瞻之在左,忽焉在右

《中國時報》大陸政策面臨十字路口

趙統


台灣兩大報之一的《中國時報》,一般認為在言論上是比較傾向當權派,比較支持李登輝的內外政策,相對於另一大報《聯合報》而言,《中國時報》的立場也比較有彈性,或者可用「投機」「靈活」來形容,往往視當權派的意向而轉變,尤其在兩岸關係上的態度和所持的立場最為明顯,這是新聞界與言論界所一致公認的。

千秋功罪,一念之間

然而《中國時報》近月來的言論與報導方向,似有一些鬆動,出現了若干與李登輝政權「獨台」政策不怎麼配合的論調,頗引起言論界的重視與議論,這究竟代表了整個台灣的政治形勢的轉變,還是代表《中國時報》基於新聞良知而作的適度調整,尚有待進一步的觀察。

以9月16日的社論《臨國家之大計應出於謀國之忠與慮患之深》為例,它本是一篇為全國大陸工作會議與兩岸直航問題而寫的應景文章,看看就算了,不必太認真。然而仔細觀乎全文旨意,卻頗具微言大義,獨見巧思,是近年來談論類似問題的文章中寫得最有誠意的一篇。這篇社論從陸委會13日發表的直航「說帖」談起,指出「審度兩岸關係的前景,開放交流,其勢不可遏,因之順應民心之所趨,主動製造機勢,勿使政策推動停滯不前,方為謀國之上策」,開宗明義點出了現行大陸政策太過於被動消極。而目前的情勢,兩岸最迫切的期待,莫過於「溝通與談判」,理由有三:「一是兩岸交流以來敵意降低,二是中共國家主席楊尚昆公開宣示『同胞不打同胞』,三是吳學謙表示通航問題,乃至國旗、國號均可商量。則直航何嘗不可藉由商談解決?」因之結論稱「歷史教訓斑斑可考,千秋功罪,均在一念之間」。

天祐台灣,天祐中國

這篇社論寫得很含蓄,但頗見功力,該講的都講了,雖然只是點到為止,有心人士一看就知道其意在言外。無獨有偶,三天後(9月19日)該報二版又登出一篇台大政治學教授胡佛署名的大作《突破觀念瓶頸,開展大陸政策》,胡文不單呼應《中國時報》那篇社論,還進一步主張應及早訂出一套「北進政策」,扭轉退縮保守的大陸政策,呼籲台灣當局應放開眼界,打開心胸,善用優勢,以「謀求整體中國人的利益、地位與尊嚴」,文末還很感性的提出「天祐台灣,天祐中國」的祝福語句。

胡佛近年來很少在報端具名寫文章,若有也多用口述方式,由記者筆記整理發表,且大部份出現在《聯合報》,如今不但在《中國時報》出現,還親自執筆為文,熟悉內情人士都認為「其中必有緣故」,蓋以胡佛在法政學界的重量級地位,平常不太發言,一發言就擊中要害。該文不但反對當前保守的大陸政策,還主張要及早擬訂「北進政策」,否則就是在「凍結歷史」,如此旗幟鮮明的批判「獨台」心態與作法,尚屬首次,難怪胡文一出,政經學界都為之側目。

《中國時報》連續以社論和重量級學者的專文來批判現行大陸政策,用意何在?是否象徵報社立場已有轉變?這是很有意思的話題。這可能要從余紀忠辦報風格及其權力接班的佈局說起。

在解嚴以前,兩大報的政治立場,一般認為《中國時報》比較開明民主,《聯合報》則傾向於保守,除了報紙呈現的不同風格外,余紀忠曾留學英國,屬於知識份子出身,比較有西方民主的思想,而王惕吾則是警衛團出身,算是軍人辦報,頗有「土氣」,心態上傾向保守是可以理解的。加上在民國70年代前後,《中國時報》培養了一批優秀的新銳,衝勁十足,包括司馬文武、周天瑞、王健壯、金惟純等人,一時之間給學界的印象總認為《中國時報》是前進的、自由的,而余紀忠也常以此自豪,對《聯合報》的反動還不免要調侃揶揄一番。

企業利益掛帥

然而從74年《美洲中國時報》鎩羽,年輕新銳一個個離開報社(籌辦《新新聞》等刊物),時報的氣勢就逐漸轉弱,加上國內政治形勢的遽變,蔣經國去世,李登輝承繼大統,兩岸關係解凍,交流日漸熱絡以後,余紀忠在因應這些形勢的變化上,就顯得方寸已亂,不復當年的英明睿智,加之在個性上,余紀忠對於當權派有畏懼臣服的慣性反應,過去兩位蔣總統時代的新聞管制政策,使他對權力中樞既思開明又不得不巴結以示效忠的矛盾作法,卻因言論的大鳴大放而失去了開明改革的色彩與發展空間,反倒是對當權派的示好效忠有利於報社的發展,在企業利益掛帥的前提下,這幾年來,《中國時報》反而在言論上表現比較多迎合主流當權派的意思,對李登輝的「獨台」政策也頗為配合,倒是《聯合報》在王惕吾的領導下,以「正派經營」自居,雖然不敢與主流派公然對抗絕裂,倒也表現相當的報人勇氣,從前年2月的高層政爭,到今年3月的公民直選風波,《聯合報》不論在報導與評論上,都與主流派扞格不入,對「獨台」思想與政策的撻伐,更是不遺餘力,使得李登輝政權相當氣憤又無奈,莫怪蘇志誠會發出詛咒式的恫嚇:「要把《聯合報》從大報變小報」,可以想見,在主流派的眼中,《中國時報》是可以配合的,是友軍,《聯合報》則是失去掌控的,雖非敵軍,卻絕不是友軍。

這樣的評價,究竟對《中國時報》是福是禍,以余紀忠豐富的四十多年辦報經驗,當然心知肚明。新聞事業是良心事業,也是社會公器,更要以反映民意,製造輿論,期對執政者發生監督與鞭策作用,如果事事與當權者合作,迎合上意,不能忠實的反映民意,這個報紙就會失去社會的尊敬,影響力也會逐漸喪失,此於報格或企業發展均是不利,余紀忠近年亟思在路線上有所調整,或許是基於這樣的考慮。

不為天下先亦不為天下後

另一個壓力是,《聯合報》今年5月間在香港開辦報紙,以此為未來進軍大陸的橋頭堡,在企業發展上又領先了《中國時報》,旺盛的企圖心顯示王惕吾人老心不老,顯示《聯合報》在大戰略上的佈局永遠領先《中國時報》。而在香港辦報之後,《聯合報》的言論方向明顯主張加強兩岸的交流合作,大陸新聞不但在報導的量上大幅增加,質也提升很多,使得《中國時報》感受到強烈的挑戰,危機意識也大大提高,逼得在言論上也只好隨之大幅調整,在兩岸關係上,乃有了較從前更為開明前進的主張,這就是何以連胡佛提出的「北進政策」也不予排斥。當然,民意調查顯示直航為多數民意所趨後,余紀忠自然又發揮他那「不為天下先,亦不為天下後」的生存哲學,不得不出現以下的言論:「通航一事,在技術面上或存有若干難題,惟就其大者而言,只要台海和平獲得保障,兩岸經濟發展走向合作,則所有難題均將迎刃而解」。

《中國時報》面臨的另一個危機是人才的凋零與事業繼承上的經驗斷層。

人才斷層危機四伏

無可諱言,現今《中國時報》的高層主管,特別是言論編輯部門,多以迎合上意,曲世阿諛為職志,「政治人」性格多於「新聞人」性格,類似早年「美麗島事件」時期,周天瑞為增加報導篇輻不惜以去就相爭的新聞良知勇氣,早就不復可見。有人形容現在的時報編輯台或線上記者,很像是台灣當前政治也有主流與非主流之爭,不講品味水準,只求攀升顯貴,編採只要讓老闆高興就好。對於下一代的鑽營巴結更是明顯,目前小老闆余小姐所重用之人無不是可以登堂入室,附耳竊語之輩,至於新聞專業素養倒是餘事耳。這樣的企業文化,當然很難讓真正的人才出頭,整個時報的企業危機也在這裡。

在言論部門方面,本來就是余紀忠親自領軍,歷任總主筆不過是「余代書」而已,但從前的王作榮、汪彝定都有一定的格調,也有書生的定見與堅持,余先生也常能待之以禮。其後楊乃藩上陣,品味就略遜一籌,但「乃公」的紹興師爺性格,還能在一定程度上給余先生提出建言,有所為有所不為,大致上還不太離譜。到了現任的俞國基,則是每況愈下。俞國基以往在《北美日報》、《中報》任職過,海外歷練固然不差,政治立場卻有些虛無,忽左忽右,忽前忽後,加之平日仰體上意之餘,深感有志未伸,苟全亂世,不無明哲保身的消極心理,對余先生的意志較少抗爭,表現不若歷任總主筆的影響力。再則耳邊不時受到幸進淺薄者流的嚕囌叨擾,判斷上就不免失去準頭。

慮患之深操心之危

在權力繼承方面,不可否認的,第二代不論在器識與才情上,均遠遜第一代。余紀忠尚有一股知識份子的氣質,余建新則全身聞不到一絲報人的氣息,平日為親近小人所包圍,吃喝以示兄弟四海之情,對報業水準提升不但無益,勢必伏下企業衰敗之因。至於余小姐則志大而才疏,妄想追隨其父,擠身政壇,不但刻意競逐中央委員,平時也多喜與權貴交遊,今年先後兩度隨趙耀東、劉泰英訪問北京,如此熱中於政治,不思在報業品質上提升,實是捨本逐末之舉。余紀忠曾感歎其女「身不為男兒身」引以為憾,實則就算生為男兒身,如此不務實作法,恐怕比余建新還會惹是生非。

余紀忠可能已察覺到報業王國危機所在,也知道兩岸關係交流乃大勢所趨,因此急於打破「獨台」的言論藩籬,開展更寬廣的言論空間,因此才會在近日的大陸政策上提出較為前進開明的建言,不論是否出於真心,總算是白紙黑字,也是一種可喜的轉變。問題在於他的年紀已大,體力大不如昔,加之權力逐漸下放,已漸有收不回來的無力感,公子、小姐心中可能已將他視為「太上皇」,彼此只存表面的尊重與淺淡的親情聯繫,在關鍵的企業發展戰略上,是否真能體會余先生的「慮患之深」,「操心之危」,恐怕還是個問號,這也是在第二代的經驗傳承上最大的危機所在。

整體而言,《中國時報》系的大陸政策似已面臨十字路口,不但在客觀形勢上經常抓不到正確的方向,在主觀意識上也常依違於新聞與政治之間,喪失了一個報人應有的風格,這種彷徨與失落,恰與《聯合報》系的堅定與自信成一明顯的對比,今後如何在余先生有限之年積極培養棟樑之才,並使第二代在眼界與器識上迅速成長,以便順利接班接業,並因應兩岸形勢的劇烈變化,應該是《中國時報》系的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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