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死善道，強哉矯

屢承惠寄《海峽評論》極感。刊中多石破天驚之論，雖未必盡能苟同，然自足擴人眼界，啟人思路也。
近作一首，承上請教。雨僧寅恪兩先生一代宗師然而均不得其死，實中國之大悲劇。此文之作實在勵薄俗而挽頹風，非僅發揚二先生之學術也。中國問題千頭萬緒，然以書生觀之，總以正人心為第一要務，先生或不笑其迂歟！

實在想不到，這麼一本薄薄的小冊子能夠給人以這麼多的教益，這麼多的啟發，尤其是它實際上不過是吳宓先生的日記中關於他同陳寅恪先生的交往的零星記述。而吳先生又自定其日記的「體例一取簡短，以期能不中斷，如電鈴之扣碼，書庫之目錄」。照說，這只能是一堆「斷爛朝報」，但是，一路讀下去，從1919年到1969年，兩位先生生死不渝的友誼，堅守中國傳統價值標準的精神，一步一步地感染著讀者，使讀者從一點一滴的事實中看到，就在我們這個時代，還有如此智慧的頭腦，如此堅貞的靈魂。

真通西學者無不通國學

陳先生與吳先生都是我的老師。那是在1943年底，陳先生從桂林廣西大學到成都燕京大學歷史系任教，到了1944年9月，吳先生出於一貫「追陪承教」的願望，利用在西南聯大輪到「休假進修」的機會，也到成都燕大來講學，而我當時正好是燕大經濟系的學生。雖然我對兩位先生的瞭解很少，但是他們的大名還是知道的。尤其是陳先生，更是久仰他是「全中國學問最大的人」。本來對我這樣一個二十來歲的青年人來說，這正是一個執書問字的好機會，但是，一來是因為當時成都的學生運動風起雲湧，我已全心全意地「投入」到「革命工作」中去了；二來是因為我當時已上畢業班，一心想湊滿學分，寫出論文，及時拿到文憑，因此竟沒有能好好利用這樣一個難得的機會，只是在學分與課時上精打細算，選了陳先生的一門《元白詩》。事實上陳先生一學期一共只講了元微之的一首《連昌宮詞》，而我則到第二學期就沒有能堅持下去了。

我沒有聽過吳先生的課，但是生活上卻要更接近一些，因為吳先生到成都後就同學生一起住在何公巷文廟的宿舍中。天下文廟的格式都是一樣的，在欞星門和大成殿之間有一個戟門，成都縣文廟的戟門築在一個隆起的高台上，兩邊還各有一間耳房，東邊的一間就是吳先生的宿舍，而我們做學生的就住在泮池東西的兩廡，與吳先生的住處還不到一箭之遙，兼以吃飯洗澡都在同一個飯廳、同一個澡堂，所以生活上可以算是很接近了。但是我總覺得自己不是外文系的學生，對於我沒有受業稱弟子的老師只能敬而遠之。所以雖然與吳先生在同一個院子裡住了將近一年，卻並無交往。回想起來，這真是莫大的損失，然而我當時還因為他是所謂「學衡派」而對他懷有「激進青年」共有的偏見。

無論是陳先生還是吳先生，給我的「第一印像」都是全然不像什麼「名教授」。拿陳先生來說罷，當時不過五十四、五，但已顯蒼老，穿著一件舊大褂，書和講義都用一塊舊布包包成包袱夾在腋下，走起路來低著頭、彎著腰，頗像我們家鄉的裁縫師父。怎麼樣也看不出是一個王謝門庭的烏衣子弟，更看不出是留學東西洋長達18年，哪家的學位都不要，而各國學府又爭相延聘的超級洋博士。吳先生也是一襲布袍，一雙布鞋，一付厚重嚴正的樣子，看不出什麼一往情深於「柏拉圖式戀愛」的浪漫情調，樣子與其說是西洋文學的教授，還不如說是一個教私塾的老夫子。這些印象當時很使我驚奇，只是過了許多年以後，讀的書多了一些，見的人也多了一些，我才懂得，真通西學者無不通國學。不通國學而通西學的人，在中國是沒有的，也是不可能有的。

《吳宓與陳寅恪》是吳先生的女公子吳學昭編的。但是可以說它的真正作者是吳宓，而書中的主角則是陳寅恪。吳先生對陳先生的傾慕也許只有博斯威爾對約翰遜博士可比。但是這點我在成都的時候是不知道的，直到讀了這本書以後，才瞭解到這種在中國歷史上可以追蹤左伯桃與羊角哀、鍾子期與俞伯牙的友情。

「字字精金美玉」

吳先生的日記裡說，他在哈佛大學留學時，一見陳先生「即驚其博學，服其卓識」，「雖係吾友而實為吾師」。1921年回國後，還一直與陳先生通信不輟，1925年，在中國學術史上放過異彩的清華國學研究院籌建，吳先生受命出任主任，立即推薦當時還在德國的陳先生為教授。從1926年到1937年，兩人一直在清華大學為同事。在陳先生授課時，吳先生總是擠出時間去聽那「字字精金美玉」的講演。抗戰開始以後，兩人一起隨校南遷，共事於西南聯大。後來，陳先生除曾一度赴香港、桂林任教外，又於1943年底到成都燕京大學。半年以後，吳先生也轉到成都。但是沒有多久，右眼早已失明的陳先生左眼又患網膜剝離，於是入存仁醫院動手術，而吳先生則天天去看望。我當時並不瞭解這些情況，但是回想起來，吳先生面有重憂，踽踽獨行於陝西街（醫院）與何公巷（宿舍）之間的形象還依稀在目。不久，抗戰勝利，陳先生出國治病，而吳先生則還「在夜深人靜時，為老友治好眼疾，恢復視力而默默祈禱」。兩人從此一別16年。一直到1961年夏天，在重慶西南師範大學任職的吳先生，在歷經反右派、大躍進、反右傾，困難時期種種重大變故以後，無論如何放心不下老友，利用暑假，間關千里到廣州去看在中山大學執教的陳先生。相聚不過五天，結果則正如陳先生贈吳先生的詩中所說「暮年一晤非容易，應作生離死別看」，成了兩位老友最後之一面。五年以後，文化大革命爆發，兩先生異地同難。1969年，陳先生為預挽陳師母而寫下了淒絕千古的對聯「涕泣對牛衣，冊載都成斷腸史；廢殘難豹隱，九泉稍待眼枯人」以後於10月7日病逝，一個半月以後，陳師母繼之去世。而千里之外備受摧殘的吳先生卻還在不斷打聽陳先生的消息。在一切都無結果之後，竟以「牛鬼蛇神」之身，不惜冒挨鬥挨批的風險於1971年9月8日寫信給中山大學革命委員會，詢問「在國內及國際久負盛名之學者陳寅恪教授」的下落。答覆當然是不會有的，吳先生自己也終於在「批林批孔」中以拒絕批孔被打成「現行反革命」而死。而在1973年6月3日，也就是陳先生死後將近三年，他還寫下了這樣一段日記：「夜一時，醒一次，還睡。4:00又醒，適夢寅恪兄誦其新詩句『隆春乍見三枝雁，』莫解其意。」看到這裡，我真願意相信彼岸世界是有的，好讓這兩位老朋友能在天上，哪怕在地下重聚。

「朋友，以義合者也」。兩位先生之所以生死全交正是因為他們都是「以義命自持」的人。早在1919年，吳先生在哈佛大學初見陳先生時就記下了他的言論：「天理人事之學，精深博奧者，亙萬古、橫九垓而不變，凡時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國經世尤必以精神之學問（謂形而上學）為根基。」這番話正是使吳先生視陳先生為同道而服膺終身的原因。1927年王國維自沉昆明湖以後，陳先生作有《王觀堂先生輓詞》，其序中說「吾中國文化之定義，具於白虎通三綱六紀之說，其意義為抽像理想最高之境，猶希臘柏拉圖所謂IDEAS者。」吳先生不但極贊其「陳義甚精」，而且在6月3日的日記中寫道：「宓之身世境遇不同。然宓固願以維持中國文化道德禮教之精神為己任者。今敢誓於王先生之靈，他年苟不能實行所志而腆忍以沒，或為中國文化道德禮教之敵所逼迫義無苟全者，則必當效王先生之行事，從容就死。惟王先生實冥鑒之。」果然，他後來寧願挨打致殘至死也不願隨聲附和批孔。陳先生則在晚年自白「默念平生固未嘗侮食自矜，曲學阿世」。中國人雖然多，在那個時候而能說這樣的話的人卻真是很少很少。他們是實踐了自己的原則的，真正實踐了自己的原則的！

立異以後還要求同

世人都知道陳先生是偉大的史學家，也都知道陳先生是海通百年以來中國唯一遍讀中國、印度、西洋三大文化系統的大經大典而能博通綜析的人，因此總希望能知道他在東西文化上一些更宏觀的見解。但是陳先生謹守西方學術界的戒律，在著作中絕口不談不是他本行的話。幸運的是，我們現在居然可以從吳先生的日記裡看到他的一些微言大義了。

因為陳先生自己說過自己的「思想宥於咸豐同治之世，議論近於湘鄉南皮之間」世人往往視之為守舊派。然而，現在我們知道他其實也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刻的批評者。就在發生五四運動的那一年，他就在美國對吳先生說：「中國之哲學美術遠不如希臘，不特科學為遜泰西也。但中國古人素擅長政治及實踐倫理學，其言道德唯重實用，不究虛理，其長處短處均在此。長處即修齊治平之旨，短處即於實事之利害得失觀察過明而乏精深遠大之思。」陳先生還認為「佛教於性理之學METAPHYSICS獨有深造，足以救中國之缺失」。佛教之盛於中古而道學之興於趙宋原因即在於此。而程朱之徒之所以援佛入儒，就是為了「避其名而居其實，取其珠而還其櫝」。據吳先生說，他們那個時候就已深深意識到，中國學術「必將受西方沾溉，非蛻故變新不足以應無窮之世變。」可惜，這種思想之深刻直到60年後才漸漸為世人認識。

再譬如，僅僅由於麥克斯·韋伯關於儒學阻礙了中國人的商業意識的一番議論，幾十年來也不知道引發了多少中西學者的筆墨唇舌。然而陳先生早就指出，中國人有「經營商業之長技……當可為世界之富商。」以近十多年的事實看，那麼多的筆墨唇舌真是只能令人啞然失笑。雖然如此，陳先生也看到了，只要中國人「偏重實用之積習不改，所謂最實用者乃適成為最不實用」。「今人誤謂中國過重虛理，（因此）專謀以功利機械之事輸入而不圖精神之救藥，勢必人慾橫流，道義淪喪，即求其輸誠愛國而不可得。」在這裡，陳先生難道不正是對70年以後的我們痛下針砭嗎﹖

陳先生最為軼群絕倫的地方還在於：他的大多數同時代人只是致力於辨明中西文化之異，企圖通過「用夷變夏」來棄舊圖新，而他卻致力於探求中西文化之同。雖然早在1932年，陳先生在對馮友蘭著《中國哲學史》的《審查報告》中就已提出，中國的新文化「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傳統，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求得「相反而適相成」，因而使世人知道了他力求匯通中西的願望，但是直到現在我們才從吳先生的日記中知道他立論的根據。原來陳先生在本世紀初就已看到了近世盛極一時的西方文化實在是希臘－羅馬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兩種異質文化撞擊融和，相反相成的結果。回頭看起來，當中西兩大文化最初遭遇的時候，世人眩目驚心，立異大概是不可避免的階段。然而立異以後還是要求同，這才是歷史性的眼光，世界性的襟懷！

「先覺有常刑」

說實在的，即使以史學家而論，也只有陳先生是真正繼承了司馬遷所謂「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傳統的人。然而這樣的人已經不僅是史學家而同時是思想家了。可是陳先生卻始終謹守家法，從不為逾限越界之論，只是在與知交的言談之中才表露其真知灼見。在現代化必須與本民族的傳統相接合已成為世人的共識的今天，我們已經能懂得，陳先生的悲劇並不在他的守舊而正在於他的超前，這就是所謂「先覺有常刑」！看吳先生的記述到這種地方，真是不能不興「痛為神州失斯人」之感而每欲掩卷一慟。傷哉！

吳先生的日記雖然簡略，對陳先生抄給他的詩卻一定錄存。因此在這本書裡可以看到不少《寒柳堂集》失收的佚詩，嘉惠後學，實匪淺鮮。可能是為其尊人三立先生的大名所掩，寅恪先生從不以詩名家，可是我卻和吳先生有同好，以為陳先生的詩至少是同光以後第一人。於哀感頑艷之中還有一種如觀堂所說像釋迦耶穌那樣擔負人間苦難的氣慨，間作豪語，如「此生遺恨塞乾坤」、「夕陽四海對無人」之句，猶不過其較為表露者而已。更加難得的是，陳先生以史學家的洞察力常常能敏感到歷史未來的發展。他不惜犯詩家之忌，於丙子、戍寅兩度復用一聯：「讀史早知今日事，看花猶憶去年人」，實在是因為他真的是看出了一個文化系統崩潰以後必然出現的社會失序現象。吳先生說「寅恪可謂先識之士矣」，這話是一點不錯的。陳先生有言：「所南心史，固非吳井之藏；孫盛陽秋，同是遼東之本。」後有來者，探微索隱，應當可以看到陳先生詩中的深心密意。此則又如龔定盦所謂「他年金匱如搜採，淡墨堆中有廢興」者矣！

看花猶憶去年人

吳先生的日記還記了一些當時看似尋常，而現在看來已成隔世的事情。譬如，他作為清華國學研究院的主任於1925年2月13日「持清華曹雲祥校長聘書恭謁王國維先生，在廳堂向上行三鞠躬禮」。使我們知道了咱們中國還有過這麼尊師重道的時代。再譬如，吳先生在1921年6月在哈佛大學研究院畢業，本可繼續深造，但決定提前回國，只因為「宓每念國家危亡荼苦情形，神魂俱碎」。原來那時的留學生並不是都像今天人們以為的那樣要為「毅然放棄優裕的生活」而作一番思想鬥爭的。……

不論怎麼說，《吳宓與陳寅恪》最感人的地方還在於兩先生的人格力量。1961年8月，吳先生在日記中記述與陳先生重聚時的印像，雖然一如舊例，著墨無多，還是談到了「寅恪兄壁立千仞之態度」。稱道其「思想及主張毫未改變」。「在我輩個人如寅恪者則仍信中國孔子儒道之正大……我輩本此信仰，故雖危言行殆，但屹立不動，決不從時俗為轉移。」兩先生的志節是始終一貫的。早在1929年的《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中，陳先生已提出知識分子永恆的價值標準是要堅持「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這一點上，兩位先生是絕對不肯作出任何讓步與妥協的，哪怕「生平所學供埋骨，晚歲為詩欠砍頭」也罷！而正是在這一點上，兩位先生不僅以其學術，而且以其生命發揚了中國文化傳統中最優秀的傳統，繼承了中國人做人原則中最根本的原則。做到這一點是不容易的，半個世紀以來，我們看慣了那種陳先生所謂「插標賣首」的人，那種俯仰隨人，阿諛取容，乃至自誣賣友，叛師辱親的人，真是「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像兩位先生這樣的特立獨行之士卻屈指可數。然而，「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自古「經師易得，人師難求」，只要有兩先生這樣的典型在，人們就有所師法，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就不會斷滅，中國的現代化就不會失去根。關於這一點，陳先生自己也知道他和吳先生這樣的人不會永遠是孤獨寂寞的，他不是說過嗎：「今生積恨應銷骨，後世相知倘破顏。」

贊曰：卓哉先生，邦國之寶，瞻焉在前，仰之彌高。仲尼曰：「篤志好學，守死善道。」又曰「國無道，至死不變（其操），強哉矯！」◆