瞻之在左，忽焉在右

台灣兩大報之一的《中國時報》，一般認為在言論上是比較傾向當權派，比較支持李登輝的內外政策，相對於另一大報《聯合報》而言，《中國時報》的立場也比較有彈性，或者可用「投機」「靈活」來形容，往往視當權派的意向而轉變，尤其在兩岸關係上的態度和所持的立場最為明顯，這是新聞界與言論界所一致公認的。

千秋功罪，一念之間

然而《中國時報》近月來的言論與報導方向，似有一些鬆動，出現了若干與李登輝政權「獨台」政策不怎麼配合的論調，頗引起言論界的重視與議論，這究竟代表了整個台灣的政治形勢的轉變，還是代表《中國時報》基於新聞良知而作的適度調整，尚有待進一步的觀察。

以9月16日的社論《臨國家之大計應出於謀國之忠與慮患之深》為例，它本是一篇為全國大陸工作會議與兩岸直航問題而寫的應景文章，看看就算了，不必太認真。然而仔細觀乎全文旨意，卻頗具微言大義，獨見巧思，是近年來談論類似問題的文章中寫得最有誠意的一篇。這篇社論從陸委會13日發表的直航「說帖」談起，指出「審度兩岸關係的前景，開放交流，其勢不可遏，因之順應民心之所趨，主動製造機勢，勿使政策推動停滯不前，方為謀國之上策」，開宗明義點出了現行大陸政策太過於被動消極。而目前的情勢，兩岸最迫切的期待，莫過於「溝通與談判」，理由有三：「一是兩岸交流以來敵意降低，二是中共國家主席楊尚昆公開宣示『同胞不打同胞』，三是吳學謙表示通航問題，乃至國旗、國號均可商量。則直航何嘗不可藉由商談解決？」因之結論稱「歷史教訓斑斑可考，千秋功罪，均在一念之間」。

天祐台灣，天祐中國

這篇社論寫得很含蓄，但頗見功力，該講的都講了，雖然只是點到為止，有心人士一看就知道其意在言外。無獨有偶，三天後（9月19日）該報二版又登出一篇台大政治學教授胡佛署名的大作《突破觀念瓶頸，開展大陸政策》，胡文不單呼應《中國時報》那篇社論，還進一步主張應及早訂出一套「北進政策」，扭轉退縮保守的大陸政策，呼籲台灣當局應放開眼界，打開心胸，善用優勢，以「謀求整體中國人的利益、地位與尊嚴」，文末還很感性的提出「天祐台灣，天祐中國」的祝福語句。

胡佛近年來很少在報端具名寫文章，若有也多用口述方式，由記者筆記整理發表，且大部份出現在《聯合報》，如今不但在《中國時報》出現，還親自執筆為文，熟悉內情人士都認為「其中必有緣故」，蓋以胡佛在法政學界的重量級地位，平常不太發言，一發言就擊中要害。該文不但反對當前保守的大陸政策，還主張要及早擬訂「北進政策」，否則就是在「凍結歷史」，如此旗幟鮮明的批判「獨台」心態與作法，尚屬首次，難怪胡文一出，政經學界都為之側目。

《中國時報》連續以社論和重量級學者的專文來批判現行大陸政策，用意何在？是否象徵報社立場已有轉變？這是很有意思的話題。這可能要從余紀忠辦報風格及其權力接班的佈局說起。

在解嚴以前，兩大報的政治立場，一般認為《中國時報》比較開明民主，《聯合報》則傾向於保守，除了報紙呈現的不同風格外，余紀忠曾留學英國，屬於知識份子出身，比較有西方民主的思想，而王惕吾則是警衛團出身，算是軍人辦報，頗有「土氣」，心態上傾向保守是可以理解的。加上在民國70年代前後，《中國時報》培養了一批優秀的新銳，衝勁十足，包括司馬文武、周天瑞、王健壯、金惟純等人，一時之間給學界的印象總認為《中國時報》是前進的、自由的，而余紀忠也常以此自豪，對《聯合報》的反動還不免要調侃揶揄一番。

企業利益掛帥

然而從74年《美洲中國時報》鎩羽，年輕新銳一個個離開報社（籌辦《新新聞》等刊物），時報的氣勢就逐漸轉弱，加上國內政治形勢的遽變，蔣經國去世，李登輝承繼大統，兩岸關係解凍，交流日漸熱絡以後，余紀忠在因應這些形勢的變化上，就顯得方寸已亂，不復當年的英明睿智，加之在個性上，余紀忠對於當權派有畏懼臣服的慣性反應，過去兩位蔣總統時代的新聞管制政策，使他對權力中樞既思開明又不得不巴結以示效忠的矛盾作法，卻因言論的大鳴大放而失去了開明改革的色彩與發展空間，反倒是對當權派的示好效忠有利於報社的發展，在企業利益掛帥的前提下，這幾年來，《中國時報》反而在言論上表現比較多迎合主流當權派的意思，對李登輝的「獨台」政策也頗為配合，倒是《聯合報》在王惕吾的領導下，以「正派經營」自居，雖然不敢與主流派公然對抗絕裂，倒也表現相當的報人勇氣，從前年2月的高層政爭，到今年3月的公民直選風波，《聯合報》不論在報導與評論上，都與主流派扞格不入，對「獨台」思想與政策的撻伐，更是不遺餘力，使得李登輝政權相當氣憤又無奈，莫怪蘇志誠會發出詛咒式的恫嚇：「要把《聯合報》從大報變小報」，可以想見，在主流派的眼中，《中國時報》是可以配合的，是友軍，《聯合報》則是失去掌控的，雖非敵軍，卻絕不是友軍。

這樣的評價，究竟對《中國時報》是福是禍，以余紀忠豐富的四十多年辦報經驗，當然心知肚明。新聞事業是良心事業，也是社會公器，更要以反映民意，製造輿論，期對執政者發生監督與鞭策作用，如果事事與當權者合作，迎合上意，不能忠實的反映民意，這個報紙就會失去社會的尊敬，影響力也會逐漸喪失，此於報格或企業發展均是不利，余紀忠近年亟思在路線上有所調整，或許是基於這樣的考慮。

不為天下先亦不為天下後

另一個壓力是，《聯合報》今年5月間在香港開辦報紙，以此為未來進軍大陸的橋頭堡，在企業發展上又領先了《中國時報》，旺盛的企圖心顯示王惕吾人老心不老，顯示《聯合報》在大戰略上的佈局永遠領先《中國時報》。而在香港辦報之後，《聯合報》的言論方向明顯主張加強兩岸的交流合作，大陸新聞不但在報導的量上大幅增加，質也提升很多，使得《中國時報》感受到強烈的挑戰，危機意識也大大提高，逼得在言論上也只好隨之大幅調整，在兩岸關係上，乃有了較從前更為開明前進的主張，這就是何以連胡佛提出的「北進政策」也不予排斥。當然，民意調查顯示直航為多數民意所趨後，余紀忠自然又發揮他那「不為天下先，亦不為天下後」的生存哲學，不得不出現以下的言論：「通航一事，在技術面上或存有若干難題，惟就其大者而言，只要台海和平獲得保障，兩岸經濟發展走向合作，則所有難題均將迎刃而解」。

《中國時報》面臨的另一個危機是人才的凋零與事業繼承上的經驗斷層。

人才斷層危機四伏

無可諱言，現今《中國時報》的高層主管，特別是言論編輯部門，多以迎合上意，曲世阿諛為職志，「政治人」性格多於「新聞人」性格，類似早年「美麗島事件」時期，周天瑞為增加報導篇輻不惜以去就相爭的新聞良知勇氣，早就不復可見。有人形容現在的時報編輯台或線上記者，很像是台灣當前政治也有主流與非主流之爭，不講品味水準，只求攀升顯貴，編採只要讓老闆高興就好。對於下一代的鑽營巴結更是明顯，目前小老闆余小姐所重用之人無不是可以登堂入室，附耳竊語之輩，至於新聞專業素養倒是餘事耳。這樣的企業文化，當然很難讓真正的人才出頭，整個時報的企業危機也在這裡。

在言論部門方面，本來就是余紀忠親自領軍，歷任總主筆不過是「余代書」而已，但從前的王作榮、汪彝定都有一定的格調，也有書生的定見與堅持，余先生也常能待之以禮。其後楊乃藩上陣，品味就略遜一籌，但「乃公」的紹興師爺性格，還能在一定程度上給余先生提出建言，有所為有所不為，大致上還不太離譜。到了現任的俞國基，則是每況愈下。俞國基以往在《北美日報》、《中報》任職過，海外歷練固然不差，政治立場卻有些虛無，忽左忽右，忽前忽後，加之平日仰體上意之餘，深感有志未伸，苟全亂世，不無明哲保身的消極心理，對余先生的意志較少抗爭，表現不若歷任總主筆的影響力。再則耳邊不時受到幸進淺薄者流的嚕囌叨擾，判斷上就不免失去準頭。

慮患之深操心之危

在權力繼承方面，不可否認的，第二代不論在器識與才情上，均遠遜第一代。余紀忠尚有一股知識份子的氣質，余建新則全身聞不到一絲報人的氣息，平日為親近小人所包圍，吃喝以示兄弟四海之情，對報業水準提升不但無益，勢必伏下企業衰敗之因。至於余小姐則志大而才疏，妄想追隨其父，擠身政壇，不但刻意競逐中央委員，平時也多喜與權貴交遊，今年先後兩度隨趙耀東、劉泰英訪問北京，如此熱中於政治，不思在報業品質上提升，實是捨本逐末之舉。余紀忠曾感歎其女「身不為男兒身」引以為憾，實則就算生為男兒身，如此不務實作法，恐怕比余建新還會惹是生非。

余紀忠可能已察覺到報業王國危機所在，也知道兩岸關係交流乃大勢所趨，因此急於打破「獨台」的言論藩籬，開展更寬廣的言論空間，因此才會在近日的大陸政策上提出較為前進開明的建言，不論是否出於真心，總算是白紙黑字，也是一種可喜的轉變。問題在於他的年紀已大，體力大不如昔，加之權力逐漸下放，已漸有收不回來的無力感，公子、小姐心中可能已將他視為「太上皇」，彼此只存表面的尊重與淺淡的親情聯繫，在關鍵的企業發展戰略上，是否真能體會余先生的「慮患之深」，「操心之危」，恐怕還是個問號，這也是在第二代的經驗傳承上最大的危機所在。

整體而言，《中國時報》系的大陸政策似已面臨十字路口，不但在客觀形勢上經常抓不到正確的方向，在主觀意識上也常依違於新聞與政治之間，喪失了一個報人應有的風格，這種彷徨與失落，恰與《聯合報》系的堅定與自信成一明顯的對比，今後如何在余先生有限之年積極培養棟樑之才，並使第二代在眼界與器識上迅速成長，以便順利接班接業，並因應兩岸形勢的劇烈變化，應該是《中國時報》系的當務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