機會感」,跑台獨所造成的「熱鬧感」「成就感」以及可能的「利益性」筆者在此不願多加評論,但願指出他們說辭的錯誤所在。
以抗蘇為基礎的中美戰略關係在後冷戰時代確實不存在了,這一點十歲小童也能看到,分離中國份子是正確的;然而由一點為基礎的冷戰時代的中美關係,走向在政治、經濟、以及戰略上全面共存、合作的後冷戰時代的中美關係,換言之,關係是更密切更多面化了,別有用心份子卻沒有看到,這確是難以想像的事,正像一隻老虎從面前緩緩走過,許多聰明、伶俐、有學問的人們卻說沒有看到。其實他們可能是看到了,只不過眼前的「興奮」,矇蔽了對中華民族長遠利益的考慮,如此罷了。
具體言之,後冷戰時代中國的地位走向全球性,比冷戰時代大為提高。直接在亞太地區,中東地區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間接就自然會及於全球的事務;並且由於中國是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自然地在世界舞台上成為領導國之一。在中東地區,中國與回教阿拉伯國家傳統友誼,並且有能力在武器及其他建設上支持他們,近來中國與以色列也建立了良好的關係,在以阿鬥爭中,中國的發言權就大了,尤其與以色列的關係就間接能爭取到美國猶太人的支持,則美國政治的方向就「盡在不言」中了。更深一層看,蘇聯解體,回教團結的力量逐漸抬頭,伊朗野心勃勃,想成為領袖,前蘇聯中亞回教共和國亦可能為其爭取的對象,中國地緣相連,也有巨大的回教力量(數千回教)中國如果政治、經濟安定發展,則影響力可以及於中亞中東,何嘗不能成為一個中亞中東的國家;當然反面的情況可就是對中國一個大警惕:如果政治經濟不能快速發展,少數民族不能向心,則中亞的局面可能成為中國的亂源,這是一個好則「重開絲路」,壞則動亂隨絲路而入的局面。亞太地區在下節專門討論。
關於後冷戰時代的中美關係,有一種凸出的說法。就是美國會以中國代替過去的蘇聯,作為其第一號敵人。這種說法雖然有其長遠意義上的警惕性,但是基本上是錯誤的。其原因如下:這是以冷戰時代的思路(mentality)來分析後冷戰時代的局勢,後冷戰時代與冷戰時代在經濟、政治及戰略關係上的根本改變,就注定這種分析是錯誤的。
第一:冷戰時代是開始於二次大戰之後蘇聯政治、經濟及軍事力量的急速膨脹,尤其乘擊敗希特勒之勝,勢力襲捲整個東歐,這給美國的剌激太大。並且韓戰爆發,美國參戰,曲辱而和,剌激也不小。
第二:冷戰時期蘇美不但勢力衝突,針鋒相對,而且蘇聯領導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世界革命,更使得資本主義大本營的美國與蘇聯有著如「你死我活」的鬥爭。
第三,冷戰初期,即二次大戰之後,只有蘇聯有能力與美國相抗,基本上是「兩種」世界,衝突及爭霸容易形成。這形成冷戰時代的三大根本原因在今天後冷戰時代都不存在,如何能形成中國頂替蘇聯繼續以「新冷戰」代替「舊冷戰」?蘇聯崩潰後,美國戰略家也難免以冷戰時代的腦筋尋找新敵人以代替舊敵人,但這只是暫時的「情結」,與根本局勢是不符合的,不會成為以現實主義為基礎的美國外交政策的主流。但是這裡也隱含著一個危機--中國政府如何以高超的戰略家的智慧,應付美國這「情結」,以免造成兩國,尤其可能是中國的不幸,這就主要涉及到中國政治與經濟改革與發展的成功,以及經濟與外交戰略的靈活運用了。
(二)後冷戰時代亞太地區的局勢
後冷戰時代亞太地區主要是中、美、日三國互動的局面。日本在亞洲,財力及工業科技力量可說第一,但是缺乏資源,沒有能源;需要貨源,需要市場,才能維持經濟力的成長。這是關於日本的根本一條。但是日本的民族性有其特殊的地方:日本人團結合作守紀律,服從政府的領導,但整體對外而言,卻又是一個努力有野心的民族。中國後冷戰時期的目標,必然是繼續改革開放,發展經濟,充實國力,完成國家的統一等等,可說國家的目標已經明白的擺在那裡。美國的方向也很清楚,充當世界的老大,尤其由於歐洲的逐漸走向聯合的趨勢,對德法英等國的老牌工業化國家,美國只有逐漸退出,難有新變局而插手的機會;所以布希總統及貝克國務卿都在冷戰結束後,多次強調亞洲的重要,對亞洲興趣大增,原因就在於亞洲經濟較落後,但現在發展迅速,東南亞國家多,矛盾亦多,中國幅員遼闊,市場廣大,而又在巨變之中,總的說來,亞洲充滿了希望和矛盾,有著比歐洲更多的插手,獲取利益,保持霸權的機會。中美未來軌跡較為明白,因此未來亞洲最大的、不十分明朗的變數是日本的方向。
日本經濟實力雄厚,冷戰時期,一則培養羽毛,二則西受蘇聯的威脅,東必依附美國而受其控制。冷戰結束,對日本是個重要的轉折點,是解放的開始。它的逐漸整軍,走向政治大國,是自然而不可避免的。問題是它的未來方向是什麼?是誠懇的睦鄰合作,在中美日的互動關係中,扮演穩定局勢的角色?這主要應該表現在與中國的經濟合作,在中美兩大國之間的競爭或甚至衝突的時候,作為亞洲一員而去為亞洲穩定而努力;或者野心勃勃,搞「遠交近攻」,並且心裡上由於吃過兩顆原子彈及受其軍事佔領,對美國懼怕而自卑,因此接受美國的以日制華來平衡亞洲的政策?這主要取決於中日兩國有智慧的領導者的眼光了。前一種方向將會使亞洲全面開發走向和平繁榮的局面,後一種方向很可能導致中日的再度衝突,甚至重蹈歷史的覆轍。
後冷戰時代中國所面臨的挑戰
後冷戰時代,提供了中國一百多年來最好的急速發展,重開盛世的契機,就像是一個大工程,良好的基礎已經打好了,但距離全項目完成,還須要繼續努力,過程中充滿了挑戰。主要的挑戰有下面幾項:(一)最根本的是政治經濟改革的成功,以及進一步的全面發展。十幾年的改革開放,基本上是成功的;成就很大,也看出問題很大。中國迅速繁榮,國力也增強很多,經濟改革已經走向了成功之路,基至可以說已經成功了。筆者認為未來主要的問題在於政治的改革,如何使黨政不分,政企不分的體制能合理的改變,政府的職能如何重新定義,公有制的企業轉變為股份制如何能公平合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如何使全民公平得利而不是少數人操縱,等等,這些根本的改革,與人民的權利、義務、法制等的運作緊密相連--這就是政治的改革。筆者提出對經濟政治改革的警句是:經濟改革製造財富,政治改革消除不平,經改製造的能量,要在政改中消化昇華,國家才能全面安定發展,才能保持為一個有理想,高格調的國家。如果經改成功而政改不行,則社會會變成「富而不仁」「富而無禮」的社會,這與有高度理想主義及社會主義精神的中國文化是相衝突的,這就孕育著動亂的根源。(二)人口的控制與環境的保護。中國面積資源都有限,而人口太多了,國家如何能不窮、不髒、不亂。一切努力所得的財富都會被抵消掉,人口的素質也無法提高。中國要控制人口,進一步減少人口的政策是堅絕不能放鬆的,在這一點上要動搖,就是中華民族的罪人。環境的破壞與污染與人口的太多是有關聯的。但是更直接與教育,環境法的制定與環境的整治,工業建設與工程項目的合理規劃更有直接的關係,環境保護的好壞,是現代國家的主要指標,更是對未來子孫的基本責任。(三)台灣問題。只要中國大陸政經改革穩步前進,不出現動亂,兩岸統一是必然的事,台灣問題也不成為問題。這個論斷是基於下面的分析。四十多年來台灣所以與大陸分離未能統一,主要是由於冷戰時代的東西對峙,台灣海峽正是「鴻溝為界」,使兩岸統一成為一個國際問題,1972年中美上海公報談的就是台灣問題,可為明證。現在後冷戰時代,全球根本格局產生變化,成多極而非兩極,中國地位大為升高,美國需要在多個領域與中國合作,尤其根本的,台灣已不是冷戰時代美國陣營裡的一份子,美國無需加以特別保護使之現狀不變。或曰美國國內法的《台灣關係法》保證了台灣的現狀,這話尤其似是而非,未免太缺乏歷史與國際政治的認識了。《台灣關係法》就是冷戰時代的產物,是中國力量正在上升,美國在亞洲力量逐漸衰退下的產物,台灣這個雞肋是美國食之無味,它抵不過中國上升的潮流,棄之可惜,勉力為之制定國內法的《台灣關係法》。如果國際政治的格局變化,中國的力量衰退,則此法可利用來「進可以攻」,如果中國的力量增強,則為「退而為國內法」,不使用來與中國為敵,法理上亦說得過去。此法的通過,可謂深具彈性的高招,不愧為老牌帝國主義的傑作、深深符合現實國際政治的原則:一切條約法律都為國家戰略利益服務。因此,只要中國在後冷戰時代國力繼續前進,影響力不斷擴大,也就是政經改革穩步成功,不久的將來,我們可拭目以待美國國會演一場好戲:找個說辭,取消《台灣關係法》--時代變了,它已成歷史任務,現在不需要啦。(四)美國鼓動中國的所謂「和平演變」的問題。這是一個頗為敏感而棘手的問題,然而,正如前面提到的,它是冷戰時代「兩超強爭霸」的兩極時代的情結的反映,它與美國心理上欲消除所有社會主義國家有關,更與阻擋中國繼續強大,成為復興的「東方龍的帝國」有關。這個壓力看似巨大,問題敏感棘手,但卻有對付的方法,其道理實在簡單不過。在國內的政經改革建設上、強調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以中國文化為基礎,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相結合的經濟制度,絕不同於史大林式社會主義的專制,將這建國的理論明白告示全中國海內外同胞以及全世界。改革成功,人權自然改善,這是有利於自己國家的事,並非為外國而作。對美國的關係上,增加經濟關係,擴大進口以市場吸引之,施以小惠,以得其資本技術,如此,中國現代化必能加快進程,中國有自己的政經理論與方針,怕什麼「和平演變」?中國有自己深厚的歷史文化,操縱自己的歷史方向,就無所謂外力的「和平演變」。如此中國就能一舉解決政治、經濟、建設資金與技術,分離主義等等問題,在後冷戰時代的國際列強的鬥爭互動中,就可立於不敗之地了。這第四點也是第一點的一個具體註腳。
中華民族未來的遠景
中華民族的人口眾多,地理資源卻相對有限,歷史文化悠久深厚可為世界第一,卻對外遵從王道。自19世紀中葉以後,受帝國主義環攻,災難深重。直到二次大戰勝利,還被蘇聯分裂了國土,讓外蒙古所謂「獨立」了,實際上當初就不是自願獨立,後來蘇聯長期駐兵,極盡壓榨。俄國在清末奪去的其他土地,更是把當地中國人趕盡於江中,殺絕於刀下。中國如能在20世紀末走向復興的道路,則中華民族的國家,土地的收復,應該是歷史上應有的,也是可能的新的一頁。最合理自然的方法是經濟的融合。而文化上本來是一家人。這個中華民族大家庭的組成,就是中國的重開盛世,這個偉大歷史的是否到來,就只看中國是否能出雄才大略的風流人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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